作者：我方團隊張嵚

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大宋樞密副使富弼，這位當年怒懟遼皇，刀兵加身都不變色的硬漢，卻突然告訴宋仁宗“自己很害怕”。他害怕什么呢？因為這幾年，北宋三四十個州都鬧“盜賊”。而且這些盜賊絕不小偷小摸，通常是大白天得意洋洋殺進州城，把府庫搶個精光。如此“敞亮”景象，怎能不叫這位大宋高官惶恐不已，以至于“每念及此，不寒而戰”。

富弼“很害怕”的這個時代，是北宋仁君宋仁宗在位的慶歷年間。這個時代，乃至宋仁宗執政的四十年，至今常被大唱贊歌，甚至還被冠以“最好的四十年”之類的榮耀光環。這么一個好時代，真有富弼說的那樣一塌糊涂？

對于大多數臣子來說，宋仁宗確實是個好皇帝，這位皇帝在位四十一年，每天都是一貫的好脾氣。朝堂上被包拯噴了滿臉唾沫，照樣是強撐著不生氣。在他手下為官，不但不用提心吊膽，官做到富弼那種級別的，都是“工資基本不動”，領福利到手軟。普通的文官，也是混滿三年日子就升官，開開心心升職加薪，如何不是好時代？

對于文人們來說，這當然更是個好時代：官員“編制”比宋初暴漲了一萬多人，安安心心享受有錢有閑的官場生活。既然有錢有閑，當然就少不得吟風弄月，于是大宋的詩詞書畫等各門類藝術，也是井噴般發展。兩宋文化史上最拿得出手的英才，幾乎全云集在這四十年。以這繁華景象是，也確實是“最好的四十年”。

但是，這個時代嘔心瀝血一輩子的富弼，卻以他的這聲惶恐，戳破了這個“最好四十年”的遮羞布。以富弼的嘆息說：“非盜賊果能強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張”。說白了，大宋發展到宋仁宗年間，就到了這種“揭不開鍋”的地步了。

有多“揭不開鍋”？先看一個基本問題：宋仁宗年間，官員的工資福利一漲再漲，“饋贈”給遼國西夏的“歲幣”也是一加再加。可這繁華究竟是誰來買單？野史里的大清官，正史里的大宋直臣包拯一語道破：“重率暴斂，日甚一日”。就是靠橫征暴斂，從苦老百姓手里刮錢。被“刮”的尤其狠的，就是農民。

有多狠？先看田賦。北宋的田賦，承襲自唐代兩稅法，理論上稅率比唐朝低，操作起來卻是另一樣，首先是附加稅極多，基本是隔些年就要加，以宋仁宗年間名臣韓琦的統計說，當時北宋農民要交的附加稅“雜錢”，有牛皮、農具、鹽、鞋等十多種名目，五代時的“身丁錢”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繼承”下來。連精于算計的北宋大科學家沈括都說，北宋農民要交的苛捐雜稅，簡直是“名件繁瑣”。

比田賦更坑的，還有北宋的勞役。北宋的勞役十分繁重，而且由于北宋勞役制度繁瑣，可鉆的空子也就多。有錢人往往能巧立名目，把本該負擔的勞役，統統甩鍋給苦老百姓。家里稍有點錢的普通百姓，往往被強制充任“衙前”，負擔相關差役，而且最忙的勞役，通常都是農忙時節，服一次役就傾家蕩產。

所以，為了逃避勞役，宋仁宗年間的農民們，也是“智如泉涌”。有的“孀母改嫁”，有的“親族分居”，甚至不敢“多種一桑”“多置一牛”。別看后世歷史票友常調侃“宋朝自耕農富裕”。但在宋仁宗年間，敢說哪家農戶是“富戶”？那簡直比要他家命還恐怖——就是這要命的勞役鬧的。

農民如此悲催，村里的有錢人，難道不能先獻愛心？同樣是宋仁宗年間，還是憤怒青年的司馬光，就曾憤怒抨擊：北宋農村的有錢人，別說納稅服役，還經常把上門的里長打出去。簡直是“稅不可督”，然后“所差戶長輒逃去”。

而以北宋中期名臣吳充的嘆息，北宋農民為躲賦役逃亡，早已是見怪不怪的現象。好些人更是“不得已而為盜賊”。那些縱橫各州，讓硬漢富弼都感到害怕的“盜賊”，都是這么來的。

盜賊如此猖獗，那大宋的軍隊呢？在宋仁宗“最好的四十年”里，這事更是無比怪異：除了與西夏的短期戰爭外，宋仁宗年間大多數時候還算太平，可國家“重率暴斂”摟來的錢，除了養官就是養兵，明明和平年代，宋仁宗之前，大宋禁軍不過90萬人，到了這“最好的四十年”，一口氣暴漲到125萬。

養了這么多兵，那么“盜賊”大白天流竄時，怎么還用不上？宋仁宗年間名臣歐陽修說，單是百萬宋軍用的兵器，百分之八十都不合格。尤其是地方州郡的武器，以同時期張方平的話說，那更是“實皆濫惡”。比這更不靠譜的是兵，宋仁宗時代另一名臣田況，曾生動描述大宋士兵的操練現場：最精銳的大宋騎兵，不過能騎馬開五六斗弓，發射出來的箭，放出去就掉身邊。這樣的廢物兵，上去基本送死。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這個“最好的四十年”里，會有富弼“不寒而戰”的景象：盜賊四處橫行，官府官兵紛紛躲貓貓。雷景象的背后，是一個繁華表象下，正在悄然腐朽的大宋朝。甚至“靖康之恥”的很多大坑，也都是從此挖下。

如果要回看宋仁宗“最好的四十年”，這觸目驚心的教訓，比多少風花雪月的宋詞，都更有價值。

參考資料：《宋史》《宋會要》、朱伯康，施正康《中國經濟通史》、仲偉民《宋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