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夢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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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臣僚向帝王進言所使用的文書被統稱為奏疏。縱觀兩千年王朝史，最著名的一封奏疏當屬海瑞寫給嘉靖皇帝的《治安疏》。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一日，明朝名臣海瑞向明世宗呈上了一封言辭犀利的《治安疏》，痛批嘉靖迷信巫術，生活奢華，不理朝政，大罵皇帝刻薄寡恩，昏庸至極。

總之，海瑞寫奏疏罵嘉靖，罵得非常狠，狠到驚天地泣鬼神，狠到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因為心知此番必將小命難保，所以海瑞在呈上《治安疏》前買好了棺材，訣別了家人，遣散了仆從，已經把后世安排妥當。

但是，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海瑞并沒有因此喪命，原本惱羞成怒的嘉靖皇帝在看完《治安疏》后竟然被海瑞為國為民的剛正和忠誠所觸動，所以至死沒有下令殺海瑞。

（《大明王朝1566》嘉靖皇帝和海瑞劇照）

嘉靖皇帝慘遭芝麻小官痛罵而大發慈悲饒其死罪，其中，內閣首輔徐階扮演了重要角色。史載，當嘉靖皇帝決意殺海瑞以解心頭之恨時，徐階勸諫道：“海瑞這是想當比干啊，那么陛下是否要成全他一個忠臣的名聲呢？”嘉靖皇帝沉思半晌，意味深長地回答道：“海瑞確實可比比干，但朕不愿意做商紂王。”

徐階與嘉靖皇帝的這番對話非常耐人尋味，顯然，海瑞想當賢臣，而嘉靖皇帝想當明君，海瑞能活下來的真相是：二人爭的不是一時短長，而是后世之名。

作為震古爍今的一代名臣，海瑞儼然成了“清官”與“賢臣”的代名詞，但是，即便是名聲極佳的海瑞，也有爭議性的一面，其中首當其沖的一點就是“沽名釣譽”。

海瑞寫《治安疏》罵嘉靖皇帝到底是不是沽名釣譽？對此，筆者暫且不發表觀點，留待讀者自行思考。筆者此文重點要探討的是，導致這種質疑產生背后的制度問題。

（《大明王朝1566》海瑞劇照）

明朝是典型的“明奏”制度。所謂“明奏”，即所有奏疏都必須經由內閣之手，不僅大臣寫給皇帝的奏疏要在內閣明發，就連皇帝回復給大臣的批示也要在內閣明發，再稍加傳播，很容易就是全天下皆知。

如此一來，就導致了明朝官場的一個“毒瘤”——臣子呈上的奏疏，其表面讀者是皇帝，其目的讀者卻是其他官員，尤其是史官。“文死諫 ”不再是為了規勸皇帝、匡扶社稷，而是為了青史留名、沽名釣譽。

另外，“明奏”制度還有一個弊端：便于黨羽合力攻擊某一對象，輪番上疏，彈劾政敵。只要有一個人牽頭寫了第一份彈劾奏疏，其他有共同利益的人就可以一擁而上，直到皇帝不得不相信此人確實有問題，該貶、該死。

更重要的是，“明奏”制度有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奏疏內容的公開化讓大臣們顧慮重重，有話不敢說。試想一下，如果上奏的內容牽扯到其他大臣的利益，又有誰不怕被報復、被清算呢？

為了解決“明奏”制度帶來的種種毒瘤、弊端、缺陷，一種新的制度應運而生——密折制度。

（雍正皇帝畫像）

所謂密折，就是將奏文寫在折疊的白紙上，外加上特制皮匣的奏折。皮匣備有兩把鑰匙，一把交給上奏官員，一把由皇帝保管，其他任何人無法打開這個特制的皮匣。各地官員寫好密折，派專人送抵京城，不經由驛站，直達御前，交由皇帝親自批復。

密折制度下，皇帝儼然站在了上帝視角，看清一切，掌控一切。密折的內容與批復，整個流程，所有信息，只有皇帝和上疏臣子二人知曉，倘若有一字一句泄露，就是殺無赦之罪。

密折制度的本質是建立了一個專屬于皇帝與單個臣子之間的信息通道。

密折制度始于康熙晚年，完備于雍正朝。康熙皇帝是密折制度的發明者，但真正將其運用到極致的卻是雍正皇帝。

對臣子來說，可以直接給皇帝上密折是一種特權，一種榮耀。雍正不僅完善細化了密折制度的流程，還大大擴大了可以上密折臣子的范圍，允許和鼓勵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員，直接向皇帝遞密折。

做個直觀的對比，康熙在位61年，具折奏事的官員只有100多人，而雍正在位僅13年，具折奏事的官員卻達到了1200多人。在康熙朝，密折制度只是輔助，對政治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在雍正朝，密折制度逐漸成為主流，對政治的影響極為重大。

（帶有朱批的雍正朝奏疏）

清朝的密折制度，減弱了明朝“明奏”制度帶來的毒瘤、弊端和缺陷——上奏的內容史官不知，所以不能沽名釣譽；上奏的內容同僚不知，所以不便攻擊政敵；上奏的內容其他官員不知，所以不必擔心被報復。

除此之外，密折制度還有如下重要作用。

第一，促使各級官員相互監督、相互告密。以省級單位為例，督撫、布政使、按察使、道臺都有給皇帝上密折的權利。此省無論發生何等之事，你督撫大人敢不上報？你不上報，布政使也會上報，布政使不上報還有按察使、還有道臺。密折制度讓欺上瞞下幾乎成為不可能，因為雍正的態度很明確，報者賞，瞞者死，沒有人敢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而且，必須是如實上報，否則，一旦各級官員上報的情況有出入，皇帝很容易查出誰在說謊，到頭來還是一個死。

第二，廣開言路、納諫如流。雍正只是規定了密折的形式，卻不限制其內容，所以，各級官員不僅可以通過密折向皇帝匯報工作，還可以給皇帝提建議、出主意。因此，皇帝可以直接聽到來自基層官員、來自民間的聲音，對其制定政策方針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三，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密折制度省去了繁瑣的中間環節，一方面實現了及時的下情上達，另一方面也實現了快速的上情下達。

總而言之，密折制度使政令完全體現了皇帝的意志，使得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達到極限。

（雍正皇帝惡搞圖）

為了實現絕對保密， 雍正皇帝規定，官員最后必須將帶有朱批的密折封還給皇帝本人。因此，至今仍有數以萬計的雍正朝原始檔案存于故宮博物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帶有御筆朱批的密折，這些無疑是最有價值的歷史資料。

而今我們喜聞樂見的那些“雍正語錄”，比如最著名的“朕就是這樣的漢子”、“朕實在不知怎么疼你”、“朕亦甚想你”等，都是雍正皇帝在密折上的親筆批語，并非后世對雍正的調侃。

當然，密折制度縱有萬般好，“明奏”制度仍有它存在的價值，而不可能被完全取代，清朝實際上是明奏、密折雙軌制。

參考資料：《明史》、《清實錄》、《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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