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們將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叔本華的意見也算在內，就會發現，在19世紀頭幾十年中已經有了一種理論，它不再把愛情語義學當作是給定的或當作是某種認識來接受，而是試圖將其當作一種三階段的調控關聯(Steuerungszusammenhang)來把握。在文學、小說、idéologie [意識形態](在此我們稱之為語義學)的層面上，影響個體性情感塑造的引導性表象被固定下來。這些表象重又在某種“對于類的天賦的沉思”(Meditation des Genius der Gattung)中，調控著人們的生殖行為。關于再生產，也就是關于“下一代的組成”的決定，就在一種完全個體化的、獲準自由然而又被暗中調控的選擇程序中作出。自由和制度合而為一。戀愛者根據小說塑造了種種表象，然而表象的目的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此功能。不管它們以多么悖論、不受控制、難以捉摸的方式產生： 它們將配偶選擇個體化，乃是為了在組合中培育人類種族，唯有透過此一功能，才能認識到所有甜蜜與傷痛，所有焦慮和困窘，所有狂熱不羈的深層意義。

在此“意識形態”的語境中，18世紀的自然概念解體了。科學上可供研究的、在文明中被編碼的質料(Materie)，取代了由自身規律而貫徹自身的力(Kraft)。與此相應的是一種在數十年后出現的生物學感傷主義，蒲魯東賦予了它不太清晰然而簡明扼要的表述。愛情和婚姻的統一被預設為質料和形式的統一。人的再生產是這一安排的功能性目的，諸多理想參與到其實現過程中：“l’influence de l’idéal était nécessaire aux générations de l’humanité[理想的影響對于人的生殖是必需的]”，另：“l’amour est donc... la matière du mariage[愛情因而是……婚姻的質料]。”引導性差異因而就是：形式和質料以及理想和實在。因為在這個差異中人們無法決定贊成某一方而反對另一方，它就表述了基于性的愛情和婚姻的統一，而揚棄了所有早先的形式區分。浪漫主義歷經了19世紀后半葉的自然主義和進化論潮流而存活下來——然而喪失了所有的深層張力，且形式上采取一種貌似嚴肅的幻覺主義(Illusionismus)，它總是旋即就會被揭穿。

圖源：pixabay

這么說， 浪漫派就只是反抗庸常化，阻止愛情向所有人開放的最后一搏嗎？或者執著于“偉大愛情”的代價必然是一種獨特的猶豫難決，乃至偉大形式的喪失嗎？無論如何，由于單個家庭分化而出，可信性的諸構成基礎——它們讓種種可能的革新變得神圣化——發生了推移。一個早已有之的動機是有情人尋求婚姻(小說則以結婚為結局)，該動機也只是現在才變得時興。愛情和婚姻不可兼得的舊論點如今得掩藏起來了，小說結局并非生命結局。通過去掉所有顯示威脅的要素，人們試圖簡化浪漫主義愛情的語義學。不僅是堂吉訶德、愛瑪·包法利、于連·索雷爾這樣的小說主人公，不，所有人都獲得了可能，將自己提升到復制來的需要中去。某種小人物的浪漫主義應運而生，必要時，它只需要消費書籍和電影就可以得到滿足啦——“one of the few bright spots in a life normally bounded by the kitchen, the office and the grave [在通常束縛于廚房、辦公室和墳墓的一生中不多的亮點之一]”。它易于理解，通過夢幻就能實現，對智力要求不高，也淡寡無味。雖然只有極少數人能照著這樣去生活，但所有的人都能夢想那樣的生活。另外，它和一個以市場和機構組織為特征的社會的正常職業條件可謂背道而馳，于是將愛情和婚姻開辟為別具一格的晉升之路——同樣不設任何前提，也能被看成是充分個體化的。

圖源：pixabay

然而，簡單的庸常化就夠用了嗎？如果為了給低概率性行為實現提供社會的庇護和心理的預備，愛情必須重新被制度化而成為理想，那么一個理想和人格的對比不是通常不利于人格嗎？如果一個符碼被專門化，專用于讓非正常行為顯得正常，則如果行為乃是在實在的(real)心理和社會條件的壓力下才重歸正常化，符碼豈不是失效了嗎？最終，人們重又在婚姻中發現了不相容性的老問題：恰恰是那些奠定了婚姻的預期讓人大失所望。可能尤其是男性受到幻想破滅的煎熬，假如斯塔爾夫人的猜測是對的：他們用想象代替所缺乏的心靈聯系。無論如何，社會學在思辨時首先想到，恰恰以羅曼史開場的婚姻才會被這樣一種現實沖擊所威脅。就這樣，浪漫主義愛情將離婚置于一種新的、戲劇性的光照下。“The world that loves a lover does not love a divorcé ... He has got what he wanted and found it was not good for him [世人鐘愛戀愛者，不愛離異者……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卻發現并不適合他]。” 宗教、道德、法律和家庭政治壁壘的撤去，將社會判決引向了離異者本人。一種公開的排拒不再能從這些層面獲得支持，然而當事人自身并不一定會獲得更有利的處境：當事人知道，人們知道，是他(她)讓自己陷入了這一境地。要說誰的罪過的話，那就是“浪漫主義愛情”的意識形態性錯誤調控。這一假設促使人們為持久的親密關系尋找另外的基礎。陳舊的(譬如清教徒的)“終生伴侶”表象又在companionship [伙伴關系]、“同伴友誼”(Kameradenschaft)的稱謂下復活了，雖然已沒有人記得起來源。 人們在婚姻中尋找的，不是拔高到非實在性的理想世界，更不是熾熱情感的持久證明，而是在所有重要事情上相互理解和共同行動的基礎。

一種化簡為少數幾個標志的浪漫派復合體分化而出的趨勢，仍然為該世紀上半葉的消遣文學所重構、過度提升和陳套化，與此同時，對符碼的反身性更強的加工似乎已經引發了變革。另有經驗性數據表明，不同于消遣文學以及對消遣文學的興趣所傳達的形象，浪漫主義熱忱在愛情表象中蔓延并不太廣；而這些事實自然會反過來對語義學起到降溫作用。是什么導致了這種變化？一種偶然給出的解釋是，對于婚前性行為的更大容忍度，以及兩性角色差異的日益消失，無法和浪漫主義愛情的表象相結合；浪漫派以苦修禁欲，以滿足的延后為前提。可就算情形如此，最多說明了浪漫主義愛情表象的可信度在陷落，卻并未道出，它們作為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是朝著哪個方向被轉化的。

這種有待發展的親密性的新語義學可以依賴于一個因素 ：非人格性和人格性關系的差異，這一因素之前從未以此方式對象征內容產生影響。它并非過去對自己群體的所屬者和外來人的區分，由此區分生長出了phílos / philía [愛/友誼]的傳統差異。所涉及的不是某種正好碰上的、自然形成的人群分組，單個人或較小群體在其中至多能通過遷徙(脫離群體)實現位移。問題所在不再是宗教性(關聯于上帝的)和世俗性(必然是自私的)愛情的差異，因為對于另一方的命運和人格特征，兩者都可以保持相對的冷漠。這樣一種冷漠在減輕負擔方面帶來的種種便利，也因此而消失了。所涉及的也不再是婚姻和孤獨的差異，浪漫主義者的幻想、反諷和失望均由于這一差異而點燃。如今賦予了形式的差異，毋寧說處于社會關系層面，單個人要么能將其全部自我置入這一層面，要么不能。單個人也只能——這一情形是新出現的——在非人格性關系中實現其一生中的大部分要求，在這類關系中，單個人無法就其自身進行交流，或只能在不同系統的狹隘界限之內進行交流。這種條件甚至將自我的建構本身納入了其中，也就是將學校和職業生涯語境中的成長過程包括進來。自我自身循著差異經驗的軸線而被構建起來，由這些社會結構性條件，差異經驗獲得了一種特殊色彩。 對于另一個自我——這等于說：另一個他人、另一個自己的自我——的需要由此而受到了深深的影響。這一需要一道參與了自身同一性的構建。

19世紀的人們鑒于工業革命給市民階層制造的諸種情形，會假設問題僅僅涉及男性。只有男人在家庭之外工作。只有他需要去應付世界的種種不如意。只有他會直接面對周圍人的冷漠、無情和惡意，而女人用愛情來修復他的創傷。

Le soir, il arrive brisé. Le travail, l’ennui des choses et la méchanceté des hommes ont frappé sur lui. Il a souffert, il a baissé, il revient moins home. Mais il trouve en sa maison un infini de bonté, une sérénité si grande, qu’il doute presque des cruelles réalités qu’il a subies tout le jour…Voilà la mission de la femme (plus que la génération même), c’est de refaire le c?ur de l’homme [晚上，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工作負擔、事情的無聊及周圍人的惡意重重地擊打他。他在受難，他在衰退，他回來時已經不像人樣了。但在他的家里，他能找到無限的善良，如此之寧靜，簡直要懷疑整個白天經歷的殘酷現實是否真實……這就是女性的使命(超過了生育本身)，即修復男人的心靈]。

在這個社會理論前提之下，男女的人類學差異首先必須加以保持，甚至推至極端——在它被完全放棄之前。

如果非人格性和人格性關系之差異的這一基本經驗成為共有知識財富，如果它獨立于階層劃分、獨立于性別而出現在每個人身上，這必然會將對于人格性關系、對于充分的人際間互滲入的愿望安置于更深層面，同時又增強到不可實現的地步。其間，和一種物資短缺經濟(相互幫助)以及一種勤勉為生道德的關聯尚未完全消失。這些承載了傳統友誼倫理的要素始終很重要，但它們被降格為最低限度條件：它們不可或缺。恰恰因為這些要求寓于非人格性關系領域，在那里能得到實現，故而對于人們在親密性關系中指望從對方獲得的東西來說，它們才不能構成出發點。愛情和友誼的理想無法順著它們攀援而上，這類理想并不在于和短缺資源打交道、勤勉為生、不吝付出、樂意投入一類抬得過高的要求，然而又在于什么呢？

人們會猜測，在一個給每人都提供了高度復雜環境(有著隨時轉換的關系)的社會，婚姻或者類似婚姻的關系反而會被進一步強化，因為它們至少能夠以一種持久關系的形式為整個人格提供支撐。經驗性研究也表明，比之于各自角色被同時固定于環境中的家庭，在一個高度復雜、變化不定環境中的家庭會更趨向于彌散而親密(diffus-intim)的內部聯系。然而，由這種對于親密關系強烈的、可以說代償性的興趣，卻很難推斷出相應系統的穩定性。恰恰是那些想找到某種失落之物，實現某種未實現之物的希望和預期，也可能樹立起根本無法實現或難以實現的標準。尤其是當缺少了社會層面上被標準化的語義學時，情況就更是如此。人們評估前景和調整自身的行為方式，皆依賴于這樣的語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