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有辜鴻銘、林語堂、陳寅恪、傅斯年這些先驅們在國際學界著述，但他們的聲音畢竟是十分徽弱的。今天，應當果斷地轉變翻譯的方向，從外譯中轉向中譯外，使得中國的文化學術思想和文學作品能夠躋身于世界優秀文化學術和文學之林。

原文 ：《轉變翻譯方向，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學》

作者 |清華大學 王寧

重新強調世界文學的建構意義重大

在今天的全球化語境下，隨著世界文化和世界語言版圖的重新繪制，世界文學已成為一個我們無法否認和回避的審美現實：通過翻譯的中介，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在多個國家和不同的語境下廣為流傳；一些具有雙重甚至多重國籍和身份的作家在跨文化的語境下從事寫作，涉及一些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文學研究者自覺地把本國的文學放在世界性的語境下來考察和比較研究，等等。這一切都說明，在今天的語境下重新強調世界文學的建構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但此時的世界文學之內涵和外延已經大大地擴展了，它逐步摒棄了早先的“烏托邦”色彩，帶有了更多的社會現實和審美意義，并且對我們的文學理論批評和研究有著直接的影響與啟迪。在今天的文學研究中，傳統的民族／國別文學的疆界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沒有哪位文學研究者能夠聲稱自己的研究只涉及一種民族／國別文學，而不參照其他的文學或社會文化背景知識，因為跨越民族疆界的各種文化和文學潮流已經打上了區域性或全球性的印記。在這個意義上說來，世界文學也就帶有了“超民族的”(transnational)或“翻譯的”(translational)的意義，意味著共同的審美特征和深遠的社會影響。由此看來，世界文學就遠不止是一個固定的現象，而更是一個“旅行”的概念。

辜鴻銘

沒有翻譯，一些文學或被“邊緣化”

在世界文學“旅行”和流通的過程中，翻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沒有翻譯的中介，一些文學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學傳統中處于“死亡”或“邊緣化”的狀態。同樣，在世界各地的旅行過程中，一些本來僅具有民族／國別影響的文學作品經過翻譯的中介將產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響，因而在另一些文化語境中獲得持續的生命或來世生命。而相比之下，另一些作品也許會在這樣的“旅行”過程中由于本身的可譯性不明顯或譯者的誤譯而失去其原有的意義和價值，因為它們不適應特定的文化或文學接受土壤。這就說明，世界文學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語境中有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因此，在對待具體作品時，我們不妨采用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的態度來評價產生自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文學。在我看來，將文化普遍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這兩種態度結合起來，我們就能得出較為公允的結論：一種世界性的文學正是通過不同的語言來表達的，因此世界文學也應該是一個復數的形式。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有兩種形式的世界文學：作為總體的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和具體的世界各國的文學(world literatures)。前者指評價文學所具有的世界性意義的最高水平的普遍準則，后者則指世界各國文學的不同表現和再現形式，包括翻譯和接受的形式。

陳寅恪

判定作品是否屬于世界文學應有不同標準

在我看來，我們在使用“世界文學”這一術語時，實際上已經至少賦予它以下三重涵義：(1)世界文學是東西方各國優秀文學的經典匯總。(2)世界文學是我們的文學研究、評價和批評所依據的全球性與跨文化視角及比較的視野。(3)世界文學是通過不同語言的文學的生產、流通、翻譯以及批評性選擇的一種文學歷史演化。

既然我們并不否認世界文學是一個動態的概念，而且它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語境中可以呈現為不同的形式，那么評價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屬于世界文學也就應當有不同的標準。一方面，我們主張，任何一部文學作品要想進入世界文學的高雅殿堂，我們對之的衡量標準就應該是共同的，也即這種標準是具有普世意義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考慮到各國/民族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兼顧到世界文學在地理上的分布，也即這種標準之于不同的國別／民族文學時又有其相對性。否則一部世界文學發展史就永遠擺脫不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藩籬。

林語堂

判斷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屬于世界文學，仍然有一個相對客觀公認的標準。按照我本人的看法，它必須依循如下幾個原則：(1)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時代精神；(2)它的影響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語言的界限；(3)它是否收入后來的研究者編選的文學經典選集；(4)它是否能夠進入大學課堂成為教科書；(5)它是否在另一語境下受到批評性的討論和研究。在上述五個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個方面是具有普遍意義的，而第三和第四個方面則帶有一定的人為性，因而僅具有相對的意義。但若從上述五個方面來綜合考察，我們就能夠比較客觀公正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屬于世界文學。

傅斯年

轉變翻譯方向，重塑文學大國形象

在過去的一百年里，在西方文化和文學思潮的影響下，中國文學一直在通過翻譯的中介邁向現代性認同進而走向世界。但是這種“走向世界”的動機多少是一相情愿的，其進程也是單向度的：中國文學盡可能地去迎合（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潮流，仿佛西方有什么，中國就一定要有什么。久而久之，在那些本來對中國文學情有獨鐘的西方漢學家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并不值得研究，因為它過于“西化”了，值得研究的只是19世紀末以前的中國古典文學。因此，在中國的保守知識分子看來，這種朝向世界的開放性和現代性不諦是一種將中國文化和文學殖民化的歷史過程。在這方面，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的現代性進程，破壞了由來已久的民族主義機制。對于許多人來說，在這樣一種“殖民化”的過程中，中國的語言也大大地被“歐化”或“西化”了。但在我看來，這無疑是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種形式的現代性――中國的現代性的一個直接后果，其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和理論思潮被翻譯到了中國，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作家的創造性想象。經過這種大面積的文化翻譯，中國現代文學更為接近世界文學的主流，同時，也出現了一種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它既不同于中國古典文學，也迥異于現代西方文學，因而它同時可以與這兩者進行對話。因此一種新的文學才得以誕生，并有助于建構一種新的超民族主義。應該說，這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步，但它卻不是我們最終的目標。另一方面，世界文學始終處于一種“旅行”的狀態中，在這一過程中，某個特定的民族／國別文學作品具有了持續的生命和來世生命。這一點尤其體現于中國近現代對西方和俄蘇文學的大面積翻譯。可以說，在中國的語境下，我們也有自己對世界文學篇目的主觀能動的選擇。

今天，當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和政治大國時，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就是要重新塑造中國的文化和文學大國的形象。在這方面，翻譯又在促使中國文學更加接近世界文學主流方面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當下，中國的文學翻譯現狀又如何呢？可以說，與經濟上的繁榮表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迄今只有為數不多的古典文學作品被譯成了外文，而當代作品被翻譯的則更是鳳毛麟角。有的作品即使被翻譯成了外文，也大多躺在大學的圖書館里鮮有人問津。這自然不能完全歸咎于翻譯，其中的復雜因素需另文分析。因此，當我們今天重新估價五四時期在大面積翻譯介紹西方學術理論思潮和文學作品的巨大功績時，也應當指出其中的一個失誤，即忽視了向世界介紹我們自己的文化和思想。雖然有辜鴻銘、林語堂、陳寅恪、傅斯年這些先驅者們在國際學界著述，但他們的聲音畢竟是十分微弱的。今天，一個強大的中國再度崛起，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翻譯介紹國外的學術思想和文學作品，而應當果斷地轉變翻譯的方向，從外譯中轉向中譯外，使得中國的文化學術思想和文學作品能夠躋身于世界優秀文化學術和文學之林。這應該是我們在今天全球化語境下重提世界文學與翻譯的意義。

文章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320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