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鐸行書《沙河鎮作軸》
行書《沙河鎮作五言律詩軸》被張大千稱為王鐸書法的無上神品，1951 年他在香港購得此軸后，題下跋識、簽條，寄往泰國，禮贈好友晉嘉先生。
是作作于庚辰秋九月，也就是明崇禎十三年、公元 1640 年的 8 、 9 月間。此前 —— 崇禎十一年（ 1638 ），他被朝廷任命為禮部右侍郎、教習館員，兩個月后，又增命為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接二連三的任命，說明崇禎皇帝對他的賞識。禮部在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重要的官署，設自北周，隋唐時列為六部之一，掌禮儀、祭祀、貢舉等職。經筵講官則是一個身份崇高的職位，在明代必須是翰林院學士方可充任，其任務是為皇帝講解經傳史鑒。王鐸學富才高，得此任用，名副其實。然而他或許不知道，他一生的悲劇就是從他走進官場開始的。
此時的明皇朝內外形勢嚴峻，崇禎十一年（ 1638 ），滿洲的皇太極再次大規模舉兵關內，明朝官軍接連受挫；李自成、張獻忠則在內地分別攻占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明王朝處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而朝廷內部主戰派和主和派的斗爭愈演愈烈，兵部尚書楊嗣昌主張邊事議和，遭到朝中正義之士的強烈反對，王鐸的好友、同科進士黃道周在崇禎帝召對時，更是對此事力陳己見、抗疏論辯，毫不留情地批駁了議和派的主張，但是結局是，他遭到了貶官六秩的處分。照說，這一切的前因后果王鐸都知道，然而僅僅過了十九天，這件 “ 事關宗社 ” 的大事焦慮得讓他 “ 食不下咽，寢不安枕 ” ，他顧不上個人名利與安危，毅然上疏， “ 言邊不可撫。為禍甚大！ ” 矛頭直指楊嗣昌，使得楊嗣昌及主和派大為惱怒。楊使人言于崇禎帝，要求 “ 廷杖 ” 王鐸。廷杖是皇帝對有罪官吏的酷刑，自明朝正德以后，受刑者須剝衣裸身，由廠衛（明代的特務組織）施刑，所以廷杖之罰等同死刑。消息傳出，王鐸的家人為此惶恐得哭泣流淚，王鐸卻視若無事，毫不畏懼。幸而崇禎帝沒有加罪于他，王鐸免于一死。
不久，經筵開講，王鐸講孔子《中庸 · 唯天下至圣》章。他結合實際，論及時事，講著講著，這位書生氣十足的藝術家竟然在經筵上放馬由韁，其鏗鏘之辭如他的書法結字一樣桀驁欹崛： “ 力言加派，賦外加賦，白骨滿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驅民為賊，室家離散，天下大亂，致太平無日。 ” 這下真得把崇禎皇帝觸怒了，《清史列傳》卷 79“ 王鐸 ” 條記錄了此事： “壯烈帝（清朝對崇禎加封的謚號）切責其敷衍支吾，不能發揮精義，鐸惶懼，俯伏案前待罪”。
王鐸錯了嗎？沒有錯。如果說他錯了，那是錯在他太直率，太不掩飾自己，太不擇場合，錯在他不該說應該說的話，而沒有說可以說的話，錯在他不該當官，走上仕途。盡管這一次崇禎皇帝仍然沒有加罪他，但是王鐸心里明白，他得罪權臣，拂逆龍顏，仕途已到止點。這前后，他的兩個女兒 —— 幼女和次女先后因病夭折，于是他在兩度上疏 “ 乞歸省親 ” 獲準之后，于當年年底回到了孟津老家。
然而不到一年，崇禎皇帝又將他召回，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南北（即南京和北京）翰林院事總理。十個月后，也就是崇禎十三年（ 1640 ）九月，他再次受命調任南京禮部尚書。這位幾乎被性格決定了一生都不能當官的書生藝術家，在連連受挫之后，竟然還要繼續往高走，悲劇便無法避免了。行書《沙河鎮作五言律詩軸》就是作于這個時候。
王鐸作書法喜歡以自作詩和古詩為書寫內容。古代詩人中，他對唐代的杜甫崇拜有加，故所錄古詩多以杜詩為主。此詩作于何年王鐸未作交代，查《擬山園選集》也未見此詩。王鐸一生作詩的確數已無法考證，但至少應該不下一萬五千首，這在中國歷史上甚為罕見。但是入清后，大多被他 “ 自焚于天津舟次 ” ，后來在乾隆朝時，因為貳臣背景他被打入另冊，他的詩文著述也在乾隆敕編《四庫全書》時被刪除查毀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擬山園選集》，共收王詩 4900 多首，那是劫后余存，只是王鐸詩作總數的幾分之一。一個偶然的機會，在閱讀新近發現的《王鐸詩稿墨跡》 ( 中國美院出版社出版， “ 西泠拍賣 ”2005 秋拍作品 ) 時竟然讀到了這首詩的原稿。原詩題為《沙河鎮》，并有多處涂改，看得出王鐸對此詩進行過推敲?？上?，原稿也未署作年。不過在此稿后三頁的另一首王鐸詩稿上，署有 “ 丙子 ” （ 1636 ）紀年，此稿前后相連，于是我們可以斷定《沙河鎮》的創作時間不會晚于 1636 年。查王鐸相關年譜，崇禎八年（ 1635 ）清明日，王鐸曾與友人同游京師西山，并作有七言律詩，其中有 “ 沙河西上曙煙飛，況是佳辰向翠微 ” 之句，所以，我們基本可以斷定《沙河鎮》作于 1635 年。詩錄如下：
公田沙土積，喜遇舊春山。人屋胡塵斷 , 寢園石獸新。
桃開潭外火 , 磬落宦中身。未定玉泉趣 , 鷗心疏與親。
—— 《沙河鎮》
沙河鎮也叫沙河店，在北京昌平縣西南二十里，明永樂朝時，永樂皇帝曾建行宮于此，到了嘉靖朝，嘉靖帝又在此筑城垣，取名鞏華城。王鐸作此詩時尚在右庶子任上，而作此軸書法時，他是否已經獲知南京禮部尚書任命我們無法確知，但至少這時他是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盡管王鐸不適合從政，但他心氣極高而且看重名分，對于重要升遷，比如任職禮部侍郎、尚書、大學士之類他往往會刻一方章，鈐于他此后創作的作品上。文人的通病讓他可愛也讓他倒楣。當然并不是全部如此，那些寫給長輩、親家或者別的一些有身份的人的作品上，他一般就不鈐職官印，而是鈐其他閑章，不過這類作品往往有上款，要不就是入清以后他晚年所作。《沙河鎮作五言律詩軸》上王鐸沒有鈐職官印，而是一方閑章 “ 癡仙道人 ” ，且此作無上款，原因或許是這時崇禎帝還未下達詔書，亦或他接到了任命，但未及刻印。
此軸書法令人賞心悅目。王鐸作書，無論行書草書，都能憑借其極富韌性的筆線在行筆過程中隨著性子自由使轉，他曾自我總結說： “ 吾臨帖善于使轉，雖無他長，能轉則不野道矣！ ”“ 憑著這種高超技藝書寫出搖曳多姿的線條形態，形成急促多變的轉折，使每一筆在運行中都有一種一往無前的推動力，同時又有一種反掣力控制著筆的 ' 失度 ’ ，縱而有斂” （由智超《王鐸》）。這與他在崇禎朝官場的做人態度恰恰相反，這又一次說明他的才能適用于藝術而不適用官場。所以，我們在感受他的書法縱橫捭闔、大氣磅礴的時候，往往會感受到那種 “ 猙獰、怪誕、狠鷙、險幻以及胡亂的粗獷美、陽剛美，感到一種掀天揭地、踏倒古今的欲望，一顆充滿焦灼、苦悶、頹唐、狂逸乃至絕望的不安靈魂。 ” （湯大民《中國書法簡史》）。于是我們不禁會想，假如王鐸不是處在那個倒楣的時代，假如王鐸不曾當官、沒有走上仕途，假如他的詩文書法沒有在乾隆時期被刪除銷毀而全部流傳到今天，那該是一種什么樣的美麗啊！但是歷史沒有 “ 假如 ” ，其實也無需 “ 假如 ”—— 一幅《沙河鎮作五言律詩軸》就能引發我們如許感嘆，悲劇一樣也美麗！還要假如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