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作家苗煒的書房

所有的藏書家都抱著一個期待，要在他辛苦多年，把生活問題解決之后，便擺脫一切俗務，把自己關到圖書室中去，每日用充分的時間，來發掘那無窮的寶庫。

——錢歌川

《藏書與讀書》

我的圖書室是充滿學問的，盡管它屬于一個沒學問的人。

——Francesco Petrarca,

On His Own Ignorance and That of Many Others

本文節選自杭州師范大學胡悅晗教授著作《生活的邏輯：城市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民國知識人（1927-1937）》，感謝作者授權群學書院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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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房

從生活空間到心靈空間

文 | 胡悅晗

來源 | 《生活的邏輯》

一

書齋作為文人寄托閑情逸趣的空間，無論是典雅豪華的高堂，還是簡陋窄小的斗室，都寄托著書齋主人的理想，自始至終營造著獨具魅力的一篇文化天地。明清以來的文人士大夫通過精心裝飾自己的書齋，賦予其雅致的格調。作為存儲書籍的特定空間，書房也是從文人士大夫到現代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在私人生活空間上有別于其他群體的標志性特點之一。

1930年代，北平的知識分子們大都有較為寬敞的居住場所，故其書房也十分寬大。而上海知識分子的書房則與他們的居住空間類似，呈現出明顯的差異。經濟能力較強的知識分子的居住空間較為寬敞，自然有余力擁有一間面積較大的書房。

陳存仁“布置了一間寬大的藏書室，葉恭綽為我的書齋寫了一個匾額是‘書城’二字，我每天有閑時，坐在書室中翻閱各種書籍，覺得其樂無窮”。據子女回憶，在大夏大學任教的魯繼增在抗戰前”通過銀行貸款在大夏新村建造了一幢私宅。在這幢住宅中，父親擁有了他的一大間書房?！备旯竦臅摇罢洳亓嗽S多中外名貴的報章，四壁也貼滿了各色各樣的報紙。入其室中，則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即如斷筆殘章，亦珍如拱壁，可見他對于報紙趣味之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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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陽明山書房

林語堂的小書房在樓下，“鋪著寸把厚的地毯，家具富麗堂皇，書架上則是洋裝書和線裝書并存”。邵洵美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那三層樓洋房里，有樓上書房、樓下書房和三層樓書房”。洪深在法租界菜市路居住時，三層樓是他的書房，大半間都給書架占了去，并列放著的大書架上放滿了中英文各種書籍，正像圖書館里的書庫一樣，靠窗口放著一張書桌，桌上也堆滿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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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

對于經濟條件處于中下層，或經濟條件尚可，但居住空間較小的知識分子而言，由于居住空間本身較為有限，故很難提供專門的書房，因此，書房往往與他們的起居室合二為一。

1927年后丁玲與胡也頻初到上海時的亭子間，“他們租的一張大木床放在房中央，前后各放一張寫字臺”。任均回憶楊騷的亭子間，“一張小鐵床、一張小寫字臺、一把舊靠背椅、一個藤書架、架子上凌亂地擺著好些新舊的中文、日文、英文書籍,外加床底下一個舊皮箱”。朱生豪所居的亭子間“比之普通的亭子間略為大一些。陳設很簡單，只一書桌，一小眠床（已經破了勉強支持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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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興朱生豪故居書桌

戴平萬“住在法大馬路他的一個同鄉開的紙店后樓。房里只能放下一張床，一張桌子。他就坐在床上寫字”。葉公超在暨南大學教書時，“因兼圖書館長，而且是獨身，所以就住在圖書館樓下一小室，床上桌上椅上全是書?！比甏奶招兄钠鹁邮摇笆且婚g四方形的斗室，屋里陳設很簡單，一張床，一張書桌，幾把椅子，其余都是書架，堆滿了書籍和報紙?！睍r任教于暨南大學的盧冀野住在學校提供的宿舍里，“房子很矮，又很陰暗，室內有兩張床，三個書架，幾張課室用的矮小桌子，桌子上亂堆著紙，堆里高矗出蠟燭臺來。……兩架書是他自己的，另一架是一位名叫Byron Lee的人的?！痹谮w景深的回憶中，汪靜之“住在樓下客堂間，因是暫寓，所以一切都極簡單，只是一床一桌數凳，破書兩藤架而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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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子間

二

書房對士大夫與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士大夫與文人自認只有他們才需要書房，書房可以說是他們的文化資本，是一種表現他們擁有的知識或思想形式的財富，也是用來支持他們身份地位和權力的合法性。

知識分子對于居住空間的選擇并非完全為了享受充裕的物質生活，而更在于營造一種視覺上的舒適感。藉由居室的設計，使得生活的實體空間形成富有雅致的心靈空間。知識分子一方面通過給自己的書房賦予名稱，另一方面通過個性化的裝飾來達到這一目的。

當代科學史家與古文獻學家胡道靜三十年代在閘北花園路的一幢三層三開間的房子居住。三樓是胡道靜與父親近代文學家胡懷琛的書房。父子倆人在書房的命名上都有文化層面的典故：

父親又為他的書房起了個名字，叫“波羅奢館”。“波羅奢”即印度梵語Palāsa，意思是“赤花樹”。父親為他的書房起這個名字，顯然與他的佛教信仰有關?！ぁぁざ鴮τ谖襾碇v，因為有了自己的書房，所以，我也決定為它起個名字，這個名字就叫“朝宗樓”。其中，“朝宗”兩個字是出自《禹貢》“江、漢朝宗于海”一句。而我之所以用它來作為書房的名字，一是因為當時我居住在上海，寓所也位于上海偏北靠近長江流歸大海的地方；二是因為在我的書房里藏有一部明代弘治年間刊印的《百川學海》，我特別喜愛。

為書齋取雅名別號，是歷代文人雅士普遍皆有的文化行為。有別于明清時期文人士大夫喜好用典雅別致之詞字給書書房命名，一些知識分子也會用較為通俗的字眼為之命名，以示與文人士大夫的典雅之韻相區隔。徐傅霖在書房命名上“故意化雅為俗，為‘破夜壺室’?！绷终Z堂也將他的書房取名為“有不為齋”。黃炎培給自己的書房命名為“非有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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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寧王國維故居書房

在書房裝飾上，一些家道殷實，受過新式教育或有過留洋經歷，在生活與觀念上較為西化的知識分子不僅以自己的喜好選擇個性化的書桌，還喜歡用帶有現代西方文藝色彩的圖畫掛在墻壁上。

邵洵美書房內“一套書架、書桌也是請正宇（邵洵美的朋友，筆者注）設計的，書架沿壁做，除了房門和壁爐，書桌做得比第一次設計的書桌有更多的抽屜。用黑漆，因為門窗都是白的”?！皶康囊槐跒闀芴顫M，空的墻上掛上了三哥張道藩畫的那張得意杰作——《?！罚缓糜殉Ｓ竦摹癗u”（線條畫的裸女背影）和他的兩個偶像——詩人莎和史文朋的照片。”友人張若谷則提及邵洵美書房中的裝飾品價格不菲：“墻上裝飾著新近從龐貝城挖掘來的女詩人莎佛的半身雕像，價值五千美金；又如英國詩人史溫朋的手稿，是在倫敦花兩萬英鎊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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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上海作家陳丹燕書房

另一些知識分子則與明清文人士大夫類似，在書房里置放了盆栽紙硯等物品，以陶冶身心。鄭逸梅就是一例：

我一生最喜蓄書，小小的斗室，周圍都是書籍，書籍和我爭著地盤，我幾乎被藏書攆走了，可是我反引以為樂。架上安置了黃小松、張□孫的遺硯，天天接觸，似親似賢彥。又如我每天伏案寫作，案頭羅列了錢梅溪的竹臂擱，楊鐵崖手植的枯松，阿房宮的瓦當，古色古香，為之賞心悅目。我喜在案頭供些小文玩，讀書寫作之余，得以怡情娛目，認為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案頭所供盆蘭紋石，秦瓦銅尺外，我特別珍愛一只陶瓶。這瓶造型古雅，作方竹形，竹節突起，大干附著兩個稚竹，一上□瓶口，一及半而被枝葉所掩，色澤褐紫，分量之重，超越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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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逸梅先生在紙帳銅瓶室

作為私人生活空間的亭子間，雖然狹小，但仍然擋不住知識分子按照自己的品味將其裝飾一番的興趣。朱生豪將自己所居的閣樓粉飾一新，換成了奶油色。在給自己的未婚妻宋清如的信里，他興致勃勃地描述了他的房間布局，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對于西方詩歌與繪畫藝術的偏愛：

我的房間······可以放兩張小床和一張書桌，當然還得留一點走路的空隙。···書，一部分線裝的包起來塞在床底下，一部分放在藤籃里，其余的堆在桌子上。一只箱子在床底下，幾件小行李放在床的橫頭。書桌臨床面墻，床在它對面。推開門，左手的墻上掛著兩個鏡框，里面是任銘善寫的小字野菊詩三十律。向右旋轉，書桌一邊的墻上參差掛著三張圖畫，一張是中國人摹繪的法國哥朗的畫，一個裸女以手承飛濺的泉水；一張是翻印的中國畫；一張是近人的水彩風景。···其實不過是普通的江南景色而已。坐在書桌前，正對面另有雪萊的像，···再轉過身，窗的右面，又是一張彩色的西洋畫，印得非常精美。這些圖畫都是從畫報雜志上剪下來的。床一面的墻上，是兩個鏡框，一個里面是幾張友人的照片，···另一個里面是幾張詩社的照片，···你和振弟的照片則放在案頭。桌上的書分為三組：一組是外國書，幾乎全部是詩，······第二組是少少幾本中國書，······第三組是雜志畫報、文學季刊、文學月刊、······雜志我買的很多，大概都是軟性的，而且都有圖畫的，不值得保存的，把圖畫剪下后，隨手丟棄。···桌上有日歷、墨水瓶、茶葉和熱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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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傳記作者理查德森書房

個性化的裝飾也體現在奇異獨特的裝飾品身上。白采在自己的書房里擺設了一個棺材和骷髏頭，并時常對著骷髏頭凝思：

我們倘走進他的Study去看一看，一定可以引起我們一些驚詫，他的書桌上放了一口小紅木棺材，這是一個盛物的盒子做成棺材的形狀···。最引起人駭異的，是一個死人的骷髏頭，端端正正的放在桌上的正中處。他把骷髏頭洗得干干凈凈的，并且很細心的把落下的牙齒刊剔，再一顆顆的安在牙上?！ぁぁに偤孟衲軓镊俭t頭里發現什么似的，每每對著兩個圓的小空穴和一個尖的空穴發生無窮的興趣。···你若在門隙看見他房里墨墨黑的，一個黑影動也不動的坐在椅上，對著一個圓得東西，仿佛一個老和尚參禪，這又是他在那里研究他自己的“白采哲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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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企業家Jay Walker之私人書房

三

經過裝飾后的書房，實體空間屬性開始退隱，帶有知識分子個體特征的心靈空間的屬性開始彰顯，并在日常生活中給予知識分子本人以工作的熱情和創作的靈感。墻壁上中意的風景圖畫、讓書房主人膜拜的文壇巨星、案頭喜愛的書籍雜志，時常給知識分子以精神層面的認同感，激發著知識分子的文思源泉。

邵洵美的一間書房里掛了一張凌淑華畫的水仙。在邵洵美眼里，這幅畫“淺淡的筆姿給你一種清高的空氣；偶然在看書的時候，想到自己不久要窮得不成個樣子，它就會顯示你一個最偉大的希望。所以有幾個晚上，我簡直就呆對著這張畫”。趙景深“每逢工作得倦了，便回過頭來，望一望開口跳楊香武一般的莎士比亞，白胡子老頭兒托爾斯泰，頭發梳得光光的帶女像的牧師一般的美國愛瑪生，以及老太婆一般的挪威般生，好像得到一點安慰，幼稚的心里仿佛說：‘倘若我能夠有他們萬分之一的成就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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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藝術家Donald Judd之私人書房

公共圖書館必須遵循同行的書目編排規則，使它們易于找到，不受圖書采集時間的限制，也用不著經常將圖書重新排列或更新。然而，私人書房則完全根據書籍擁有者個人的嗜好而任意擺放。為了有別于遵循一種通行秩序與規律的圖書館風格的書目排列，知識分子標榜書籍擺放的凌亂，認為超越了某種秩序的凌亂和隨意，不僅是便捷的需要，更是靈性的體現。他們沉溺于在雜亂的書籍中與一本好書不期而遇時的驚喜。并不是物品在他身上復活，而是他生活于物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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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江戶川亂步之書房宛如圖書館

小報文人徐卓呆的書房凌亂不堪，“縱橫都是卷軸縑素，有堆在架上的，有積于櫥端的，甚至有散列于第，旋身舉足，偶不慎便遭損踐，而案頭禿豪殘墨，以及印章之類，更是凌亂不堪”。萬迪鶴因條件簡陋，因地制宜，將書籍、雜志等日常所需物品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我床鋪的右手放了一張帆布床，這帆布床比床鋪矮了五寸光景，這地方簡直成功了堆棧我的書籍，雜志，衣帽，都毫無秩序地躺在上面，這對于我是有許多好處的。要什么東西只一伸手，便可以拿得到?！?/p>

邵洵美也是一例：

他生活隨意，書又太多，所以弄得書架里放不下，便放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便堆在椅子里；椅子里放不下，便疊在地上。他從不整理他的書籍，買到了新書就隨便放，看過又隨便丟；假使為了寫一篇文章，需要參考時，每每費半個、一個鐘頭去尋覓。佩玉老是去碰他的書，看到他的書壓住了什么賬單之類的字紙，便總把那本書放進書架里，等洵美要找的時候，便像“偵探去捉罪犯一樣，查問，推敲，猜測和追求；有時又會當面錯過，于是我的文章只能改換一個題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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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作家蔣方舟之書桌文玩

林語堂的書房不但洋裝書與線裝書并存，他更是將書籍排列的凌亂上升到藝術的層面大加提倡。在他看來，書籍排列的凌亂給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許多未知與不確定性的神秘色彩，從而使書房具有無窮的魅力：

夫書報不可分類。分類，科學也；不分類，藝術也。五尺板架之上，須使詩文齊有，門類錯綜，經濟與美術并陳，詩詞與考據櫛比，儼然一小天地，則五尺板架富矣。···女子之所以為貴，在其心理之神秘，若坦然無隱，便索然無味。巴黎、維也納古城之可愛，亦正在偏街陋巷之中，時可發見異事異物，住十年猶未能知其底奧。藏書亦然?？茖W與文學并肩，稗官與經說交頸，豈不雄奇，特世人不理會此理耳。及其排在書上，忽要查起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乃如獵戶出獵，覓之于上，搜之于下，東窺西探，及其得之，已出微汗，喜何如也?；蛞逊侥硶?，而偏偏第三卷遺失，不知誰人借去，沮喪半日，又是何等悲壯。如此則小小書櫥，亦可幻為洋洋大觀，有美女之蘊藉，有古城之神秘，此亦小中見大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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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敖書房字資料臺

然而也有一些受科學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采取分科條目的分類方法將書房的書籍整理得一絲不茍，規規矩矩。魯迅的書房就是如此。郁達夫回憶，“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認識的中間，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把書齋弄得亂雜無章的。而魯迅的書齋，卻在無論什么時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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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書房

陳伯欣在《一位勤奮的多面手作家——憶趙景深先生》一文中說：“趙先生的書桌上，工具書和參考書，分別列隊成行，兩行嶄齊，稿紙、鋼筆、墨水瓶、吸水器等，都擺得端正，望過去十分舒服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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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之書桌

在知識分子眼中，書房不僅僅是一個生活空間，更是一個帶有書房主人特性的心靈空間。因此，這個空間具有內在的生氣和鮮活的生命力，必須像種花一樣時時勤以澆灌，使其成長。在葉靈鳳看來，書齋的成長來源于書齋的主人根據自己的嗜好有選擇地購進新書：

堅實的書齋主人為書齋的成長打算，是靠不絕的搜購新出好書，使書齋的空氣常常新鮮，使書齋的機能活潑，使書齋的能率提高的。僅知增加藏書的數量，或僅知以珍本罕書驕人，不過是把書齋變成書籍貯藏室，或變成博物院的陳列處，完全不會使書籍有了生氣。

• 一部關于民國讀書人精神風貌、娛樂生活偏好的著作一部民國時期都市生活娛樂指南
• 這是一部關于民國時期讀書人的日常生活取向的著作，作者從時人的日記、回憶錄、傳記中發掘出當時知識分子，如魯迅、戴望舒等在圖書館與書攤，咖啡館、酒吧與茶樓，四合院與洋樓，公園與影戲院，消費與收藏、人際交往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偏好，從側面反映當時知識群體的自我身份認同與階層意識。資料豐富，論題獨特。
• 本書考察民國時期上海與北京的都市生活情景，涵蓋衣食消費與精神文化娛樂等方面，堪稱民國都市生活指南。
• 本書從日常生活維度出發，呈現1927年至1937年間上海知識群體的整體面貌，兼及與同一時期北京知識群體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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