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榜”并非清朝首創，在唐朝時，便已經興起了。

遠在盛唐時期，文人騷客便常與名妓歌女往來，詩酒唱和。詩人常贈詩名妓，贊美或品評其才藝品貌。到了北宋就開始出現正式評選青樓名妓的畸形“選美”活動，沒落士人以此尋歡作樂，還名美其名曰“評花榜”。這也許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借機對科場和官場腐敗的一種挪揄與嘲諷。

不過，這些都是局部范圍內的個人喜好所定，直到李伯元的出現，才將這種“花榜”真正的賦予了“海選”的性質。

李伯元，字寶嘉，別號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生于同治六年，死于光緒三十二年享年四十歲。李伯元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他構思之敏，寫作之快，極為少見。他自幼聰慧好學，興趣廣泛，每當夜深人靜之際，淡月孤燈之下，攻讀不止。

除此之外，他擅長制藝詩賦，善于繪畫篆刻，懂得金石考據，可謂多才多藝。少年時期便考取了秀才，名列第一，但是，始終都未能考中舉人。仕途的失意，對他后來思想的變化，痛感官場黑暗，敢于起來將其加以揭露鞭撻，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提到《官場現形記》，想來知道的人不在少數。其作者就是這位李伯元，也是晚清上海小報的創始人。而《游戲報》并非他的第一份創辦小報，最初是《指南報》，第二年改辦。這份報紙的用意，就如名字“游戲”一樣，只說“風月場合”之事，以消遣“玩世”的方式來折射社會現狀。

此報創刊伊始，就定下了“惟花榜”的主題。一年內，便發起了首屆花榜“投票”活動。既然是面向大眾，就要有“選票”的標準。

為此，他制定了“花榜凡例六條”，明確規定了色藝、才調等“評判”標準。評選名次的稱呼，則是采用了科舉考試的例制，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二甲三十名等。“花榜”對于混跡于其中的人不陌生，但是，以報紙形式發起的投票，那就是一樁新鮮事了。

當時，是以“薦書”的方式投票，立刻便得到了廣大“嗜花”者的響應。更有“好心”者，還對其中的流程、標準等細節，給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游戲報》也不吝嗇版面，將其中一些好的函刊出來，和讀者形成了有效的互動，就連洋人也參與了此事。

不過，大概是審美觀和國人有差異吧，他們不能理解此次的結果，居然認為丑者反倒位列前茅。然而，備選人當然不會置身事外，聰明者會另辟蹊徑，以博得眾人的眼球。上海名妓金寶仙就公開發話，她“羞于和那些地位低下者為伍”，還請舉辦方除去她的名字。

而李伯元，怎會不知她的真實想法，于是，好好夸了一番她的“人品秉性”。當然，這位也沒有退出，反而由于愛惜自己“品節”一事，名列二甲前茅。而此事一直被外界所關注，開榜當日，報紙很快一售而光，不得不加印。一共118人當選，一甲3名，二甲30名，三甲85名。

一時間，街頭巷尾議論的都是此事，報館更是用鼓樂送匾，讓氣氛達到了高潮。于是，上榜者生意興隆，《游戲報》銷路上增。二者的“聯袂”，打造了“報業媒體”和“青樓生意”的互贏格局。

有了一次成功經驗，李伯元又開始創新，舉辦“遴芳會”，要“眼見為實”，讓“選民”和備選人見面，說是避免前一次的“不實”。

但是，這其中的一些小動作，又如何規避呢？比如：賄選。所以，效果很不理想。畢竟，少了大眾的參與，當然關注者寥寥無幾。不過，李伯元并未氣餒，在第一次的基礎上，拓展了項目。于是，推出了“武榜”和“葉榜”。顧名思義，前者是重“才藝”，后者則是論“陪襯”。

李伯元所開的花榜于庚子年停辦，此后，由于其商業效應，引各路人才爭相進入。而歡愉場所和報界，也在繼續續寫這一盛宴。各種小報陸續現身于十里洋場，所用模式幾乎就是照搬。但是，這本就是“一時娛樂”，過了新鮮勁，誰也不會再去嚼味。

再加上，大家本就是奔著“錢財”，早沒了當初的“消遣”之意，“索賄”就成了常態，倒成了妓女自己花錢打廣告。當然，其中一些人也不再涉及此事，這可真的是不屑一顧。有人說，早期開辦此類活動，就是一種“算計”。其實，李伯元的用意并非用青樓女子為餌來謀利。

可以說，他只是用了一個特殊群體，來嘲諷這個世道。就如他后來的《官場現形記》，同樣，也是用了一個尋常人不能接觸的群體，來展示一個個“滑稽”的故事。

李伯元早年中了秀才，后來，就止步不進了。于是，他眼中的世界，就如他的作品反映一般。這種“花榜”，何不是對“科舉”的一種嘲諷？只是，更多的人看到只是“利”，而一旦核心變了，也就走味了。當然，這種活動的商業價值，也不能就此抹殺。只是，他的用意，又有誰能真正理解？

有一段時期，李伯元的居住地就是妓院的扎堆地，但是，他不僅不以為然，還開始了自己文學創作。官場也好，風月之地也好，在他的眼中，并無實質區別。大家的表演，不過是在迎合著某種“口味”，至于“賣笑”背后的真實故事，又有幾人關心？大家只不過都是在做戲，又何必在意是虛情或是假意呢。

【《游戲報》、《官場現形記》、《李伯元的文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