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昨天，（武漢）全市今年已有155人中暑，其中5人不幸死亡。——上面這段報道是源自2013年的《中國新聞網》。

在如今這個高速發展的時代，科學技術還是相對發達的，抵抗酷暑的方式和工具有不少，但即使是這樣，都依舊還是有熱死人的悲劇。

要知道，古代的條件可是要比現在艱苦很多，人們很多時候只能用自己強大的意志力去對抗這酷暑。而且當時的醫療條件與交通工具也是遠遠落后于現在，如果中暑了傷員可能根本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救治。因此，雖然沒有多少史料記載過確切傷亡人數，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古代的夏天如若遇到酷暑，肯定會有不少人被熱死。

而在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那年的夏天被很多人稱為是“中國歷史上最熱夏天”。雖然這個稱號或許可能太夸張了，或者說用“最熱”這個詞還有待商榷，但毋庸置疑的是，那年的夏天對于大清王朝的子民來說的確可以說是一場災難。

在那年夏日的時候，當時華北大部分地區都經歷了這場由火熱酷暑所帶來的浩劫。根據氣候研究專家換算，當時平均氣溫竟然達到了40攝氏度以上，而且這樣的高溫天氣還持續了很長時間。咱們就拿當時的北京城舉例，北京的災情在當時是相當嚴重，有萬余人不抵酷暑被熱死。而要知道，這還僅僅是統計到的，僅僅是被熱死的，要是算上那些沒有被統計到的，由于酷暑所引發的連帶疾病，傷亡人數甚至更多，數據定當非常恐怖。

在華北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縣志有記載，比如山西浮山。

《浮山縣志》記載：“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

如果覺得數據過于冰冷模糊，只能知道個大概，大家還是沒有辦法較為形象的感受到那年夏天的炎熱。那就讓我們回歸歷史，從當時大清最高統治者乾隆皇帝面對酷暑的困境，來看看那個炎熱的夏天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清史稿》里面有句話，那就是“丙辰，以旱求言”。看到這句話，相信很多人都會以為是臣子向乾隆進言，讓他關注民間的旱情，因為這才是理論上應該有的正常邏輯。但實際上，這句話卻是乾隆本人下旨，讓百官們密切注意各地的旱情。

能夠讓乾隆皇帝如此擔憂，充分說明了乾隆覺得這種溫度如果繼續持續下去，肯定會對民眾造成困擾，處理不好有可能會演變成一場災禍，而這也足以看出當時的氣溫實在是太高了，高的甚至有容易引起社會動蕩的風險。

乾隆的擔心還真不是多余的，隨著連續的高溫，各地旱災頻發，高溫造成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糧食顆粒無收。正因如此，乾隆調撥了大批的糧食去賑災。

《清史稿》記載：“（乾隆）撥通倉米四十萬石賑直隸旱災”。

當然，四十萬石，雖然很多，但乾隆依舊不可能做到普度眾生，他只能注重到那些受災最為嚴重的地區，很多地區百姓依舊受災嚴重。這倒也不是因為乾隆吝嗇，而是國家儲存的糧食其實也沒有太多了，加上清朝官吏腐敗問題嚴重，層層克扣。

如果說酷暑伴隨而來的旱災是對人的間接影響，不夠直接的話，畢竟載體有農作物“糧食”，我們就來直觀看看來酷暑對人的巨大負面影響——在那燥熱無比的夏天，室外到處都發熱，只要是金屬物品無一不讓人覺得燙手，走在泥巴地上更像是腳踩火炭。窮苦的百姓因為沒了莊稼，為了生計，大多只能去干一些苦力，而即便是受災不至于顆粒無收的，由于也受天氣影響，在莊稼上面要花的勞動成本和時間成本要比平時高不少，出勤率只高不少。無論是哪一種，只要出去干活就有直接死亡的風險。

在外干活有可能會被熱死，而在家待著則是會被餓死，這道選擇題是無解的。而且隨著旱災的不斷加重，糧食的價格也是水漲船高，這其實也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乾隆皇帝的境遇倒還稍好一些，畢竟能夠集中人力物力干工程，比如冰窖，冰箱在故宮里還是有的，若是乾隆皇帝酷熱難忍，可以吃冰或者呆冰窖來消暑，避暑。冰箱或許大家都不會感到太稀奇，畢竟如今故宮博物院中還有掐絲琺瑯冰箱。

人們好奇的是冰窖，有人或許會問當初有冰窖嗎？冰窖是不是乾隆八年時候為抵御酷暑才開始修建的？其實當初是有冰窖的，而且早在明代時期其實就已有冰窖了。

《藤陰雜記》記載：“雪池，康熙中賜蔡升元，內府司員，冰雪施工，如期告竣，令同知陳元龍送歸新第。”

比如上面史料中說的雪池冰窖就始建于明代，在康熙的時候又對冰窖進行了一番修繕，到了乾隆時期類似的冰窖數量雖然不算多，但是供給皇家是足夠了；而富貴人家雖然不可能擁有屬于自己的冰窖，但是他們也有儲藏冰塊的方法；至于那些窮苦人家，別說是拿冰塊降溫了，就連日常喝水都成問題，他們想要解暑，只能輕搖著自家破爛的蒲扇了。

乾隆因為有冰窖和冰箱，生活還是滋潤的，但百姓依舊受苦，這讓乾隆相當不安，畢竟曠日持久的炎熱天氣如果繼續持續，必定會導致災民越來越多。由于自漢就流傳下來的天人感應的緣故，人們往往是將自然界的變化與統治者的德行聯系起來，而因為大旱的關系，民間產生了很多輿論，而這些輿論全部都指向乾隆，民間百姓說皇帝無道，這場旱災是老天對社稷的懲罰。

如果有人借此災難順勢而為，定會對大清的統治產生威脅，而我在上文說到的對重點區域進行賑災還是遠遠不夠的，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人多迷信，對民眾進行思想誘導也是相當有必要的。

當時的乾隆于是乘勢寫了首名詩：即“冰盤與雪簟，瀲滟翻寒光。展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

乾隆在這首詩里面充分表達了對他對百姓的同情，以此來安撫百姓。

這些還不夠，乾隆還專門派遣官員向民眾解釋高溫原理，之后自己又親自去廟堂求雨。在安撫，科學與迷信的三者結合下，這場輿論動蕩終究還是被平息了下來 。

乾隆的當機立斷，使得這場天災并沒有對統治造成太大威脅。如果當時沒有處理好這件事，使得災民越來越多，而加上燥熱天氣又讓百姓情緒變得暴躁沖動——那些即將被渴死，餓死的人，他們為了能活命會甚至不惜去搶奪其他人的物資，這種混亂持續下去，對乾隆的統治還有對百姓自身都是相當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