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大多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誕生于羅馬帝國境內，提倡人與人之間要忍耐、順從和包容，因而，被羅馬的統治階級所利用，成為了羅馬國教。

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不僅讓基督教內部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還讓歐洲北部的大部分人開始反對羅馬天主教，使得羅馬教皇失去了歐洲北部的精神統治權，損失慘重。

之后，一些信仰基督教的知識分子極力想挽回這種勢態，于是，他們把目光盯向了世界的東方，打算離開家鄉遠赴東方傳教從而擴大影響力，以此，來彌補在歐洲造成的損失。這些具有維新思想的基督教徒們，為了維護教皇的統治和反對宗教改革成立了許多組織，其中就有天主教最大的男修會——耶穌會。

1534年，西班牙貴族出身的羅耀拉在巴黎創立了耶穌會，于1540年，得到了教皇保羅三世的批準，并當選為會長。羅耀拉曾在巴塞羅那和巴黎的幾所大學攻讀，后來，又創辦了羅馬學院和德國學院。可以說，他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也為他日后的宗教活動積累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經歷了這突如其來的巨大沖擊，天主教也在內部反思，他們認為：要想穩定住自己的勢力范圍，就必須進行自身的改革和完善。

羅耀拉不再贊同羅馬教會的陳規陋習，比如：苦修、齋戒、統一服裝等，他大膽創新，靈活多變，有著自己獨到的眼光和遠見。主張從事社會、經濟、政治各個領域的各種事務，比如：創辦學校、醫院，投資工商業，進行科學研究等，還可以進行海外傳教。

羅耀拉把自己的一生忠誠地奉獻給了宗教事業，到他1556年去世時，其會士已經遍及世界各地。其中，到中國的傳教士中，影響比較大的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盡管，耶穌會對教皇是絕對的忠誠，但是，他們還是能夠積極參與政商學各個階層的活動，所以，從另一層意義上來說，耶穌會的傳教也是一種文化交流。他們通過自己的文化活動，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融合。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后來的鴉片戰爭和列強入侵打破了這種和平交流，但是，兩種文明曾經的碰撞卻意味深長，特別是最早到達東方的傳教士沙勿略，他的傳教思路對后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十六世紀中期，沙勿略作為耶穌會最早的傳教士遠赴亞洲的日本、印度傳教。

在傳教的過程中，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他看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傳教士，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淵博的知識，而且，傳教首先必須要學會本地的語言文字，再者，要想擴大基督教的影響力，還必須把西方已經發展起來的自然科學利用起來。

一心想到中國大陸傳教的沙勿略，雖至死也未能踏上中國的領土，但是，他的精神卻鼓舞了耶穌會的后人，為后來的傳教士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明朝中期，傳教士利瑪竇能夠在古老的中國傳教成功，正是得益于沙勿略的傳教經驗。

利瑪竇來到中國，首先，把自己融入到中國的風土民俗中，不僅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利瑪竇”，還努力學習漢語，仿穿中國服飾，認真傳播自然科學知識，用中文版本來傳教，并將全身涂滿橄欖油的天主教葬禮，改為了只在額頭涂油的遵從中國禮節的風俗。

是這種入鄉隨俗的文化活動，使得利瑪竇能夠在中國順利傳教。

耶穌會在宣傳天主教教義和從事科技活動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就偏離了主導方向。

利瑪竇來到中國的初衷是：在中國這塊神圣的領土上傳播宗教，并至死侍奉天主。然而，當他以從事科技活動，使傳教能夠順利進行時，無形之中便本末倒置，把注意力轉移到了這方面。后來，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也因為傳播西方的科技文化，得到了中國方面的重視。

另外，傳教士還利用西藥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瘧疾，使西醫也得到了中國人士的好評。南懷仁在天文歷法和火炮方面造詣頗深，深得康熙皇帝的賞識，成為了康熙的科學啟蒙老師，并且，負責當時天文臺的研究工作，為天文科學和火炮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被封為工部侍郎，官至正二品。

這些來華的傳教士，在傳教的過程中，盡力遵從中國的習俗，允許教徒拜天祭祖。然而，他們的這一行徑，卻直接引起了羅馬教廷的憤慨，羅馬教廷認為：拜天祭祖是迷信活動，與教義相違背，并斥責傳教士失職，要求他們回到西方進行辯論。

對此，傳教士們寫好了關于中國信仰和文化方面的答辯文章，說明了拜天祭祖是中國人的禮儀，并非迷信。康熙皇帝在看了這些文書后，也是大加贊賞，非常支持他們，并對文書給予了高度評價。

然而，羅馬教會方面卻是寸步不讓，雙方由此產生了激烈的矛盾沖突。而這些傳教士，如果回去的話，他們的教籍身份都會成問題，恐怕連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在這一籌莫展之際，康熙皇帝大開綠燈，給這些來華的傳教士許諾道：“你們可以終生留在中國傳教，永遠可以不回去，我給你們發綠卡。”

這些人算是第一批拿到中國綠卡的西方人，此后，包括湯若望、南懷仁在內的一大批外國傳教士到死都沒有回國，并永遠長眠在了中國的土地上。

參考資料：

【《耶穌會士圣方濟各·沙勿略年表》、《西方要紀》、《清圣祖實錄》、《中國典籍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