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官用人是國之大事，為了保證人才選拔，國家一方面大力發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斷探索和完善選官制度。 “中興以人才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賢者亡”之說。因此，認真總結中國古代選官用人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秦朝以前，各級官員是由俗話說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子會打洞”而產生的。而這樣的制度，并不能充分的利用人才，反而，打壓了人才的積極性。先秦時期，因為有各個諸侯國，所以，諸侯國實行了貴族制。其中，諸侯、卿、大夫、都是遵從世襲制度，肥水根本不會流到外人的田地里。

到了秦朝時期，秦始皇發明并實行了郡縣制，于是，除了皇族世襲而來的各級官員們，也有了以各種形式從地方選拔上來的官員。漢朝承襲了秦朝的體制，所以，郡縣制也順理成章地被繼承了下來，隨即官員的選拔制度也開始成熟、完善。

到漢武帝當政時期，官員選拔體制就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

漢朝官員選拔的來源，大致分為兩種渠道：

第一個渠道，是先培養人才，再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由政府來設立太學，培養知識分子，讓太學生成為政府官員是當時的主要途徑。太學生畢業之后，就像當今的高三學生一樣參加高考。而太學生則會參加中央組織的統一考試，通過考試結果的篩選，太學生會被分為甲乙兩科。

甲科是郎，會成為宮廷侍衛，通過皇帝的考察，一般只要具備了一定的條件就可以出去當官；

乙科是吏，一般會回到原來的地方，不會接受中央的任命，但是，卻能成為地方主官的附屬官僚。

漢朝的這種選官制度，具有它科學、合理的一面，使得人才被中央所任用，培養出的官員也能使中央政權加固。郎官的來源是全國各地，在實習出來之后，再前往全國各地任職，但是，一般不會回到自己的籍貫處任職，于是，各地之間的人才便得到了流動。

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和各地郡守、縣令，都是由中央調配任用的。地方主官原籍不能在當地，但是，地方主官的附屬官僚的原籍是可以在當地的。簡單地說，附屬官僚的任用并不是由中央調配，實際任用權則掌握在地方主官的手中。

第二個渠道，是通過選舉產生官員，當時的選舉分為了舉賢良、特殊選舉和舉孝廉三種渠道。

當中央需要更多的官員時，便會實行舉賢良這種形式的選官制度。舉賢良的形式則是：把中央想要考核的問題寫在竹簡上，即“策問”，而參加本次選舉的人，就成為了出謀劃策的人，說出自己對問題的解決之道，即“對策”。只要自己的對策能夠被中央選上，那么，他就可以被任命為當朝官員了。

這樣選舉出來的人，一般都是具有獨特思維的人，思考全面、顧全大局往往是他們的普遍才能，所以，他們的位置也會被安排在較高的位置，如：歷史上著名的董仲舒、賈誼等人。而特殊選舉則是選舉出國家需要的專業型人才，比如：外交人員，只要擁有特定的才能，就可以報名參加選舉。

舉“孝廉”是由地方主官推舉出孝子廉吏到中央，之后，經過一定的程序的篩選就會被中央統一任命。舉“孝廉”雖然舉薦到中央，但是，實際的主動權還是被地方主官所掌握。舉“孝廉”的定期舉行，讓官員的補充得到了快速解決，也因此，前面的兩種選舉方式逐漸被淘汰了。

即便如此，兩漢的察舉與考試也是相輔而行、相互為用的。察舉加考試，是漢代選官制度中的兩個重要步驟。察舉之后，是否選得其人，還要經過考試，而后，才能量才錄用。

漢武帝以后，察舉一途成為入仕的正途，舉孝廉亦成為一種政治待遇和權力。但鑒于各郡國人口多少不同而名額相同造成的不公平，故至東漢和帝永元之際，又改以人口為標準，人口滿二十萬每年舉孝廉一人，滿四十萬每年舉孝廉兩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滿二十萬，每兩年舉孝廉一人... ...

舉孝廉人數眾多，所以，需要經過考核才能擇優安排為各地主官或者中央部門的負責人。從歷史資料上來看，各地舉“孝廉”上去的人員，一般都是原太學考試分出來的吏，之后，再通過舉“孝廉”，成為郎官。漢朝的選官體制在當時是很先進的，像選人形式，到現在還被借鑒使用。

可以說，在同時期的歐亞等地，還上演著軍人干政和夫人政治的時候，漢朝的官員選拔制度就有效地避免了這種局面的產生。但是，漢朝的選官制度仍然有它的局限性，地方官員擁有了察舉制的主動權，于是，地方主官都會大量舉薦自己信任的官員，這樣的話，最終，就形成了門派勢力。

這就是后人所說的：“以官舉士、權操于上，百姓不得參與、民意無從體現。察舉對象多為官宦子弟，出身、地位占據主導地位，呈現出典型的‘世襲’狀態，出現了‘寒門再難出貴子’的尷尬局面。”

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國家急需各類人才，因此，很有必要借鑒我國古代選舉制度之得失，努力做到唯才是舉、因才制宜、人盡其才，以推動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

【《漢書·武帝記》、《漢代察舉制探析》、《后漢書·百官志》、《秦漢官制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