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傳饒毅舉報院士造假：科研誠信建設該如何出招？

■ 觀察家

為有效改善我國科研誠信狀況的國際國內觀感，避免過度炒作，應對事不對人，依法依規、嚴格有序地處置科研造假爭議。

時值冬月，初雪將至未至，網上忽傳饒毅教授向自然科學基金委實名舉報三位同行論文造假。據饒毅教授回應，這是一份尚未發出的草稿，而基金委亦第一時間表示“正在了解相關情況”。

鑒于近日接連兩起被關注的院士造假、剽竊事件，此事的引爆堪稱“學術地震”。令學界乃至普通民眾不能不關切的是，相關部門何以應對接二連三雪崩般的科研造假爭議？國家近年來相繼出臺的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意見和規則又如何有效落實？

眾所周知，科學是人類探究知識的活動。任何科研成果被視為知識的前提是，科學共同體乃至全社會相信其真實不虛。作為一項集體性和無止境的事業，科學研究必須建立在誠信之上。作為后發國家，中國要邁向科技強國，科學家在全社會的崇高信譽和科學家之間的相互信任無疑更是不可或缺。

但不難看到，科研活動特別是成果發表和項目申請往往與科研人員的各種現實利益掛鉤，難免使人偏離其原有方向。而這也是一個世界性問題。起初，科學研究以基礎研究和學術研究為主，科研誠信一方面依靠研究者自覺地遵循科學精神，另一方面通過同行評議等科學共同體的自治得以保障。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研究成為經濟發展和國家競爭的主戰場，致使科研從業人員劇增、應用研究增多和學術職位競爭加劇，也使科研造假等科研不端行為頻發。為此，各國管理部門、大學和科研機構逐漸建立起相應的舉報、調查和懲處機制。

實踐中，這一機制有兩個顯見特征。其一是及時回應和嚴肅查處，其二是依照嚴格的程序展開質詢和辯論。在此過程中，相關被調查對象，無論地位高低，都應該依照及時而嚴格的程序，接受專門的調查委員會的質詢，同時也可以提出反訴。

上世紀80-90年代，在著名的“巴爾的摩案”中，諾貝爾獎得主、美國分子生物學家巴爾的摩，因在他指導一篇有造假嫌疑的論文上署名，而接受了科學誠信辦公室的調查，甚至不得不辭去洛克菲勒大學校長之職。此案一度請美國特勤局取證，但被告后來提出上訴，最終以控方證據不足而被裁定為無罪。有人或許會為巴爾的摩叫屈，但要看到重要的是過程——依照程序嚴格查處這一必要的程序正義是遏制科研不端的制度保障。

本世紀以來，我國逐漸發展為科研大國，相關主管部門在科研誠信和科學道德學風建設方面也不遺余力。但對這次出現的“雪崩”態勢，也必須有較為全面客觀的認識。

首先，對科研誠信問題的及時回應已是大勢所趨。我們看到，這些事件一旦出現，相關責任主體一般會做出正在了解和調查的回應，為及時處理問題開了好頭。

其次，按程序查處是這次系列事件中有可能進擊的突破口。可以理解，鑒于科學共同體與主管部門、科學家形象與國家形象、條塊管理和國家治理等之間太多盤根錯節的糾纏與張力，特別是科研造假嫌疑人的特定身份帶來的各種顧忌，難免使各方相互觀望。但為了有效改善我國科研誠信狀況的國際國內觀感，避免過度炒作，不如對事不對人，依法依規、嚴格有序地處置。當然，在具體處理中也要有實踐智慧。

其三，要以穩中求進為基本策略。這次系列事件的爆發表明，科研誠信問題積弊日久，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操之過急難免過猶不及。

客觀講，我國的科研誠信建設尚處于規范和規則制定階段，相關治理還在軟法和硬法的中間地帶。管理部門應拿出日拱一卒的精神，通過對每次系列事件的積極穩健的應對，能夠將誠信建設往前推動一小步就不算壞。

放眼未來，中國的科學強國之路要靠每個人拿出最大的努力、耐心和智慧；只要一步一個腳印，有理由相信，中國科研誠信的剛性約束力的形成有水到渠成的一天。

具體到饒毅教授實名舉報院士學術造假這次事件，我們期待有關方面能以權威調查，用縝密公正的結論來還原真相、撫平爭議。

□段偉文（中國社科院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郭澤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