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寧國縣

鄭樹森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81期

曾國藩（1811—1872）是湖南湘鄉人，與數千里之外的寧國縣因太平天國起事使二者發生機緣，而且曾國藩的一項決策影響了寧國縣情的變化。

一、 太平軍的侵入打碎了寧國縣繁盛的局面

經過康乾盛世，寧國縣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涌現許多殷實之家和望族（從眾多宗祠的興建可見一端），人口也激增。河瀝溪因水陸條件和區域位置而成為輻射周邊的商業中心，徽商和江西籍、浙西籍客商常來河瀝溪購銷貨物。嘉慶、道光年間，寧國縣人口一直穩定在30萬人上下，最高年份的嘉慶二年（1797）增至367450人。

咸豐六年三月二十八日（1856年5月2日），太平軍石達開部首次攻占寧國縣城，此后8年間寧國縣遭受腥風血雨般的兵災，太平軍燒殺淫掠，百姓不堪其苦。一些望族的祠堂被燒毀（縣志記載不少祠堂毀于“洪楊之亂”）；一些古建筑、書籍毀于兵火，使寧國文化斷層；家財、婦女被掠走(百姓中有傳聞或見于家譜記述)；無辜平民被殺害（霞西鎮石柱村榧樹塔人遭受太平軍殺戮，當時此地被稱為“殺人坑”；萬家西泉村“仙人洞”和南極“千人墓”里的累累白骨，是太平軍在洞口熏死躲難的百姓所致；河瀝溪官山、虹龍、東岸、寧墩、橋頭、五里鋪等均有清末義冢，其中不少死于兵燹）。周赟在咸豐十年至同治三年（1860—1864）被太平軍捕入軍營，期間所寫《兵難諸作》就反映了生靈涂炭的情景。

同治元年（1862）五月起，寧國縣爆發鼠疫、災荒，死亡枕籍，土著式微，田地荒蕪。同治三年七月太平軍最終退出寧國縣，此后3年內該縣荒無人煙(許多村莊空無一人)，真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會”是變相的基督教，這種教義影響下的農民運動無助于解除廣大農民的疾苦，太平軍后期軍紀廢弛，在各處燒殺淫掠的劣跡倒是重傷了農民兄弟；洪秀全集團成員定都天京后追求紙醉金迷的生活、腐化墮落，太平天國司法上采用的酷刑（如杖刑、枷刑、點天燈、五馬分尸、斬首示眾、剝人皮）令人發指。這些跡象表明即使它取得全國政權，也無非是改朝換代而已，并不會給農民帶來福音。太平天國運動雖然有打擊貪官污吏的作用，但也使所到之處生產力倒退、經濟衰敗。寧國縣所遭受的兵災就證明了這一點。

二、“征剿太平軍”中曾國藩履歷皖南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生于湘鄉縣一個地主家庭。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取進士，兩年后授翰林院檢討，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門生。從倭仁、唐鑒講習程朱理學。1847年擢升內閣學士。1849年任禮部右侍郎。1852年署吏部左侍郎。

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金田村爆發，1853年3月19日攻占金陵，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清政府為鎮壓太平天國，在天京城東孝陵衛建江南大營，在揚州城外建江北大營，并指令各省舉辦團練武裝。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官僚地主的曾國藩為抗擊太平軍，于1853年初，以在籍侍郎身份在湖南募兵訓練（以500人為營，營轄4哨，哨轄8隊）。次年2月練成湘軍陸師（鄉勇）、水師，3月發布《討粵匪檄》，指斥太平天國革命是開天辟地以來“名教之奇變”。率軍阻擊太平軍對長沙的進攻，并出省作戰。從此走上治軍征戰的道路，成為清末湘軍首領。

1854年秋，湘軍攻陷岳州、武昌、漢陽。在田家鎮擊敗太平軍水師，進圍九江。1856年春，因陸師在江西湖口被太平軍打敗而退守南昌；同年秋太平天國發生楊韋事件，湘軍乘機奪取天京上游的軍事重鎮。1858年11月令李續賓率湘軍主力6000人攻三河，被太平軍殲滅。旋以曾國荃吉字營為基礎，擴充實力。1860年8月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次年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節制浙、蘇、皖、贛四省軍務。1861年9月，督湘軍攻陷安慶，殺太平軍1萬余人。1862年春，派左宗棠率湘軍由江西入浙江攻杭州；派李鴻章率淮軍從安慶到上海，伙同英人戈登的“常勝軍”、法人德克碑的“常捷軍”進攻蘇州、常州，“借洋人助剿” 太平軍；令曾國荃率主力從安慶圍攻天京，自己駐守安慶策應3路。1864年7月19日攻陷天京，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

皖南地區是太平軍西征浙贛、回援天京的必經之地。咸豐十年（1860）六月，曾國藩在祁門縣設大營，整訓團練，次年三月移駐東流縣。駐扎祁門9個月間，寧國縣或許有他的履跡。

三、曾國藩對寧國縣的認識和影響

曾國藩是清末第一重臣，文武兼備。其詩文俱佳，有《曾文正公全集》行世；對太平軍作戰并最終取勝，為清政府立下了赫赫戰功。有人稱其“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成為封建社會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他博聞強記，對軍事要地不可不察。舉凡兵家于天文地理不可不識。寧國不僅是皖南地區的氣象中心，更是兵家必爭之地，東接杭州，南極徽贛，西望安慶，北通金陵（當代抗戰期間，寧國縣是“國統區的前方、淪陷區的后方”，駐軍在此集結換防，再次證明了寧國軍事位置的重要）。從咸豐六年（1856）至同治三年（1864），太平軍在寧國縣境與清軍展開拉鋸戰19次之多，太平軍10次攻克縣城。在征剿太平軍的過程中，曾國藩很看中寧國縣軍事位置的重要，曾說：“‘發逆’盤踞金陵，蔓延蘇、浙、皖、鄂、江西等省，所占傍江各城為我所必爭者有三：曰金陵、曰安慶、曰蕪湖，不傍江各城為我所必爭者有三：曰蘇州、曰廬州、曰寧國”，曾派鮑超等將據守寧國。1852—1871年，他在外忙于軍務，還時常寄信給兩兒紀澤、紀鴻。在《曾國藩教子書》中，就有幾封信提及寧國，如同治元年（1862）九月十四日書信中說：“惟寧國縣城于初六日失守，恐賊（指太平軍）猛撲徽州、旌德、祁門等城，又恐其由間道徑竄江西，殊可深慮?！?/p>

在太平軍與清軍相互爭戰中，江南地區各縣均出現人口劇減的情況，或亡于戰爭，或死于瘟疫，或逃荒于外。鑒于蘇皖贛拋荒嚴重、民政廢弛的情況，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同治四年（1865）,兩江總督曾國藩采納薛福成（是年以副貢入曾國藩幕府，后隨李鴻章辦外交，是近代改良主義者，清末外交家）的建議，上書朝廷要求實行“召墾升科”的政策，得到允準,清廷詔令從人口密集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移民到江南地區，允許移民“插標劃田、立界為山、據室為家”(凡無主田山、房屋，移民均可自行劃分，具冊呈報領憑后便為己產)。安徽省也頒布了《開墾荒田章程》，寧國同皖南各縣一樣設“勸農局”，以墾荒政策吸引大批外地人移居。清廷詔令下達的前一年，已有徽州、福建的少數客民遷入寧國縣；同治五年（1866）起，則有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及省內安慶等地大批民眾攜帶家口，來該縣墾荒種地，光緒年間浙南人遷入。兩湖、河南移民大批遷入，人口才漸多。光緒七年（1888年）四月二日，清廷準予墾種荒地的“客民”加入寧國縣籍，其子弟可在當地“入籍考試”。

同治八年（1869）寧國土著人口僅10004人，清末移居寧國的“客民”已數倍于土著人口。大量“客民”的加入，使寧國成為移民縣，使寧國縣情發生變化：一是很多山地被開墾，農業生產逐步恢復發展。湖北人多居平畈種植水稻，安慶人多在山區開荒種玉米，畬族人劈建梯田。二是各地生產技術得以傳播融通。三是呈現各具特色的風俗習慣和方言。四是帶來了各地的民間文藝(如安慶的秧草歌、畬族的盤歌、湖北的花鼓調與皮影戲；河南的旱船、彩車；南陵縣的目連戲)，而且與寧國本土文藝融合（如皖南花鼓戲就是湖北花鼓調、河南民間燈曲、寧國民間歌舞合流而成）。五是各地“客民”和土著人并存于茲，形成了開放包容的寧國精神，不排外不封閉，易于接受新鮮事物和觀念，從而為今后創新發展奠定了民情基礎。

四、曾國藩褒獎寧國才子周赟

曾國藩善于發現、提攜人才。左宗棠、李鴻章等名臣出自其門，他統轄的湘軍陣營就人才濟濟。同治三年（1864），兩江總督曾國藩在金陵開科取士，其中有寧國縣才子周赟中舉，被授予奉政大夫、花翎同知銜、揀選知縣。

周赟于1887—1910年歷任青陽縣訓導、宿松縣訓導、徽州府教授，先后纂修《青陽縣志》《九華山志》《寧國縣志》《徽郡志》，為皖南文化建設作出較大貢獻；擅長書畫，正、草、隸、篆、金石俱佳甚至用竹簽作畫；精通音律，喜好作詩、彈琴。他9歲始作“六聲圖”，于同治二年（1863）寫成《山門新語》初稿，后經數十年的修改充實，創立“六聲韻學”，光緒三十三年（1907）再次刊刻。該書闡述精微、旁征博引，成為有較高價值的音韻學專著。成書之前，曾國藩就發現了周赟這個音韻學人才，對其所作“六聲圖”題詞“千載神悟”，奏請光緒帝授予周赟“二品教官”稱號，親自贈送“六身堂”金字匾，并撰聯“二品教官天下無，六聲韻學古來無”，以示獎掖。

論及寧國市今日之發展，太平軍戰役后大規模移民遷居寧國實為歷史淵源。而這一政策的推行確與兩江總督曾國藩有關。

（作者系寧國市地方志辦公室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