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邊明江，遼寧營口人，先后就讀于揚州大學日語系、北京大學中文系，201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南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講師。研究方向為日本近現代思想史、日本中國學、中日比較文學等。

狩野直喜與《唐太宗入冥記》等敦煌變文（片段）

在中國學界的早期傳播

【原文刊載于北京語言大學主辦《漢學研究》2015年秋冬卷，此次刊登于公眾號時，文字上有所改動，特此說明。】

摘要：狩野直喜是日本中國學研究“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早期敦煌學研究中的重要學者，尤其是他最早將《唐太宗入冥記》《秋胡變文》等敦煌變文的片段從敦煌遺書中提取出來并加以初步的研究，指出它們的重要價值。王國維從狩野處獲得這些文獻后，披露了部分材料，引起魯迅和胡適等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者的注意。通過不同版本之間的比對，我們能夠發現王國維在引用狩野提供的資料時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動。此外，譚正壁等學者也曾直接從狩野的文章中加以引用。總之，在敦煌變文（片段）在中國學界的早期傳播過程中，狩野直喜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存在。

一、狩獵直喜的敦煌學研究概述

狩野直喜（Kano Naoki，1868—1947），日本著名的中國學家，“京都學派”的代表性學者，他在中國思想史、制度史和古典小說戲曲等研究領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深刻地影響了當時及之后的諸多學者。而作為敦煌學家的狩野直喜的成就，也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了總結和評論。在日本，狩野的學生神田喜一郎較早地總結了狩野的功績，他認為狩野最早開始研究敦煌古書，啟發了一大批學者，許多敦煌古書是因為狩野才為學界所知的[①]；狩野的關門弟子吉川幸次郎曾將狩野的成就總結為六點，其中第五點即為與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合力開展敦煌學研究[②]；《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以及高田時雄的《京大東洋學百年》也都強調了狩野在敦煌學草創期的作用[③]等等。在中國，先后有嚴紹璗、王冀青與鄭阿財等先生，撰文肯定了狩野在敦煌變文的公布和研究方面的開創性功績[④]。

狩野直喜（圖片為編者加）

筆者在學界前輩的論述基礎上加以整理，首先簡要介紹一下狩野的學術生涯，尤其是他在敦煌學研究上的貢獻。

狩野于明治元年（1868年）出生在熊本，后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后，狩野輾轉幾所學校任教，直到1900年4月，日本文部省派遣他和服部宇之吉以留學生身份前往北京，但正逢義和團與外國人激烈交戰，狩野被困于使館區中，他后來負輕傷，于同年8月歸國。

1901年，狩野再度留學中國，這次是在上海，他頻繁出入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分會（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接觸到大量西方漢學著作。此外，他還結識了羅振玉(并聽說了王國維的名字，但無緣親見)，拜訪張之洞等，1903年回國。

1906年7月，狩野被任命為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1908年，兼任新開設的中國文學科教師。1909年，羅振玉將從伯希和處得來的一些敦煌遺書的照片寄給狩野等人，加上田中慶太郎的介紹，狩野和內藤湖南等京都帝大的學者對這批新文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促成了狩野的第三次中國之旅。

1910年，狩野、內藤、小川琢治等五位京都帝大的學者前往北京，在羅振玉等人的幫助下見到不少珍貴的敦煌遺書，其中佛典居多。但是由于狩野的關注點并不在佛典而在經書和俗文學等方面，而相關文獻基本都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與伯希和帶回了英國和法國，所以狩野在1912年第四次出國。他遍游歐陸，拜訪英法俄諸國的漢學家，查尋各國所藏的敦煌遺書。這次旅行的收獲極為豐富，期間狩野發現了鄭玄注《論語》、唐鈔本《文心雕龍》、《劉知遠諸宮調》等文獻的殘卷；而且搜尋出一些用俗文寫成的故事的片段，正是今天被稱為敦煌變文的一些片光零羽，狩野后來根據它們撰成《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支那俗文學史研究の材料』）一文（1916），認為它們對于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狩野在1913年歸國，此后專心于教學和研究，開設與清朝考證學、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史、魏晉兩漢學術史等相關的課程，培養出武內義雄、青木正兒和吉川幸次郎等優秀的學生。

自1924年起，狩野先后四次向天皇進講儒學，反復申明德治的重要性，強調戰爭對于國家的損害。但日本的侵略擴張道路與狩野的主張幾乎完全背道而馳。1947年12月13日，狩野去世。

以上是狩野的學術生涯的簡述。筆者認為，狩野在早期敦煌學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點：其一，分享當時鮮為人知的一些珍貴資料；其二，對這些珍貴資料進行初步的考辨與分析，尤其體現在將新發現的敦煌變文片段置于中國古典小說戲曲的發展史之中進行研究。

首先，狩野與當時的歐洲和中國的學術界都有比較密切的聯系，比如法國漢學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去世后，狩野專門撰文懷念并充分認可沙畹的學風，此外，狩野與中國的董康、楊樹達、張元濟等都有一定的交往[⑤]。其中他與伯希和、王國維、羅振玉的往來十分頻繁[⑥]，狩野在法國尋訪敦煌遺書時，伯希和多有助力，并介紹狩野去斯坦因處繼續查訪；而狩野在獲取珍稀資料之后也慷慨地與王國維、羅振玉等人共享，這對于無緣到歐洲親自查訪敦煌遺書的羅王二人而言無疑是極有助益，也頗為便利的（當然，狩野并非羅、王等人獲取敦煌遺書副本的唯一來源）。所以，狩野實際上是流落歐洲的敦煌遺書的副本在中國和日本的主要傳播者之一，他利用親訪英法博物館的機會抄錄那些他感興趣的文獻，帶回日本，提供給日本和中國的學者。

王國維在《唐寫本殘職官書跋》、《唐寫本食療本草殘卷跋》、《唐寫本韋莊秦婦吟跋》和《唐寫本殘小說跋》等文章中多次提到他受惠于狩野提供的敦煌遺書的副本；羅振玉根據所得的敦煌唐寫本《莊子》殘卷諸種成《敦煌唐寫本南華真經殘卷校記》一文，其中《胠篋》部分正是得益于狩野，“《胠篋》則日本狩野博士（直喜）在英倫時手校，予借錄入世德堂刊本上。”[⑦]

再者，狩野對于某些敦煌遺書做了初步的研讀。比如他曾提到《修文殿御覽》殘卷，指出《太平御覽》明顯引用了《修文殿御覽》的內容，并認為《修文殿御覽》在諸方面都要勝過《太平御覽》。[⑧]狩野的論述并不精深，只有一些初步的結論，但并非毫無價值。

而狩野在此方面最大的貢獻，無疑是他于1916年在日本《藝文》雜志上分兩次發表的《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一文。狩野先是指出小說戲曲的嚴肅的研究直到近年才得到重視，而許多珍貴的新材料的出現也促使研究風氣轉盛，其中敦煌發現的眾多新文獻尤為重要；狩野自述在倫敦和巴黎的訪書經歷后點出全文主旨，即在唐末五代就已經存在元代以后的俗文學的萌芽；隨后他以大量的一手資料為例有力地證明了這一觀點，修正了關于中國古典小說起源于宋代的舊說；最后的結論則呼應開頭，指出中國的俗文學（平民文學）繁盛于元明清三代，但其濫觴可追溯至唐末五代時期。

神田喜一郎認為這篇論文在當時是“劃時代的新研究”[⑨]，雖然略有夸張，但它的影響力確實是不可忽視的。王冀青也高度評價這篇文章，認為狩野不僅介紹了珍貴寫本，而且“引用了許多其他文獻材料，既有助于認識這些敦煌寫本的淵源與背景，又較完整地勾畫出中國俗文學的歷史概況，這是該文的一大特點”，甚至“可以說是日本第一篇有關敦煌文學的研究論文。”[⑩]

通過對所見變文片段的考察，狩野將俗文學的源頭從宋代上溯至唐末五代，這一在今天看來無甚驚奇的結論在當時卻是不易做出的，可以說，狩野是最早將中國通俗文學的濫觴推至唐末的學者之一。而隨著人們對敦煌變文的了解越來越多，一些學者也得出了與狩野相近甚至完全相同的結論。比如日本的鹽谷溫依據狩野的發現，承認“在唐末五代之際，除了優雅典麗的傳奇體小說，尚有一種極為俚俗，卻為一般的下層民眾所賞玩的所謂平民文學”[?]；王國維提到《唐太宗入冥記》“全用俗語，為宋以后通俗小說之祖”[?]；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根據敦煌遺書判斷“用白話作書者，實不始于宋”[?]；鄭振鐸在其《宋元明小說的演進》的“緒言”中根據《唐太宗入冥記》《秋胡小說》等認定“我們的國語文小說的創始期猶當從宋代而上移至唐末的”[?]。

狩野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貢獻已如上所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狩野的功績并不局限在日本一國之內，與中國學術界也有密切的關聯。那么，狩野的敦煌學研究究竟與中國學界有著怎樣的關聯呢？

筆者接下來嘗試以《唐太宗入冥記》的片段為例，厘清狩野與一些變文片段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界的傳播的關系。

二、《唐太宗入冥記》片段在中國學界的早期傳播:發源于狩野的兩條線路

01

從斯坦因到狩野

《唐太宗入冥記》，現存英國，編號為S.2630。現存部分殘缺不全，故事的大概內容是：唐太宗死后魂游地府，憂心太子，祈求判官催（崔）子玉為其延壽，子玉以太宗允諾賜官為條件，最終為唐太宗延壽十年。

這段故事的雛形見于唐代張鷟的《朝野僉載》卷六（《太平廣記》引），但記載十分簡略，明顯不如《唐太宗入冥記》變文豐富精彩。由此也可以看出，變文雖然一般被視為所謂通俗文學，但并不一定流于粗鄙，想象力倒是能夠得到更好的發揮。到了明代，《西游記》第十回《二將軍宮門鎮鬼 唐太宗地府還魂》和第十一回前半部分將唐太宗入冥府一事敷衍得愈發生動[?]，佛教思想的氛圍也更加濃厚。可以說，《唐太宗入冥記》是考察《西游記》成書過程以及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史的重要材料之一。

但是，《唐太宗入冥記》殘卷在被斯坦因帶回英國后，一直默默無聞，大概是因為斯坦因的興趣并不在文學典籍上，加上當時敦煌遺書仍在整理過程中，所以他未能對此秘籍做出考辨和研究。直至狩野來到倫敦考察英藏敦煌遺書，發現了這一殘卷，才敏銳地認識到它的價值。狩野之所以能夠慧眼如炬，在眾多敦煌卷子中發掘出《唐太宗入冥記》等在當時不為人知的珍貴資料，是因為狩野在赴歐考察前就已經對中國古典小說戲曲萌發興趣并開展研究了。早在1908年，狩野就發表了考證《紅樓夢》作者及成書年代的論文；又在1910年發表《水滸傳與支那戲曲》，推定小說《水滸傳》成書于“水滸戲”之后等等。狩野一反歷來輕視小說戲曲的立場，極為重視通俗文學，這種研究理念的轉變[?]是他主動追索和考辨小說文獻的前提。也就是說，狩野是作為一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者（當然同時也有經學研究者的身份等）去翻閱敦煌遺書的，他的研究視域使得他能夠認識到這些資料的價值。

1913年10月，狩野從歐洲返回日本，帶回了許多他抄錄的敦煌遺書的副本，其中就有不少敦煌變文的片段。這些片段在當時幾乎無人知曉，大概也沒有人會想到，這些材料后來竟然會改變人們對中國小說發展史的固有認識。可以說，狩野是最早將敦煌變文從數量巨大的敦煌遺書中提取出來，并給予它們高度評價和正確認識的先驅性學者之一（或者去掉“之一”？）。

1916年，狩野在日本《藝文》雜志上發表《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他在文中首次公開披露了今日被稱為《唐太宗入冥記》變文的片段。由于這段引文并不長，不妨將其抄錄于下：

判官懆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

姓催名子玉 朕當識才言訖使人引皇帝至

院門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

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啟判官奉大王處

太宗皇（脫“帝”字——狩野注）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取引

子玉聞語驚忙起立唱喏[?]

雖然狩野抄錄的文字有個別錯誤，但這件之前從未為人所知的材料還是吸引了不少學者，尤其是治中國古典小說史的研究者們的注意。

02

線路一：從狩野到王國維，再到魯迅等

1）從狩野到王國維

最先對狩野抄錄的這一材料產生興趣并加以研讀的中國學者是王國維。根據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的記載，1919年7月，王國維“得見狩野博士所錄英倫博物館藏敦煌唐寫本書，因草《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其中包括專論這一材料的《唐寫本殘小說跋》；陳鴻祥的《王國維年譜》也記載，1919年7月，王國維收到狩野寄來的狩野手錄的英藏敦煌唐寫本殘卷十數種；袁英光和劉寅生的《王國維年譜長編（1877-1927）》中亦有幾乎相同的記錄。[?]王國維甚至還興致盎然地吟詩留念，即《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絕句》中的第五首，專門詠嘆《唐太宗入冥記》（王氏當時稱其為《太宗入冥小說》），其詩曰：“圣德圣功古所難，千秋治郅想貞觀。不知六月庚申事，夢里如何對判官。”[?]。

也就是說，王國維在1919年從狩野處獲得了狩野手錄的《唐太宗入冥記》的副本，并為其做跋文，即《唐寫本殘小說跋》（后收入《觀堂集林》）。王國維在文中專門介紹了《唐太宗入冥記》殘卷的內容——

右唐人小說斷片，亦狩野博士所錄英倫博物館本，記太宗入冥事……狩野博士曾于《藝文》雜志中考此斷片……[21]

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在狩野的考證的基礎上，引用《崔府君祠錄》《梁溪漫志》等狩野未曾提及的文獻，加以進一步的考訂。但是，王國維在這里并沒有列出這一“斷片”，即《唐太宗入冥記》的具體文字。

隨后，王國維又于1920年在《東方雜志》第17卷第8號上以“靜庵”為名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介紹了當時鮮為人知的多種敦煌遺書的殘卷的內容。該文對于一些敦煌變文的介紹與評論，在當時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所以有的學者認為這篇文章“正式揭開了敦煌變文研究的序幕”[22]。王氏在該文中再次提到《唐太宗入冥記》，并且將內容也公之于眾，這是《唐太宗入冥記》（片段）內容在中國的第一次公開亮相。王氏評論部分的文字則與《唐寫本殘小說跋》有些重復的地方，應該是在其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但是，王氏所引《唐太宗入冥記》與狩野發表在《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之中的錄文有幾處明顯的異文存在（詳見表1），這可能是學者們之前較少注意的一個問題。[23]那么，為什么會有這些異文存在呢？

經過調查，筆者發現，原來王國維在1919年抄錄從狩野處獲得的《唐太宗入冥記》等材料時，就已經對于狩野的錄文做了一些改動，而當王國維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時，他對其中個別地方再次做出修改，正是這兩次改動，使得王國維最終披露的材料與狩野抄錄的文字產生了一些差異。

羅福葆編錄的《沙州文錄補》（1924）收錄了王國維的錄文，我們可以借此一窺王氏最初的錄文，并與其它版本進行對照。[24]

羅福葆是羅振玉的第四子，《沙州文錄補》收錄了眾多敦煌遺書的片段，其中就包括《唐太宗入冥殘小說》《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殘卷》（題名按照《沙州文錄補》中編者的擬題）等珍貴文獻，羅福葆在此書序言中說——

嗣京都大學教授狩野博士（直喜）游歷歐洲，復就英法兩館手錄西陲殘籍，先兄復手錄之，將以續蔣丈之書而尚待續增……先兄不祿，家大人搜其遺稿，是編獨不存，幸王觀堂姻丈曾錄副本……[編者]從王丈借錄。[25]

文中的“先兄”當指羅振玉的第三子羅福萇（1921年去世）；“蔣丈之書”則指蔣斧編輯的《沙州文錄》（1909）；“幸王觀堂姻丈曾錄副本”，應該就是指王國維在1919年抄錄狩野寄來的材料一事。

再者，羅福葆又在目錄后的附記中說：“卷中凡英倫博物館所藏，皆從狩野博士移錄”。而唐太宗入冥片段正是狩野從倫敦抄錄回來的。

總而言之，這段序言清楚地表明了《沙州文錄補》所收《唐太宗入冥殘小說》應該正是王國維當年的手錄版本。也就是說，除去羅福葆在編印時有可能做出的個別文字改動（或印刷錯誤）之外，這就應該是王國維當年依據狩野的本子抄錄的唐太宗入冥片段，亦即王國維撰寫《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時參閱的底本。

事實上，《沙州文錄補》與《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中的唐太宗入冥片段在文字上仍然存在兩處不同（見表1）。這兩處異文雖然無關宏旨，但是這細微的差異卻提示我們，王國維在抄錄狩野的錄文時，大概是根據自己的判斷有意識地做了一些改動。

【表1:《唐太宗入冥記》諸本文字對照表

說明：本文中的表格均由筆者自制。在該表中，狩野《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的相關段落，簡稱為“狩野本”，下同；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中的相關段落，簡稱為“敦煌發見”，下同；王重民、向達等編校的《敦煌變文集》簡稱為“變文集”，下同。】

總而言之，王國維從狩野那里獲得《唐太宗入冥記》片段之后，先后撰成《唐寫本殘小說跋》與《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對于這一變文片段進行了初步的考察，同時可能根據自己的理解對一些文字進行了改動。

2）從王國維到魯迅、胡適等

自王國維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中將《唐太宗入冥記》的片段第一次介紹到中國，中國的學者們開始注意到這段一百多字的引文，他們紛紛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王氏文章中的引文，并加以簡略的論述。由于王國維是間接從狩野處獲得此條材料的，所以凡是引用王氏文章中這一片段的其它論文，大概都可以視為間接受惠于狩野提供的資料吧。

魯迅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之前，曾經廣泛搜集相關資料，編成《小說舊聞鈔》（1926），其中并未收錄《唐太宗入冥記》。但是，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話本》之中，魯迅不僅提到《唐太宗入冥記》并為其命名，而且特別引用了《唐太宗入冥記》的片段文字。[26]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的引文雖然沒有標注引自何處，但是其與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中的引文完全一致，而與狩野的引文不同，所以我們可以斷定，魯迅正是從王國維處引用《唐太宗入冥記》的。

除了魯迅，胡適也曾引用這段文字，胡適是在討論《西游記》成書時引用此段的。胡適《西游記考證》第七部分，講到《西游記》中唐太宗游地府一段“是許多小故事雜湊起來的”，其中就包括《唐太宗入冥記》這一殘本，并說“我們疑心那魏征斬龍及作介紹書與崔判官的故事也許在那損壞的部分里”。[27]與魯迅不同，胡適明確地標出他是從王氏文章中引用的。

此外，胡懷琛在《中國小說的起源及其演變》一書的第三章《中國小說“形”的方面的演變》中也引用了王國維的引文，胡懷琛把這段文字視為唐代白話小說的代表，雖然它“還和文言接近”。[28]

03

線路二：從狩野到譚正璧

除了通過王國維間接地影響中國學術界，尚有另一條“路徑”將狩野提供的珍貴資料引入中國，即直接引用狩野論文中的引文。筆者搜尋到的資料極為有限，僅有一例。

譚正璧《中國小說發達史》（1935）第四章第六節《變文的起來與俗文的遺留》提到唐太宗入冥故事，譚正璧認為講秋胡故事、講列國故事和講唐太宗入冥故事的三種俗文比《明妃變文》《舜子至孝變文》等更為重要，并明確標出他是從狩野的《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引用的。[29]

除此之外，《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一文曾被汪馥泉翻譯成中文，先是發表于《語絲》1929年第4期，后來被收錄于汪氏的《中國文學研究譯叢》。但是，有多少學者曾經參考過這個譯本，暫時還難以確定。

三、狩獵與《秋胡變文》等敦煌變文片段在中國學界的傳播

以上介紹了狩野與《唐太宗入冥記》在中國學界的早期傳播的情況，筆者接下來試圖說明狩野與其它一些變文片段在中國學界的傳播的關系。

01

《求胡變文》片段

《秋胡變文》，或稱《秋胡小說》，編號為S.133，內容淵源于劉向《列女傳》卷五中《魯秋潔婦》的故事。

狩野從英國抄錄回的材料中有《秋胡變文》片段，其在中國學界的早期傳播情況大致如下：先是羅福萇從狩野處抄錄，但后來遺失不見（據《沙州文錄補》序言），王國維后又從狩野處錄一副本，其文收錄于《沙州文錄補》。此外，狩野在《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中披露了這一段文字，譚正璧等人則加以引用[30]。

值得注意的是，王氏抄錄的版本與狩野公布的版本在文字上仍然有不少差異，由此也可以證明王國維在抄錄時很可能做了一些改動。具體的文字差異詳見下表。

【表2：《秋胡變文》諸本文字對照表

說明：由于此段文字較長，所以略去諸本文字，僅列文字差異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狩野在“見一石室訖”和“其妻不知夫在”之后都標注說漢字不明，而王國維卻基本認出了狩野不確定的幾個字。狩野的謹慎和王國維的學識都得到了體現。

02

《孝子董永傳》題名的由來

在《敦煌變文集》中，《董永變文》由王重民校錄，王重民在校記中說“篇題依故事內容擬補”[31]。《董永變文》這一標題名被后來的諸多學者所承認，比如項楚的《敦煌變文選注》、黃征與張涌泉的《敦煌變文校注》等等，都襲用了這一題名。但是，王國維通過《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第一次將其介紹給中國讀者的時候，使用的卻是《孝子董永傳》這一標題。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異呢？

實際上，王國維的擬題是受到了狩野的影響。狩野在《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中明確地寫到，“我下邊披露的是我本人在遺書中發現的題目為《孝子董永傳》的材料”[32]，也就是說，狩野所見殘卷上應該是清楚地標示了《孝子董永傳》字樣的。1919年，王國維根據狩野提供的材料撰寫《唐寫本季布歌孝子董永傳殘卷跋》，已經沿用狩野的說法；1920年，《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中也是使用了《孝子董永傳》的標題。受到王國維的影響，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以《孝子董永傳》為題名。此外，許地山在《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底點點滴滴》（1925）一文中也略微提到了《孝子董永傳》，但并沒有說明為何使用這一題名。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亦提及《孝子董永》故事，但沒有使用“傳”或“變文”。

綜上所述，狩野最先說明這一殘篇的題名為《孝子董永傳》，王國維沿用其說，魯迅亦從之。而王重民將其標題擬定為《董永變文》，影響極大，幾成定說。

但問題是，如果確如狩野所說，此卷子上題有《孝子董永傳》字樣，那么此變文無疑應該叫做《孝子董永傳》而非《董永變文》，但是以筆者管見，不知是否已有學者在敦煌殘卷上發現了《孝子董永傳》這一題名。

最后，王國維抄錄的《孝子董永傳》與狩野論文中披露的段落在文字上依然有些差異，對照表如下。

【表3：《董永變文》諸本文字對照表】

王氏《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僅引至“所買當身殯爺娘”，以下沒有引用。其中一句，狩野作“□中流淚數千行”，王氏最初的抄本亦缺首字，但到了《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王氏大概是據文意補上“夜”字，而今本多作“眼”字。

如上所述，王國維在參考狩野的抄本時，做出了不少的改動。那么，王國維的修改依據在那里呢？

王氏對于狩野本文字的修改依據，現已無法確認（筆者在表1和表2中的個別說明中雖然提出一些可能性，但筆者實際上也不敢肯定），所以我們只能猜測王氏是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了文字的修改。但不可否認的是，總體而言，經過王氏的改動，文意確實更加清晰，狩野明顯誤錄的文字也得到了糾正。

王國維在拿到狩野寄來的材料之后，并沒有一字不差地照搬狩野抄錄的文字，而是根據自己的認識做出了適當的修正（當然也有一些改錯的地方），這些修正的背后，大概隱含著一種“立場”，即雖然闡釋權是每個人都擁有的，但中國人對于中國的文獻理應擁有更好的讀解力和決斷力，所以中國學者當然可以做出自主的選擇，以修正一個“漢學家”或“中國學家”的可能的錯誤。在王國維的時代，“漢學家”們大概還沒有把持學術話語權，反倒是經常被我們的學者嘲諷甚至痛罵[33]，不像今日之中國，哪個學者如果敢于與著名“漢學家”商榷，就會被當成挑戰“權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國維對于狩野的抄本文字的改動，或許能夠給我們一點小小的啟示。

四、總結

在敦煌變文最初進入中國學界視野的過程之中，狩野可謂關鍵性的人物，通過與歐洲學者積極進行學術交流，他將敦煌變文的一些珍貴片段帶回東亞，隨后，他又通過多種方式，將這些秘籍慷慨地傳播出去，與他的諸位同事們（內藤湖南等）在日本揭開了敦煌研究的序幕，并通過王國維、羅振玉和譚正璧等人的進一步介紹與評論，在中國也直接或間接地產生了影響。所以，他是歐洲和中國學界的橋梁，有賴于他寬廣的研究視野和敏銳的學術意識，這些變文的片段才能較早地東歸（當然即便沒有狩野，學者們也是遲早會發現這些珍貴文獻的）。

當然，狩野的知己王國維在這一過程中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說狩野是源頭，王國維則扮演了不可忽視的修正者與廣泛傳播者的角色，如果沒有狩野的分享，或者沒有王國維的宣傳，這些珍貴材料就不會那么早為學界所知。可以說，正是由于中日學者的精誠合作，這些變文片段才能夠在中日學界廣泛傳播，引起學界的討論，進而推動學界對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史的重新認識。

所以，狩野直喜在敦煌變文研究上的成就其實是一個縮影，反映了早期敦煌學發展的某些特征。當時頻繁的學術互動，是推進這門學術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敦煌學或許不在某一國，而是在不同國家的學者之間的真誠互動之中。狩野用他自己的學術成就啟發我們，無論是敦煌學，抑或其它的學術研究，現代學術發展的真正的精神在于分享而不在獨占，在于討論真問題而不在爭權奪利。

[①] 神田氏的文章最早收錄于日本《東光》雜志第5號（京都：弘文堂，1948年），標題為《狩野先生與敦煌古書》（『狩野先生と敦煌古書』），此文后來又收入神田氏的《敦煌學五十年》（東京：二玄社，1960年）。中譯文可參看高野雪等人翻譯的《敦煌學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②]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東京：筑摩書房，1975年，第238頁。

[③] 《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56年，第217頁。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百年》，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第14-18頁。

[④] 嚴紹璗《狩野直喜和中國俗文學的研究》，《學林漫錄》第7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陸慶夫、王冀青主編《中外敦煌學家評傳》第2卷，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鄭阿財《論敦煌學與日本漢學發展的關系——以京都中國學派開創者狩野直喜為中心》，臺灣《漢學研究集刊》，2005年第1期。

[⑤] 董康在《書舶庸譚》中記錄了他與狩野的幾次談話，董康認為“狩野論乾嘉道咸學術升降頗有見地”（《書舶庸譚》，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頁）；張元濟與狩野也有通信（《張元濟全集》第10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476頁）；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中多次提到他與狩野互贈書籍，狩野對于楊氏的《周易古義》則大加贊賞。

[⑥] 關于狩野與王國維等人的學術交往，已經有一些出色的論文發表，比如榮新江的《狩野直喜與王國維——早期敦煌學史上的一段佳話》（《敦煌學輯刊》2003年2期），陳琳琳、修斌的《王國維與日本京都學派的學術互動》（王勇主編《東亞坐標中的跨國人物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年）。

[⑦] 《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4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5頁。

[⑧] 狩野直喜：《漢文研究法》，みすず書房，1979年，第50-51頁。

[⑨] 《東光》第5號，第49頁。

[⑩] 王冀青：《斯坦因與日本敦煌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2頁。

[?] 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19年，第466頁。

[?] 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東方雜志》第17卷第8號，第97頁。

[?] 《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15頁。

[?]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61頁。

[?] 王國維則認為《西游記》中的唐太宗入冥故事“其語誕妄”(《唐寫本殘小說跋》)。

[?] 一個例子是，狩野在《支那文學史》一書（由始于1908年的講義整理而成）的總論中討論中國文學的范疇時，先是囊括了經史子集之中具有文學特性的作品，隨后特別將“俗文學”也納入了中國文學的范疇。

[?] 《藝文》雜志1916年第3號，第105頁。此文后收入狩野《支那學文藪》一書（京都：弘文堂，1927年），以下所引《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中的段落均出自此版本。

[?] 《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第115頁。

[?] 《王國維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第225頁。《王國維年譜長編（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3頁。

[?] 陳永正：《王國維詩詞全編校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33頁。

[21] 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第1025頁。

[22] 之言：《七十年來的敦煌變文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0年4期，第1頁。

[23] 嚴紹璗和榮新江都指出王文深受狩野文章的影響，但似乎都沒有涉及為何存在異文的問題。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第261頁。榮新江：《狩野直喜與王國維》，《敦煌學輯刊》2003年2期，第125頁。

[24] 特別感謝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碩士生王孫涵之（現為京都大學在讀博士生），是他幫筆者查詢到這一關鍵材料。

[25] 鉛印本，1924年。這段話或許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羅振玉《敦煌零拾》目錄后的一段識語：“予往者既影印敦煌古卷軸，返國以后見殘書小說凡十余種……或有白有唱又有俚語俚曲，皆小說之最古者，欲為印行而未果。”（《敦煌叢刊初集》第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第3頁）

[26] 《魯迅全集》第9卷，第115頁。

[27] 胡適：《胡適文存二集》第4卷，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第97-98頁。

[28] 胡懷琛：《中國小說的起源及其演變》，南京：正中書局，1934年，第54頁。

[29] 譚正璧：《中國小說發達史》，上海：光明書局，1935年，第206頁。

[30] 《中國小說發達史》，第204-205頁。

[31] 《敦煌變文集》，第113頁。

[32] 《支那學文藪》，第390-391頁。

[33] 章太炎在《與羅振玉書》中幾乎是“點名批評”，把當時日本“漢學”界的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抨擊了一番，其中“令四方承學者不識短長，以為道藝廢滅，學在四夷”一句也頗為尖刻（《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173頁）。之后的錢鐘書也曾譏諷英國著名“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做學問是盲人評古（《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497頁）。

編輯 | 董 越

責編 | 魏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