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藝研究》的老作者，一直想寫點有關的文字，而《文藝研究》創刊四十年的相關活動，給筆者提供了一個契機，這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在《文藝研究》上，筆者先后發表了十余篇論文，涉及詩學研究、小說研究、中國文學史研究和劉永濟研究等不同領域，其基本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一以貫之，即始終不渝地注重辨體研究，注重“了解之同情”，注重闡釋循環而不偏于一端。

陳文新著作書影

關于辨體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筆者曾在《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頁）中做過這樣的說明：

文體本質上是一種把握世界的方式。中國古代文論對于辨體的興趣，并非建立在瑣碎的技術性的評價的基礎上，相反，它總是從大處著眼，力求宏觀地揭示出每一文體的屬性。因此，假如我們缺少感性的辨體能力或理性的辨體指導，對古代各種文體“一視同仁”，那是會鬧出笑話的。“就舉一個文評史上的例罷。我們常說中國古代文評里有對立的兩派，一派要‘載道’，一派要‘言志’。事實上，在中國舊傳統里，‘文以載道’和‘詩以言志’只規定各別文體的功能，并非概論‘文學’?！摹干⑽幕颉盼摹?，以區別于‘詩’、‘詞’。這兩句話看來針鋒相對，而實則水米無干，好比說‘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輔，好比說‘早點是稀飯’、‘午餐是面’。因此，同一個作家可以‘文載道’，以‘詩言志’，以‘詩余’的詞來‘言’詩里‘言’不得的‘志’。”“西方文藝理論灌輸進來成為常識以后，我們很容易把‘文’理解為廣義的‘文學’，把‘詩’認為文學創作精華的代名詞。于是這兩句話就好比‘頓頓都喝稀飯’和‘一日三餐全是面’，或‘兩口兒同去北京’和‘雙雙同回上海’變成相互排除的命題了……把外來概念應用得不很內行，就產生了這樣一個矛盾的錯覺了。”（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

這里筆者大段引用了錢鍾書先生的一段文字，是因為那時正津津有味地讀他的《談藝錄》《管錐編》和《舊文四篇》。而注重“辨體”的學術理念的形成，其實既得益于錢鍾書先生，也得益于對古代文論的領悟。曹丕《典論·論文》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薄拔囊詺鉃橹?，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 2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8—159 頁）曹丕不僅注意到性格類型有種種不同，而且注意到文體類型有種種不同，將兩者相提并論，它所包含的判斷是：某種文體與某種性格具有內在的聯系；唯其如此，一個作家對不同文類的傾心和擅長，就不只是技巧和訓練問題，而是意味著不同的人格和趣味。從這個角度來了解“人”，勝于讀他們的自我表白。或者說，這種無意的表白比有意的表白更為可靠。這樣看來，從事辨體研究，是文類研究的需要，也是知人論世的需要。古人用不同的文體從不同方面來表達自己或把握世界，我們要了解古人以及古人的生活，也需要留意文體之間的種種區別，尤其是那些微妙的差異。

筆者在《文藝研究》發表的兩篇古代小說研究論文（《從辨體角度看明清章回小說的幾個特征》，2006 年第 2 期；《“小說”與子、史——論“子部小說”共識的形成及其理論蘊涵》，2012 年第 6 期），可以說是筆者以辨體方法研究古代小說的代表作。前一篇從辨體的角度闡釋了歷史演義、英俠傳奇、神魔小說和人情小說等白話章回小說類型的特征；后一篇從辨體的角度闡釋了文言子部小說的文體特征。發表以后受到學界的關注和好評，分別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6 年第 7 期和《文學遺產》網絡版 2012 年第 6 期全文轉載。作為這兩篇論文的首發刊物，《文藝研究》在筆者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陳文新：《明清小說名著導讀（第三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陳文新：《四大名著應該這樣讀》，中華書局2019年版

回顧筆者的人生歷程，有一個事實不能忽略，即筆者的小學教育和中學教育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完成的，而大學教育（1978 年 3 月至 1982 年 1 月）則適逢“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撥亂反正”的時期。在這十多年的歲月中，尤其是在大學階段，筆者對“影射史學”的厭倦心理日漸增強。這種心理潛在而深遠地影響了筆者的學術研究， 陳寅恪所提倡的“了解之同情”理論之所以受到筆者的激賞和采用，緣由在此。

1930 年，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出版，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隨馮著刊行。著名的“了解之同情”理論，就是陳寅恪在這篇審查報告中提出來的：

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專著，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 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 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 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寅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38—839 頁）

與陳寅恪的“了解之同情”理論相互呼應，金岳霖的審查報告也大力倡導“哲學要成見，而哲學史不要成見”。陳寅恪、金岳霖的倡導具有顯著的方法論意義。蓋哲學是哲學家對世界的基本看法，理應明確地表達個人的學術立場；而哲學史研究的是歷史上不同哲學家對世界的基本看法，需要的是“了解之同情”，如果簡單化地以個人學術立場來判斷研究對象的是非，就不免粗暴淺薄。判斷比理解容易得多，而理解比判斷更有價值。輕率地判定古人的是非善惡，在學術研究中是很不得體的。

以“了解之同情”作為基本的學術追求，筆者在詩學研究和劉永濟研究中致力于準確地理解研究對象而不以判斷為首務。在《文藝研究》發表的《從格調到神韻》（2001 年第 6 期）、《細節背后的文學史觀——沈德潛三篇佚文的前后因緣之考察》（與王煒合作，2009 年第 3 期）、《明代狀元別集文體分布情形考論》（與郭皓政合作，2010 年第 5 期）、《論嘉靖七子的科舉背景與流派意識》（與李華合作，2011 年第 7 期）、《明代文學與明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2013 年第 10 期）等論文，都貫徹了這個理念。在《劉永濟〈文學論〉的三重視野》（《文藝研究》2015 年第 12 期）一文中，筆者指出：“20 世紀初葉，在選擇國家復興和民族復興的道路時，如何對待中西文化的論爭幾乎牽動了所有的文化人，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形成了緊張的對壘局面。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首舉義旗’之人，他本人在概括這一運動的歷史意義時，總是視之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1919 年 11 月 1 日，胡適寫了一篇長文《新思潮的意義》。在引用了當時的若干定義之后，胡適的看法是，所有定義都太籠統、太普通了。他認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的態度，這種新態度或許可以叫作‘評判的態度’。胡適說：‘總而言之，正如尼采所說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這句話大概就可包括了我們這個運動的真義。在實行方面，這種批判的態度在這一廣義的文化運動中的三個具體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來。’這三個具體方面，第一是研究當時具體和實際的問題，第二是‘輸入學理’，即從海外輸入新理論、新觀念和新學說，第三是‘整理國故’，即對我國固有文明作有系統的嚴肅批判和改造。這種‘革命’的態度，在 20 世紀初葉的思想文化界居于主導地位。”在筆者看來，對于上古、中古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需要有一種超越是非判斷的客觀理解，對于離我們這個時代還不太遙遠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更需要超越是非判斷的客觀理解。《劉永濟〈文學論〉的三重視野》對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所做的敘述，所注重的正是對雙方的理解而不是是非的判斷。這樣一種研究態度，是筆者所提倡和偏重的，也有幸得到了《文藝研究》的認可。

陳文新：《中國文化中的小說傳統》，孔學堂書局2019年版

“闡釋循環說”出自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錢鍾書、汪榮祖等學者陸續加以發揮，已漸為世人所知。汪榮祖《槐聚說史闡釋五篇》列有專篇《論歷史闡釋之循環》，分別討論了“個體與整體間的循環”“古今間之循環”“史實與理論間之循環”，其要點在于，“單一的歷史事件須從大格局中求理解，這是循環的一邊；然大格局也須由許多單一史事理清，這是循環的另一邊”；“由今可以識古”，“由古可以明今”?！耙环矫嬗墒穼嵔⑼▌t或理論，另一方面再據通則或理論來檢驗史實?！保ㄍ魳s祖：《史學九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6 年版，第 188—192 頁）在這三種循環中，關于“史實與理論間之循環”，筆者想多說幾句。原因在于，筆者在主持編纂《中國文學編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的過程中，對這一問題有較多的思考。

以賽亞·伯林曾將學者分為“狐貍”和“刺猬”兩種類型?！昂傂汀钡膶W者博學多識；“刺猬型”的學者則追求以一馭萬的境界，他們傾向于將所知、所思、所感納入一個宗旨明確、始終一貫的系統。按照伯林的分類，從事編年史研究的學者屬于“狐貍型”，他們偏于關注事實，而不是對事實的闡釋。這種關注潛藏著一個危險，即“博而寡要”“繁瑣失真”。在中國學術史上，兩漢是一個重視知識的時代，而章句煩瑣的弊端即出現于兩漢；乾嘉時期是又一個重視知識的時代，而清代考證家的支離煩瑣之弊亦與漢儒相同。如何控制編年史的“文獻庫”傾向，如何將日益增長的知識置于一種體系之中，使這些知識變得有意義，從而使文學史研究得以進一步深入，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20 世紀中期崛起的法國年鑒學派認為，史學家工作的好壞與提出問題的質量高低有直接關系。史學研究與其他任何學科一樣，不能純粹靠搜集和羅列事實來進行?！斑^去”是不存在的。的確，歷史事實之所以成為歷史事實，無不與史學家對它的了解相聯系。一個人物、一本著作、一次聚會，它之所以引起關注，與時代賦予史學家的特殊敏感有關。比如，在《中國文學編年史》的編纂中，我們何以對中國古代的“雜文學”特別留意？這與我們所處的特殊學術周期無關嗎？這表明，否認史學與時代的聯系是不明智的。而承認這一點，也就是承認了闡釋的必要性：歷史事實只是提供了素材和背景，它本身不具有彰顯意義的功能。因此，我們不能滿足于站在某種學術立場上選擇事實，還要從這種學術立場出發，“疏通”事實與事實之間的聯系。20 世紀 90 年代的幾部斷代文學編年史，如《南北朝文學編年史》《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側重于做第一步工作，而《中國文學編年史》的宗旨是：在做好第一步工作的同時，也做好第二步工作。筆者不甘于只做“狐貍”。

2019年，陳文新在韓國外大

如何讓“狐貍”與“刺猬”和諧共處？換一種提問方式：《中國文學編年史》如何在關注細節的同時又關注“古今之變”？在這方面，筆者受到了法國年鑒學派的啟發。該學派的后期代表布羅代爾明確提出了“長時段”概念。他指出，長期的連續性與短期的急劇變化之間的相互作用，才是歷史本質的辯證關系。關注不同周期的事態，比關注無關宏旨的個別事實更重要。將“長時段”概念引入《中國文學編年史》的編纂，筆者意識到：以往的編年史僅以年、月為綱是不夠的，文學史家應將比年、月更長的時段納入視野，并致力于從特殊轉向一般，從個別事件轉向一致性，從敘事轉向分析。歷史事實只是原料，更重要的是在史實之間找出聯系。在確立了這一理念后，《中國文學編年史》在體例上做了相應調整。首先是調整時間段的設計。編年史通常以年為基本單位， 年下轄月，月下轄日。這種向下的時間序列，有助于在鑒定史實及編輯史料時達到較高的精確性。我們在采用這一時間序列的同時，另外設計了一個向上的時間序列，即以年為基本單位，年上設階段，階段上設時代。這種向上的時間序列，旨在將“長時段”納入視野，以便考察事態的演變。與“長時段”的設計相適應，《中國文學編年史》還納入了一般編年史所沒有的內容，具體做法是：階段與章相對應，時代與卷相對應，分別設立“引言”和“緒論”，以重點揭示文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時代特征。

《中國文學編年史》的上述做法是探索性的，學界是否認同，當時我們心里沒底。而在《中國文學編年史》尚未正式出版的時候，《文藝研究》就在 2006 年第 9 期發表了筆者據《中國文學編年史》“前言”寫成的《〈中國文學編年史〉的編纂主旨及特點》一文，這給了我及研究團隊巨大的鼓勵。2006 年 11 月 11 日，《中國文學編年史》出版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這一嘗試得到了廣泛認可?；仡欉@一段經歷，筆者對《文藝研究》確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親切感。

作為高校教師，學術寫作是筆者的主要人生內容之一。深感幸運的是，在以往的學術生涯中，諸多刊物和出版機構給予了寶貴的幫助和支持，而《文藝研究》的幫助尤為不可或缺。謹借“《文藝研究》創刊四十年”之機，向《文藝研究》的各位朋友表示由衷的謝意，祝《文藝研究》的事業欣欣向榮！

|作者為武漢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