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書中保存有若干王羲之《尚想黃綺帖》（即《自書論》）的抄本，其中英藏S.214、S.3287號由池田溫先生檢出，并在大文《敦煌寫本所見王羲之論書》中有所解說【1】。今參照池田先生的文章和有關同卷其他內容的敦煌學研究成果，將此兩卷介紹如下：

S.3287正面是《吐蕃子年五月左二將百姓氾履倩等戶口狀》，計五件，前后殘，最后有雜寫文字，是《尚想黃綺帖》首行（圖1）【2】。關于子年的年份，池田溫先生推測在9世紀前半。楊際平先生有專文討論，以為是公元820年的庚子【3】。寫本的另一面依次抄有《千字文》、《尚想黃綺帖》、《十五愿禮佛》、《甲子五行歌訣》、《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李涉法師勸善文》等【4】。按照敦煌文書的一般情形，《子年戶口狀》應當是正式的文書，是先寫的正面；《千字文》等抄本，是利用廢棄文書而抄寫的蒙書、字帖、通俗文學作品等，這些應當是后寫的，即寫本的背面。敦煌從786年至848年為吐蕃統治時期，《尚想黃綺帖》等文本的抄寫年代更有可能是848年以后的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

圖1 敦煌寫本S.3287《尚想黃綺帖》習字

S.214正面抄《燕子賦》，尾題有二，一曰“癸未年十二月廿一日永安寺學士郎杜友遂書記之耳”，一曰“甲申年三月廿三日永安寺學郎杜友遂書記之耳”【5】，學者考證兩個時間均在公元924年【6】。該卷背面為雜寫、雜抄文字，首行有“甲申年十月廿日”云云，次行即抄《尚想黃綺帖》，墨色較前后為重，以下有行人轉帖、社司轉帖、詩、什物歷等文字的抄錄，其中有“甲申年十一月廿日綠（錄）事杜友遂帖”的習字【7】，可知都是學郎杜友遂的習書雜寫，年份也在924年。

法藏P.2671正面是《大乘無量壽宗要經》，背面是白畫《未生怨》、《十六觀》，畫稿上有一些雜寫，其一寫“尚想黃”三字各一行，方向是由左向右書寫【8】，其為《尚想黃綺帖》開頭三字的習字。

P.3368是《新集文詞九經抄》寫本，從上面揭出若干殘紙片，其中第7片上寫“池水”三行，“池”字寫一行半【9】，這也是《尚想黃綺帖》帖文的單字練習。

此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BD9089（陶10）背，有“尚想黃綺意想□□”等字跡，俄藏Дх.00953背面有“尚想黃”三字，均為《尚想黃綺帖》習字本【10】。

除此之外，近年發表的日本杏雨書屋藏羽3背面第2篇文獻，也是《尚想黃綺帖》的抄本（圖2）。按，羽3號寫本是羽田亨從中國購藏的原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正面是《十戒經》寫本，楷書精寫，有至德二載（757）五月十四日吳紫陽題記。寫本上有李盛鐸家藏書印，首鈐“兩晉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軒”，尾鈐“李滂”、“敦煌石室秘籍”、“李盛鐸合家眷屬供養”印。背面抄佛典《辨中邊論》卷一，后有余白，倒書《尚想黃綺帖》三行半，未完而止，是習書一類文字【11】。此抄本文字頗佳，有王書精神，可能臨自正規的帖本，因此得以保存。

圖2 羽3背敦煌本《尚想黃綺帖》抄本

2010年4月19－24日，日本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舉辦“第54回杏雨書屋特別展示會”，陳列有已故著名學者羽田亨舊藏的敦煌文書羽664號【12】。這是一件學生習字殘片，正面為王羲之《尚想黃綺帖》的文字，背面則是《蘭亭序》的文字（圖3a-b）【13】。正背形式相同，都是在紙的上端由老師緊頂著紙邊橫寫原文，每個字寫兩遍，作為標本，字體較為粗大；下面整行則是學生照著標本的臨寫，真切地反映了敦煌學生臨習王羲之字帖的樣子。其中《蘭亭序》部分存“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和“湍暎帶左”，中間似有紙縫，故文字不夠連續【14】。

圖3a 羽664正面敦煌本《尚想黃綺帖》習字

圖3b 羽664背面敦煌本《蘭亭序》習字

以上是我們迄今所知敦煌寫本中保存的《尚想黃綺帖》抄本的情況。正像王羲之《蘭亭序》的帖本一樣，《尚想黃綺帖》也隨著唐朝文化的西進，傳入到西域地區。

首先是唐朝貞觀十四年（640）滅高昌王國所建立的西州地區，作為唐朝的正州，這里的文化教育與內地應當一致，王羲之書法的流傳應當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我們目前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尚未見到《蘭亭序》的摹本或習字，卻找到兩種《尚想黃綺》的習字寫本。

1972年發掘的吐魯番阿斯塔納第179號墓，出土有若干學生習字殘片，《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編者只錄出其中的兩件，題為“武周學生令狐慈敏習字”，并做解題云：“本件共十三片，均為學童習字，內九片為學生令狐慈敏習字，其他四片為學生和阇利習字，所寫諸字不相連貫，今只錄一、二兩片令狐慈敏題記。”其他習字殘片，全部影印出來，均題“文書殘片”【15】。福田哲之氏發現72TAM179:18編號下的各殘片，都是令狐慈敏所寫的王羲之《尚想黃綺帖》的文字，計寫“……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若此，未必謝，臨學后之……”（圖4），每字寫兩行。另外和阇利的習字，寫的是《千字文》（均為72TAM179:17編號）【16】。在“未”、“過”二字間，有題記“三月十七日令狐慈敏放書”，后別筆大字“記憶”二字【17】，當是教師的批注。又有一紙，僅存題記“三月十九日學生令狐慈敏（下缺）”，“月”、“日”二字為武周新字，說明寫在武周時期。

這個寫本在王羲之《尚想黃綺帖》的傳播史上非常重要，一是這件寫本有武周新字，較我們所見敦煌本要早很多；二是這件寫本的題記表明，《尚想黃綺帖》是當時學生必須書寫的作業，每字寫兩行，題記后的別筆大字應當是老師的批語?？梢?，至少從武周時期（可能要提前到喜歡王字的唐太宗時期）開始，《尚想黃綺帖》就成為天下各州學生的習字標本，每字兩行的規矩也可以從敦煌寫本羽664號等得到印證。

圖4 吐魯番出土學生令狐慈敏習字《尚想黃綺帖》

吐魯番寫本中還有一件《尚想黃綺帖》的抄本，即大谷文書4087號，其前三行抄《尚想黃綺帖》，后五行抄《兔園策府》【18】。此本文字不佳，系學生抄本。其與童蒙讀物合抄，也說明出自學童之手。

吐魯番所在的唐朝西州，是唐朝的正州，王羲之的《尚想黃綺帖》的流傳并沒有以此為終點，而是像《蘭亭序》一樣，繼續西進，先是傳到安西都護府所在的龜茲。大谷探險隊在都勒都爾·阿護爾（Douldour-aqour）發現的一個小紙片（圖5），只有3行10個字，字較一般文書字體要大，有一指寬的樣子，殘片下為紙縫，故第3行末字寫的較小【19】。前兩行寫“雁”，后一行寫“行”，即王羲之《尚想黃綺帖》中“張草猶當雁行”的習字。文字寫到紙邊，也是習字的格式。雖然只是極小的斷片，但證明了王羲之《尚想黃綺帖》的流傳已經越出唐朝的正州，進入真正的西域地區。

圖5 龜茲地區的《尚想黃綺帖》習字

王羲之書的故事還沒有終止，《尚想黃綺帖》像《蘭亭序》一樣，還進而到達最遠的西域腹地——于闐。迄今為止，我們已經發現三件相關的寫本。

一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在和田北方麻札塔格遺址發現的M.T.095號（Or.8212/1519）殘紙，殘存九行文字，重復寫“躭之若”三字（圖6）【20】，一看便知是《尚想黃綺帖》的習書文字。雖然出自一個學童之手，書法不佳，但因為發現在遙遠的西域地區，在王羲之書帖的傳播史上，確是十分重要的文獻資料。

圖6 于闐《尚想黃綺帖》習字

二是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出土五件殘片，均為“吾弗及”三字的習書，應當是三行換一字，據S.214寫本保存的文字，當是《尚想黃綺帖》最后三字的練習。紙片雖殘，但確實書圣王羲之帖文的習字，極為可貴。

更有進者，斯坦因第二次探險在和田麻札塔格遺址發現殘紙中，有一件（MT. b. 006號）正面殘存《蘭亭序》習字“欣”字1行和“俛”字2行（“向之所欣，俛（俯）仰之間”一句的殘字），背面殘存《尚想黃綺帖》習字“當”字2行和“抗”字4行（對應“吾比之張、鐘當抗行”一句殘文）【21】。這個寫本顯然是正面抄寫《蘭亭序》習字、背面抄寫《尚想黃綺帖》的學生習字文書， 和上述羽田亨舊藏的敦煌文書羽664號一樣，正背面都寫王羲之的《蘭亭序》和《尚想黃綺帖》，這恐怕不是巧合，而是唐朝書法教育制度的體現。

我們知道，長壽元年（692）十月，唐朝復置安西四鎮，并發三萬漢軍駐守西域。此后必定有不少通文墨的中原官人進入西域地區，中原的傳統文化也隨之大量流入安西四鎮地區。隨軍的兒童也要學習書法，《尚想黃綺帖》的習字更可能出自學童手筆。吐魯番、庫車、和田出土抄本、習書《蘭亭序》、《尚想黃綺帖》的發現，說明唐內府藏右軍書目所著錄的這些法帖，不僅僅為皇家所欣賞，同時也流入民間，傳播廣遠，成為敦煌、西域地區學童模仿的對象，也是中原文化西漸的表征。

【1】池田溫《敦煌本に見える王羲之論書》，《中國書論大系月報》第5號，1979年，8－12頁。

【2】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錄文246號，519－522頁；《英藏敦煌文獻》第5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34頁。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4頁）以及張天弓《論王羲之〈尚想黃綺帖〉及其相關問題》（《全國第六屆書學討論會論文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36—51頁；后收入氏著《張天弓先唐書學考辨文集》，榮寶齋出版社，2009年，129—147頁），均指P.2378為《尚想黃綺》習字，但該號實為《道經》、《五藏論一卷》（圖版見《法藏敦煌文獻》第13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82—84頁），前人或誤S.3287為P.2378。

【3】楊際平《吐蕃子年左二將戶狀與所謂“擘三部落”》，原載《敦煌學輯刊》1986年第2期，此據作者《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文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年，281－291頁。

【4】《英藏敦煌文獻》第5冊，27－30頁。參看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53－55頁。

【5】《英藏敦煌文獻》第1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84－86頁；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1997年，376－380頁；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卷，科學出版社，2001年，315－320頁。

【6】Lionel Giles, De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p. 236；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注》，《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1期，35頁。

【7】《英藏敦煌文獻》第1冊，86－87頁；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卷，330－338頁。

【8】《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79頁。參看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54頁。

【9】《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60頁。參看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54頁。

【10】參看蔡淵迪《敦煌經典書法及相關習字研究》，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10年，42頁。

【11】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敦煌秘笈》影片冊一，非買品，2009年，39頁；《第54回杏雨書屋特別展示會“敦煌の典籍と古文書”》圖錄，大阪：杏雨書屋，2010年4月，27頁。

【12】羽664號著錄于羽田亨編《敦煌秘籍目錄·新增目錄》（敦煌寫本433－670番），系與其他14種敦煌寫本一道，于1941年5月購自某氏。見落合俊典《敦煌秘笈目錄（第433號至670號）略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中華書局，2004年，175頁；參看同氏《敦煌秘笈——幻のシルクロード寫本を探して》，《華頂短期大學學報》第6號，2002年，15—19頁。

【13】見《第54回杏雨書屋特別展示會“敦煌の典籍と古文書”》圖錄，27－28頁。

【14】參看本文注1所引拙文。

【15】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363、366頁。

【16】福田哲之《吐魯番出土文書に見られる王羲之習書——阿斯塔那一七九號墓文書<72TAM179:18>を中心に》，《書學書道史研究》第8號，1998年，29－41頁。參看張娜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汲古書院，2006年，312－315頁。

【17】按此“憶”字為變體的寫法，承南京藝術學院薛龍春教授、中央美術學院劉濤教授幫助釋讀，謹此致謝。

【18】福田哲之《吐魯番出土文書に見られる王羲之習書》，33－34頁；張娜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310－312、315－318頁。

【19】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壹，法藏館，1984年，73頁，題“習字紙斷片”，圖版132。

【20】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2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197頁，題“習字”。

【21】é.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p. 204, pl. XXXII. 正面比定見陳麗芳《唐代于闐的童蒙教育——以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習字為中心》，《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41頁；背面比定承北京大學研究生包曉悅見告，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