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達鼎

第616期

三、興辦塾館，建讀書樓

貍橋各家族為方便子弟求學，紛紛開設讀書場所，并聘請名師于學館教授生徒，而尊師之情尤重。金山唐公正籌款請東皋村文學許紹瞻先生于家塾中，“十三年酒醴未嘗不設。鄉(xiāng)間士人每念此，竊嘆主人中饋之遺德。”據(jù)各族宗譜載，著名的讀書場所有多處。

三寶里村讀書樓。明永樂年間，許氏十世孫茂輝（1386—1452）在三寶里村建了一座頗具氣派的讀書樓，讓其子侄“朝暮命于樓，靜居以進學”。樓矗立于南漪湖之濱，“樓之延褒若干丈，碧瓦飛甍，鴛行鱗次，矗倚層空。云山漪水，綠繞前后，樓霞浮月，捲雨飛云，佳景美致，四序而俱，亦云盛矣○4。”建樓者許茂輝為進士許森之弟，故引來多位名彥官宦為之撰寫詩文。

龍溪孫氏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河東街初建宗祠，后經(jīng)幾次修繕，于清初擴建了“觀爛家塾”，為子孫讀書場所。家塾內有書樓，名“愛日軒”，還有書屋，因而其族人讀書者甚多。

南姥章氏于清光緒年間在宗祠西側增建了讀書場所，名“和集所”，取“正始和集”之義。所內生活設施俱全，可為遠道赴祠祭祀的族人提供住宿之便，最主要的是使家族子弟讀書有所，亦使塾師先生有一授課之堂。

金山唐氏海邦先生一生“出家學之淵源，為子弟之矩矱，春風滿座，盡沐涵濡，化雨一簾，咸叨披拂。一時之桃李盡在公門。最不朽者，懼人才之不竟，集地方諸父老斂資成會，起昆亭文塾于龍溪，一切考校規(guī)模、獎勵法制皆出先生手定，厥后度支充裕，置買會田若干以為久遠之謀。”

清初的唐楚白先生志氣遠大，曾游學于常州、宜興諸名學。屢試不第，未嘗稍存芥蒂，常道：“讀書所以明道，若祗為功名計，品斯下矣”。四方從其游學之士不下數(shù)十百人。先生羨慕功勛世家的詩書執(zhí)禮，決心獎崇族中后學，多糾宗人捐資于祠堂，辦學督課，名“振宗初社”，即振興家族的塾館。先生“以德義自重，不以富貴居心”。立志教授族人子弟，“聚其力足以抗天，合其力足以回運”。“薰其鄉(xiāng)德而善良，聞其風而貞潔，變喬野之俗為禮儀之鄉(xiāng)”。

貍橋的文人賢士們除在家鄉(xiāng)興辦塾館、書樓外，還慷慨捐資，資助府邑書院。清嘉慶年間，金山唐立言先生聞宣城敬亭書院重修，亦捐己資百兩，年八十郡守給賜“希風立達”匾額，以彰其懿德。

四、延師講學、興辦文會

明代中葉以后，宣州的王守仁弟子羅汝芳等人不遺余力地傳播“陽明心學”。陳履祥為羅汝芳的得力弟子，祁門貢生，人稱九龍先生，萬歷七年（1529）之后，倡教宛陵，及門八百余人，所致云集，弦歌不絕。以施宏猷、汪惟清兩先生為其左右手。清代著名詩人施閏章為施宏猷之孫，早在明萬歷初，施閏章的曾祖父施尹政就在南漪湖北岸的東皋村等地講學，他曾寫道：“吾先大父中明府君講學湖北，嘗買地治冢昆山之陽。”經(jīng)考證，施尹政墓地在昆山東南方的東大覺寺旁。

貍橋云山古木參天，泉水淙淙，山中有金牛洞、藏書洞、天洞等古巖洞，環(huán)境幽靜，北麓的云山寺始建于唐代，到明代時已成為學子們讀書的好場所。徐氏儒生徐蔣山先生曾于明崇禎三年（1630）作七律一首：《庚午偕唐宏庵孫云門讀書云山》即寫送子弟到云山寺讀書事。

明代云山承烈王祠有關記載

陳九龍先生愛云山之美，與施宏猷等經(jīng)常來此講學，各家族儒生均紛紛前來瞻聽。萬歷三十九年（1611），九龍先生在為塔山劉氏宗譜撰寫的序文中寫到云山講學之盛：“余以孔圣之學，建旗鼓于云山，八百隸從，劉氏諸子希向、希道、希禹，首相皈依，回喟參唯，由果賜達，將不有樹聲當時，傳芳后世。”施閏章在一篇壽序文中寫道：“萬歷間，先王父同九龍陳先生講學于湖北之云山，置書院十余落、田若干畝，聚生徒，日討論性命之業(yè)，于時唐之諸君子實左右焉。”

徐氏宗譜中記載的陳九龍先生詩

徐鳳（號蔣山）為貍橋徐氏家族的著名儒生，與陳九龍先生為好友。早在萬歷二十六年（1598），徐鳳就邀請九龍先生來云山講學，萬歷二十九年（1601）秋，成立了云山文會，名“維風會”。九龍先生親撰《維風會序》文，并作七律一首：“宛水云深古洞隈，白頭魚服野城來。天文正喜群星聚，地主何當高士才。一笑風清千谷震，雙鉤色霽九霄開。乾坤消息囊琴在，乘興頻登月下臺”。徐蔣山和另一位儒生徐昆魯各和詩一首，徐蔣山的和詩為：“式膽韓斗五云隈，有美人兮應運來。錦繡層層推老學，珠璣滾滾吐奇才。魚龍夜雨須臾化，桃李春風次第開。圣主崇儒虛席待，佇看征君上金臺。”第二年，徐蔣山與徐昆魯作函丈寄九龍先生，二人均作七律一首。徐昆魯?shù)脑姙椋骸昂晒怛v萬里清，黃鶯飛繞樂新城。門迎迭嶂紅霞閃，坐倚澄湖碧浪平。魯國諸生端在望，云山小子詎忘情。藏書已就囊琴臥，未許殘春負圣明。”陳九龍生生愛云山，有終焉之志，門人施宏猷等為構講堂，置函丈、傳經(jīng)臺，其去世后葬衣冠于云山。

徐氏宗譜中陳履祥撰寫的“維風會序”

金山唐氏曾成立“惠我堂文會”，貢生唐丙于清道光年間為之撰寫“惠我堂文會碑記”，指出“文會之興，所以振興文教，即古者鄉(xiāng)校之所由設也。”并由“縣憲廉普王公捐廉作記立碑，族間曾捐錢百二十千文，茲者應試諸生復糾族人斂財起會，大小公中及殷實戶量力捐輸，共勷義舉”。文會規(guī)定，“按月定期會文校士，竊思士先立志。人貴有恒，善始而不克有終，無補也。”

清代乾隆年間，涇邑著名大儒鄭相如先生曾來貍橋地區(qū)講學并撰寫文章。

清末民初，金寶圩大儒袁一清先生亦來此講學并撰文，這些均可見于家譜中。

五、家譜傳承，世代延續(xù)

明清兩代貍橋地區(qū)文士們創(chuàng)作的詩歌，許多都記載在各族的家譜之中，使家譜除了歷史資料價值外還有了文學價值。因此，家譜的世代傳承對詩歌創(chuàng)作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家譜的修纂是民間家族文化活動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譜中有大量的文章皆為當時文化名人的手筆，對推動民間文化的傳承和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貍橋地區(qū)的譜牒纂修起自宋代，歷元、明、清到民國，從未中斷。家族最少的修譜六次，最多的達十二次。可惜的是內容豐富的民間家譜歷經(jīng)兵燹，元末紅巾軍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攻打高淳圩區(qū)，波及貍橋地區(qū)。至正十五年（1355），紅巾軍攻陷宣城后，貍橋地區(qū)又遭洗劫，南姥大章村遭滅族，二百余人被殺，僅一十三歲小孩逃脫，房舍均成灰燼。兩年后的至正十七年（1357），紅巾軍再次攻打貍橋地區(qū)，百姓死傷慘重，金山唐氏家族房屋燒光，人員死傷，其余皆遠逃，這期間“譜牒亡散幾盡。”

明亡，清兵入關后南下，朝代更迭，盜匪占山為王，經(jīng)寇擾兵剿，放火劫掠，“祖遺分單文卷片紙不存”。這里而當然包括家譜。至太平天國戰(zhàn)爭，貍橋地區(qū)曾先后遭四次洗劫，尤以咸豐十年（1860）為最。兵燹加瘟疫，人口銳減，章綬先生曾嘆道：“庚申以后，瑣尾流離，道殣相望。”“泮青社冷，孑遺無幾，求所謂昔之殷而虛、文而秀者，曠如隔世，邈不可追，而家凡縹緗之藏，典藉之儲，故紙幾不可保，獨譜也哉！”

抗戰(zhàn)時，日寇燒殺劫掠，多座宗祠被毀，宗譜再遭劫難。

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農(nóng)村中視譜牒文化為宗派活動，使人不敢談及。尤其是文革期間的破四舊運動，僅存的宗譜又遭到了洗劫，多部歷盡艱辛收藏的譜牒被搜出付之一炬。

今天，當我們翻閱那殘缺不全的宗譜，聽老人們講述其中辛酸而曲折的護譜過程，心中頓起敬重之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他顯示出普通民眾由本能和理性所促成的保留和發(fā)揚家族傳統(tǒng)文化的欲望，從而激起我們用生命的態(tài)度向歷史文化致敬。

從殘存的宗譜中我們仍然能見到三百多首詩歌，呈現(xiàn)出昔日這一地區(qū)詩歌創(chuàng)作的盛況。

（作者系宣州區(qū)貍橋鎮(zhèn)退休干部、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