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泉司法檔案選編·第一輯：晚清時期》（全二冊）
龍泉司法檔案的“發現”
龍泉司法檔案的“發現之旅”，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我與浙江大學歷史系年輕教師徐立望博士一起來到地處浙江省西南山區的龍泉市檔案局（館），搜尋地方歷史資料，受到檔案局朱志偉局長等人的熱情接待。在龍泉檔案館的庫房里，見到了這批收藏在密集型書架上、占據大半個庫房的珍貴資料——龍泉晚清民國地方法院司法檔案。后來，有朋友說我們“發現”了這批文書，這當然是過譽了。這批司法檔案由龍泉市檔案館收藏管理，經過編目，公開供讀者閱覽，為研究者上門查閱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這不像王道士無意之中打開藏經洞，發現敦煌文書，也不像學者從事田野調查，在斷垣殘壁之中找到半塊鐫刻有珍貴文字的舊碑，得來多少出于意外。不過龍泉司法檔案的“發現”，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反映著現代中國學術制度的推動與近年來學界關于“歷史資料”認識的演進。
重視利用地方文獻，深入展開區域研究，是近年來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試圖通過研究各具鮮明特色的區域地方歷史，深入觀察基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來充實以政治史為主體的傳統歷史畫面。不過，由于對各地的實際情況了解不足，人們一直以為，除了如徽州這樣的例外，在經過近代連綿戰火的焚毀與“土改”、“文革”等時期現代革命鐵帚的掃蕩，各地存世的歷史文獻已經極為稀少，難以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了。近年來不少地方陸續發現了一些相當有價值的新資料，令人在驚嘆我國傳統地方文獻生命力頑強之余，也使我們對原先的估計產生了懷疑，因此才有了那次搜訪之行。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內頁
如果講得更學理化一點，龍泉司法檔案的被“發現”，無疑還反映著新史學發展以來史學觀念的演進。從某種角度講，近代史學的發展，就是人們不斷擴大觀察歷史范圍的過程。梁任公曾批評我國舊史自“《漢書》以下，則以帝室為史的中樞，自是而史乃變為帝王家譜矣”。近大半個世紀以來，在新史學思潮的影響之下，史學研究從“帝王家譜”即王朝政治史，擴大到了軍事、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等各個不同層面。
中國傳統史學在它的后期，已有學者敏銳地意識到了歷史資料存在的廣泛性，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說法。但他們更多地是從經與史、文與史關系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且基本局限于正式的書籍文獻資料。二十世紀在新史學潮流影響之下史學的每一次演進，都會伴隨著一股擴大搜尋歷史信息渠道的努力。年鑒學派的興起使得原先不被人們關注、卻藴含著歷史上人們社會經濟生活重要信息的一些資料，受到史學家們的深度關注，如自然地理信息、民間文書、日常生活用品、檔案文獻等等。近二三十年來新文化史的流行，使得史學家所關注的史料更為多樣化，口傳史料比以往更受重視，一些反映歷史心態的史料更前所未有地受到關注，如人們的生活習俗、傳說故事、文學作品等等。隨著諸如飲食、服飾、身體、性別、表象、記憶等等內容進入史家研究的領域，一些原本看似毫無意義的史料開始浮出水面。
正如英國史家卡爾（Edward H. Carr）所論，歷史事實與過去的事實有區別，“并不是所有關于過去的事實都是歷史事實，或者過去的事實也并沒有全部被歷史學家當作歷史事實來處理”。過去的事實只有受到歷史學家的關注，被他們用作歷史研究的資料時，才變成“歷史事實”。
愛德華·H.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
民國年間縣級地方司法機構審理的訴訟案件，都屬于民間細故，在傳統理念影響下，最終結果也是調解多于裁決，許多細故訴訟往往不了了之，消于無形。何況小民日常生活，全國各地時時刻刻都在發生，這樣的事情實在太過平常，既不關乎時代大潮，更無涉于國家命運、明君賢相的事跡，在傳統史學看來，一向只屬于“過去的事實”，而非“歷史事實”。當我們越來越將觀察的視角從歷史的“大事件”轉向基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之時，這些詳細記錄民間細故的歷史資料，就開始凸顯出它們不可替代的價值，理所當然地變成了“歷史事實”了。
所以，龍泉司法檔案的“發現”，毋寧說反映了當代歷史學人一段心路歷程，更為合適。
龍泉司法檔案的歷史價值
從類型來說，龍泉司法檔案中的訴訟案件包括各類刑事案件，民事中的物權、債權、親屬、繼承等所有門類，涉及所有權、債務、繼承、婚姻、社會風俗、官民關系等各個方面的矛盾和糾紛。這批訴訟檔案有以下主要特點：
（一）有關山林所有權的糾紛，占物權、債權糾紛中的相當比例。在中國帝制后期，地產糾紛一向是各地訴訟的主體。多山地形是龍泉的地理特點，相較于平原更易產生地界不清現象，致使地產訴訟多體現在山林所有權的糾紛上。龍泉縣可供耕作的田地是稀有資源，以致本地產糧向來不敷居民食用。根據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的調查結果：龍泉縣水田十七萬畝，畝產二·五石（一石等于一〇八市斤)，計產谷四十二萬五千石，折米二十一萬二千石；人口十六萬五千，每人每年平均消耗米二·五石，共需要四十一萬二千五百石。缺少二十萬五百石。雜糧抵補四萬一千六百〇七石，尚缺十五萬八千八百九十三石，全年本地糧食自給率僅六成有余。因此，很多民眾的生計仰賴林業的收入。竹、木、冬菇、干筍等山貨，是龍泉的主要出產。鄉民伐木放筏，或上山種菇販賣，賺取工資以養家糊口者，不在少數。由于林業在地方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山產糾紛也相應成為物權、債權糾紛的主體。因山界不清而引發的糾葛，以及在合伙拚山伐木過程中產生的糾紛都比較常見，這也反映出浙南山地開發過程中，當地居民之間以及當地居民與木材商人之間的種種矛盾。
浙江省龍泉市大窯村
（二）在田土糾紛中，與宗族祭田有關的糾紛占大多數。祭田、書燈田等宗族公產，在龍泉大都采用族人輪值的方式經營管理。隨著宗族人口的增長、房派分支的增加，輪值順序混亂，極易引發族內的矛盾。清代和民國初年的地方習俗和法律都認定，財產繼承要以繼嗣為前提，所以當宗族中某些房支出現絕嗣的狀況時，圍繞著立嗣和祭田輪值權利，常常發生激烈的爭奪。與此相關，在祭田的耕種、租佃、收割、買賣，族譜、祭簿的重修和保管，甚至清明辦祭宴請、喪葬儀式的各個環節，都會發生糾紛和訴訟。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以后，新民法修改了繼承法并將祭田性質認定為公同共有物，但祭田案件有增無減。據新編《龍泉法院志》的初步統計，在整個民國年間僅因祭田輪值而引發的訴訟，就占民事案件總數的百分之十八。
（三）有關婚姻家庭的訴訟檔案，反映出近代家庭婚姻觀念和女性身份的變化。在“妨害婚姻家庭”類的訴訟或調解申請中，包含了買賣婚姻、不履行婚姻義務、撫養糾紛、家庭暴力、偽造婚書、誘拐、遺棄等多種類型的案件。進入民國以后，女性作為原、被告或訴訟關系人的案件檔案，并不罕見。一九二九年頒定的新民法親屬編中規定：“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不得訂立婚約”，在此條法律的鼓勵下，子女要求解除未成年之前由父母包辦之婚約、爭取婚姻自由的訴訟，在一九三〇年代之后明顯增加。
（四）有關兵役執行、稅收、貪污瀆職等方面的刑事訴訟檔案，在民國后期大量增加。北洋政府時期，此類案件的檔案數量較少。隨著南京政府成立后黨化政治的推行以及對地方統治的加強，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與民眾的糾紛開始大量出現。例如，在與稅收有關的案件中，既包括龍泉直接稅局起訴商家欠繳、拒繳營業稅、所得稅的刑事訴訟，也包括商家和個人起訴公務人員在執行收稅過程中的違法行為。一九四〇年代以后，隨著戰爭局勢的推進，兵役征派頻繁，強拉壯丁和抗征事件都屢有發生，以“妨害兵役罪”起訴的刑事案件數量激增。這些檔案為我們研究民國各時期地方政府的施政，官、民、法之間的關系都提供了翔實的材料。
（五）這批檔案中還有大量有關毒品、賭博、風化等等的案件記錄。“開設花會、聚眾賭博”的案件，在整個民國時期層出不窮。但開設煙館、販賣吸食鴉片之類的刑事訴訟，則主要集中在一九三〇年代。這些檔案是對社會現象的忠實記錄，讓我們能夠從不同的側面，了解民國時期一個浙西偏遠小縣的民生百態。
民國時期街邊的吸毒者
上述特點表明，龍泉司法檔案具有地方歷史文書的一些共性。例如，相比于官方正史，包含更多基層社會的信息，更具地域性；相比于一般的存世文獻，它未經人為修飾與改寫，純屬第一手資料，因此具有原始性，等等。同時，它更在完整性與基層性兩方面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值得關注。
龍泉司法檔案清晰記錄了中國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從傳統到近代變革的完整過程，彌足珍貴。中國古代一直延續的行政與司法合一的制度表現在地方司法上，就是縣衙審判，典史和知縣（幕友）判案。這套制度，到了清末民初開始改革。目前學界對清末民初司法改革的研究，主要利用的是最高審判機構大理院的檔案，以及一些地方官員編撰的案牘。各地方檔案館的零星收藏，也大都是一九三〇年代甚至一九四〇年代的司法檔案。反映清末民初司法轉軌關鍵時期的地方審判資料卻不多見，因此地方司法層面的研究遲遲難以深入開展。這批龍泉地方法院的檔案，為我們提供了從晚清到一九四九年，整個民國時期地方司法變遷的完整資料。
在一些細節上，也能看到民國司法的巨大變化。比如，原、被雙方所提交的訴狀、辯訴狀等的結尾，民眾所使用的語句在整個民國時期的演變，就比較說明問題。在清末和民初，狀紙中“號泣青天大老爺明鑒”之類用語還相當普遍，逐漸地這種舊式狀紙上的習語被“伏乞知事暨承審官俯賜”或“請求縣政府恩準／賜準”這樣的用語所取代，到了民國后期，狀紙的結尾則較為統一地使用“請求察核”、“謹呈／訴龍泉地方法院公鑒”這樣的語句。這個變化不僅說明民國司法從政法合一的行政長官判案向司法獨立的轉變，同時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民眾對于訴訟、執法機關的觀念的變化。其他許多細節，甚至包括案卷文書格式的歷次演變等等，都可以在這批檔案中得到清晰的展現。因此，這批文獻不僅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更具有無可替代的社會價值，可以為當前社會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直接的參考資料。
所謂基層性，主要指比較于其他地方文書，作為基層司法檔案的這批資料具有自己的一些特點。晚清民國司法檔案在全國各地保存至今的并非只此一例，但作為基層地方法院的檔案，存世者卻很少。此前學界關注較多的，大都是高級甚或最高法院的存檔資料，這當然是因為層級越高越有可能被保存下來。例如臺灣學者黃源盛在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發現并整理的大理院判例即是。黃源盛及另外幾位學者利用那些判例的資料，已經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屬于最低層級的地方法院案卷，不僅未曾有過如此大量的公布，相關的研究更少。這些基本屬于民間細故的司法案例頗具特色，是最直接反映民間社會生活與司法生活的第一手資料。它為我們研究晚清至民國年間我國東南地區民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資料，可以彌補其他地方文獻存在的一些不足。
這批檔案記錄了近代地方社會結構、經濟形態、家庭婚姻、民眾觀念等方面的變遷，實際涉及民眾生活的幾乎所有內容。檔案中卷帙浩繁的訴狀、辯訴狀、口供和作為證物保存下來的契約、文書等等，記錄了大量的社會生活信息，而且它們還直接反映出法律更革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機制和過程，這是其他類型的文獻資料所缺少的。
更重要的是，這批檔案中記錄了許多其他文獻不能記錄或不愿記錄的內容。小民百姓出于申訴權利的需要，使得他們那些本來不會或者不便示眾的生活細節，都不得不“拋頭露面”，呈堂示眾了——例如關于民間種種有違禮法的婚姻形式，若非訴訟，就不太可能形諸筆墨。以致有一位龍泉的縣官在他的批語中感嘆：“鄉間婚姻不正，幾于不可窮詰。”討論社會生活史所必不可少的種種基層民眾生活細節，就這樣通過訴訟案例的形式，向研究者全盤托出了。所以說，龍泉司法檔案為我們描述了一幅生動的清末民國年間東南地區基層民眾日常生活的圖景。
以上關于龍泉司法檔案歷史價值的思考，是我們選編工作的立足點。
（本文節選自《龍泉司法檔案選編》總序，轉自“中華書局1912”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