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關于詞史的二、三話題》（載《文匯報·文匯讀書周報》2019.11.25）里說“如果沒有新材料的發現，那么《云謠集雜曲子》就是一部最早成集卻最后才見天的詞的集子。這部最早的唐（或有五代的）詞集，在鄭振鐸看來是詞學研究上應具有轉折意義?！弊疚某鰜砗?，我才發現，這段話對、也不對。

對的是僅成集的集名來講，《云謠集雜曲子》是詞曲史上的第一部成集文本。十九世紀末期敦煌石窟打開之后，許多抄本流傳海外?！对浦{集雜曲子》一樣，由伯希和、斯坦因等帶到了國外。二十世紀初，國人董授經在英國倫敦博物館發現抄錄、又經吳伯宛索得石印本帶回中國，于1924年（甲子年）印行。（見《世界文庫》第二冊《云謠集雜曲子·朱祖謀跋》。另，拙文《關于詞史的二、三話題》稱王國維、羅振玉、朱祖謀、鄭振鐸文為“序”，實為“跋”。特此訂正。）

不對的是：隨敦煌學的發展，包括變文在類文字方面的發現和研究，敦煌石窟發現的除了成集的《云謠集》，相繼又發現了一些唐及五代的曲子。這此曲子后來以《敦煌曲子詞集》于1950年1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編輯者為著名的敦煌學者王重民（1903-1975）。王重民在“編輯敘錄”里講，《敦煌曲子詞集》集伯希和帶走的十七卷、斯坦因帶走的十一卷、羅振玉藏的三卷、日本人橋川影片一卷，共錄曲子詞一百六十一首（含殘七首），共分三卷。中卷即《云謠集》三十首即1924年印行的《云謠集雜曲子》三十首。余額下的一百三十一首分集在上卷與下卷。

上卷集詞牌即曲子調共二十八，下卷集八，中卷《云謠集》集十三。除了上卷與中卷相同的“魚歌子”外，《敦煌曲子詞集》共集詞牌四十八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這表明在唐或者說在中晚唐時，詞已經走上了中國文學史的前臺，或者說，詞在中晚唐已經成熟。如陰法魯在《敦煌曲子詞集》的“序”寫道：“唐代的燕樂（火案，“燕”通“宴”，即酒席之間唱的曲子，從西域傳到大唐的曲子）彌漫了社會的各個角落、各個階層”，因而就出現了職業的（如歌伎）和非職業的（如李白）寫詞唱曲的人，因而也就出現了如《敦煌曲子詞集》所集的這么有數量和份量的詞。為什么詞會在五代的蜀地茁壯成長為后來引領詞曲大踏步走進中國文學舞臺中央的《花間集》（共五百首），是因為，在蜀地建政的前蜀后蜀，相對于北方的混亂，蜀地較為安定。又在于唐末從北方和各地到蜀地謀生就業的詩人們，有了較為閑適的生活，這就給予了寫“花間”的詩人們更多的空間和機遇。如果說1924年印行的《云謠集》是第一部唐代詞集的話，那么1950年由王重民編輯出版的《敦煌曲子詞集》，就應算作一部唐詞的集大成者。

《敦煌曲子詞集》除了一百六十一首唐詞（曲子）外，還有另一方面的貢獻。陰法魯的“序”，“序”辨析曲子/詞的由來的觀點，至今依然至理。王重民的“敘錄”、“凡例”是敦煌曲子詞或詞學的重要著述，很多觀點都屬開創性的。附錄中的王國維、朱祖謀等大師級的關于詞學的文字，今天看來，依然是詞學的座標。

另，《敦煌曲子詞集》1950初版初印后，1954、1956年兩次再版，之后就沒有聽說過了。不知今天有沒有新的版本，如果沒有，這部敦煌曲子詞快便沉到歷史的深處了。（2019.11.29敘州八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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