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4年，曾經幫助葉嘉瑩先生整理資料的辛上邪，有緣結識了僑居加拿大的臺灣著名詩人痖弦，并開始和痖弦一同整回憶錄。

痖弦的回憶錄是個人口述史，寫自己的私事，寫世俗風情、文壇舊故，也寫時政秘聞，頗似古代的筆記小說。從南陽到臺灣再到加拿大，20世紀中國的諸多歷史大事件與痖弦的個人記憶和情感血肉相連，無法分割。很可惜，由于健康原因，這本回憶錄尚未完成，只有三篇完稿《雙村記》《從軍記》《創世紀》。

在《一個時代的舞臺》的代序中，痖弦寫道：到了我這個年齡，覺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其實是沒有完成自己。在詩歌創作上，他自稱是“一個沒有完成的人”。幸好，他以超人的記憶力，擁有對故鄉、對母親的完整記憶，而這，在近半個世紀的兩岸分隔中極大地安慰了詩人。

本文摘選自《痖弦回憶錄》中的第一章節《雙村記》。

痖弦：幸福就是有充分的對故鄉的記憶

口述｜痖弦

記錄｜辛上邪

我們那兒有個笑話，講三個小孩在外面玩兒，一個小孩玩累了說：“我要回去吃饃去。”第二個小孩說：“還沒有過年你們家就吃饃啊？”第三個小孩說：“啥叫饃啊？”還沒看過饃是什么樣的！這是個笑話，也是事實。我們家鄉當時就是那么窮，一般人家平日里連饅頭都吃不上，吃肉的機會就更是極少極少；看到舅舅來了就很高興——今天有肉吃。我們那里買肉不叫買肉，叫“割肉”，割一塊肉回來。吃肉在過去是有錢的象征。

窮人的衣服補丁摞補丁。有時候在路上撿一片破布也會帶回家，補衣服用。叫花子很多。每一個乞丐都帶根帶刺的打狗棒。乞丐住在廟里，一般是關帝廟，關老爺的神像下面，鋪些稻草就睡覺了。乞丐有時洗了襪子，就搭在關公的刀上。我有一首詩叫《乞丐》，有這樣的句子：“洗了的襪子，曬在偃月刀上。”要飯的弄兩根牛骨頭穿上鈴鐺，邊搖邊唱歌。如果打發得他們很利索，他們編吉祥調贊美施主；如果沒有給東西，他們會編歌兒來罵，類似于現在的數來寶。有些句子還是很富有文學性，比如“別人門前一陣風，在你門前站個坑”，別人給東西痛快，來了就走，在你這里站了這么久，都站出來個坑，也不施舍。還有一種叫“賣詩的”。他們帶個小小的墨水瓶，拿根毛筆，通常都是很文弱的人。我們那里多半是白粉墻，他們到墻邊或者門樓頭上寫幾句詩，很安靜地站在旁邊等主人來“打發”。有時候寫的是個謎語，比如“孔夫子不吃白肉”，有的寫首唐詩，等著主人賞賜，給錢、給糧食、給殘羹剩飯都可以。他們并不是詩人，一般念過書，是非常文雅的乞丐。

平時見到的什么車子最多？小推車多——有人叫“雞公車”。一個大籠子，兩邊放東西，走起來還要晃蕩。很多逃荒的人跑到南方去。黃河決口——為了讓黃河水淹死日本人，但也淹死了很多中國人——沒有淹死的人就逃難，往南邊逃。我們有句老話“寧可向南挪一千，不要向北挪一磚”，意思是越往北越苦。很多逃難的人就推著這種小車子，老遠就聽到吱哇吱哇的車聲。一邊是兒子女兒，一邊是鍋碗瓢盆老棉被這些。

災年來了，耍猴的人就多。耍猴的人中，全國要數河南人最多。因為河南常常出荒年，荒年來了上山捉猴，去南方耍猴謀生。猴子稍加訓練，破鑼一敲，混口飯吃——“有錢幫個錢忙，沒錢幫個人忙”。也見過賣兒賣女的人。孩子賣了總是比跟著自己餓死要好。我們那里稱呼店主是“掌柜”的，不能叫“老板”，只有妓院的老板才叫“老板”。比如賣孩子的會說，“看掌柜的人很好，把我家二妞就托付給他了。”掌柜的給他一些錢。二妞至少跟著新人家不會餓死。孩子跪下來磕個頭，算過戶了。

我們這么苦難一個中國，這么落伍，治理這個國家要多么困難！可是從北伐到抗戰那十年，民族工業抬頭，不管是農民、軍人、教員，每個人的日子都過得好起來。日本人一看慌了，發動了對華侵略。有位教授專門研究這十年中國的進步，寫了一部書。這本書蔣介石看了后說：“有了這部書，我死也瞑目了。”我們那里稱呼他“老蔣”，沒有輕視的意味，就是習慣這么稱呼。西安事變后，老蔣出來、脫險了，我們村子里放炮慶祝——那么偏遠的村莊也知道了這個消息，能放炮慶祝。

過去的盜賊都是獐頭鼠目的，那是因為沒有飯吃，餓出來的。他們偷東西是因為確實沒有飯吃，要活命。有位教授叫程抱一，他1948年去法國留學，后來定居法國。他第一次來臺灣時，去西門町游覽后，他說：“中國人變了。中國人變得又高又漂亮。”在他腦海中，中國人都是瘦瘦黑黑的，還是挑著一根扁擔趕路程那個形象。

河南是非常苦難的，河南比其他省份更像中國。河南人非常老實，安土重遷。河南人一切都是家里最重要，出了門都跟假的一樣，回家才是真的。國軍中，河南人在部隊里很少當到連長以上的——因為家里沒飯吃就出來當兵，等到家里稍稍好一點就回家了。很少一出來吃軍糧幾十年，他們一般比較顧家。湖南就不一樣。湖南人出來都是大官。曾國藩時代有湘軍，湘軍的基礎一直到我退役之前還在臺灣的軍中存在。湖南的將領最多。湖南人當兵出來，就一直做。我們河南人呢，出來以后好不容易熬到班長、排長，等到家里旱災過去了、蝗蟲過去了，就回去了。回去以后，過幾年又鬧災荒，又出來從大頭兵干起，一直上不去。抗戰勝利后，河南的鄉紳和一些知識分子組織一個請愿團去中央哭訴，說不要再課河南人太高的田稅，因為河南人太苦了。

1942年發生了很大的旱災。那年餓死了很多人，我們說“毛人不毛家”，意思是有的人家可能有幸存的人，但沒有一家沒有死人。那年我十歲，對災荒的記憶非常清晰。那是民國三十一年，年成不好。老人家說：“那年的大年成啊，就是饑荒。”一開始的時候，我就覺得不大對勁——小學放學走好幾里路，邊唱邊走不覺得累，回家就很餓，叫媽媽拿個饃來吃。可是后來媽媽就說：“你不要到對面去吃，對面夏家沒有東西吃。你當著他們的面吃，他們家的孩子沒有吃的會很難過。要不然你就多拿一兩個，過去和他們分著吃。要不然你就在家吃，吃完了再出去玩兒。”對面的鄰居姓夏，他們家孩子多，很窮。

因為大旱，春夏兩季顆粒無收。謠言漸起，說有一種妖怪叫“旱魃”——我們家鄉叫“旱骨樁”，說是在鬧旱魃。某處有座墳，地上都干裂了，墳上還有水，旱魃就住在墳里，掘而焚之，雨就能下來。但掘了墳仍不下雨。人們又敲鑼打鼓在各村走，邊敲邊喊，叫老天爺下雨。還是沒有雨，便曬神——把廟里的神抬出來曬。在我們家鄉，大廟里都有個小神——大神像前面都有個一模一樣的小神像，人們游行抬出抬進方便，叫“某某型”，比如關帝廟的，就叫“關爺型”。游行時，村民們頭上戴著干柳枝編的柳條圈，把小神像抬出來放在太陽下曬，希望神像受不了干熱，能讓老天下雨。雨還是不下來。

縣里都有官倉，負責地方軍糧和荒年賑災。賑災時煮粥，搭個粥棚，大家扶老攜幼地去領。吃稀飯不經餓，等走回去又餓了，所以人們都聚集在粥棚附近。每個人拿只大碗，排隊去領。我奶奶就帶著我去領過粥喝。當時也是在粥棚附近找個地方用樹枝搭個簡易的架子，上面搭塊被單遮陽，不放粥時就在這個棚子下休息。煮粥的鍋都非常深，小孩不能在鍋邊玩兒，擔心掉下去。官倉里都是陳米，可連這些陳米也吃不了多久。很快連粥也沒有了。

旱災剛開始，還能吃點野菜。后來，所有的農作物統統死亡，地都裂出大縫子。走到田里，一片土色，沒有一點綠意。大日頭底下，風一刮，刮得莊稼都是嘩啦嘩啦響，很恐怖的聲音。人們找各種各樣的東西來吃。我們那里把廢棄的豆渣壓成豆餅蓋地瓜窖，人們把那個東西拿來吃。還有的把農具里的牛筋抽出來，拿水泡泡，它會發大，再拿來吃。大量的人往陜西走，但根本過不了秦嶺，很多人餓死在路上。有吃自己孩子的。吃了人的人沒有活下去的。吃完以后回過神兒來，覺得自己不是人，都上吊了。也有挖田鼠的，去河灘撿大雁的糞吃的。村子里有個人一直有東西吃，邊吃邊走，最后倒下去咽了氣，他死后，村民才看出來他吃的是干硬的羊糞。

村子里死了很多人。活著的人也沒有力氣去埋死人。死了的人都放在村外，兩個村子之間尸橫遍野。尸體腐爛后，蒼蠅無數。從兩個村子之間經過時，要不停地扇，別讓蒼蠅落在臉上，蒼蠅會在行人眼睛里下蛆。后來瘟疫就來了，更多的人死于病餓交加。餓死的人不會覺得自己有多餓，只是感到昏昏的、熱熱的，非常虛弱，靠著墻慢慢坐下去，漸漸就過世了。

我干媽就是在那一年餓死的。我干爹是遠房的舅舅，干媽是妗子，媽媽和妗子處得特別好，就給我認了干爹、干媽。每次我回外婆家，就會抱只公雞做禮物，中午去干媽家吃一餐飯。干媽給做好多好吃的。饑荒以后，干爹家也沒有東西吃。有點吃的，干媽就說她不餓，不吃，都讓給干爹吃。男人粗心，沒有發現這一點，最后干媽就餓死在干爹面前。我媽媽也不怎么吃東西，想辦法做出吃的東西，都讓奶奶、爸爸和我吃，她自己吃得非常少。我當時根本不懂媽媽是為了省下來給我們吃的，我真以為她不餓。她雖然沒有餓死，也餓得非常虛弱。

等到稍稍有點雨來了，莊稼開始長，蝗蟲又來了。蝗蟲來時，遮天蔽日，像風暴一樣。蝗蟲什么都吃，吃樹、吃農作物。老百姓敲鑼打鼓地趕，趕不走。一兩個小時后，蝗蟲突然都走了。一片荒蕪。村子里的人說蝗蟲也是妖怪，說把蝗蟲的頭揪掉，帶出來的內臟像個握起來的小拳頭，用麥稈兒把內臟分開，還能看到五個手指頭，上面還有指甲。蝗災帶來更嚴重的饑餓。

除了食物匱乏，缺鹽也是個問題。飯都沒有吃，鹽就更沒有了。我寫的《鹽》里二嬤嬤說“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就是從這里來的印象。饑荒中，政府和軍隊出力幫助老百姓。國民政府有鑿井班，為老百姓打井，老百姓不用出錢。沒有電，都是用人力。做一個大的輪子，十八條好漢踩著輪子向前或向后轉，帶動繩子把挖出來的土提上來。先前他們也來打過井，在我家門前就打過。后來旱災剛開始時，他們也過來打井，卻打不出水來。那時候搬東西、逃亡時，都有軍人在幫助老百姓，當時政府軍隊和老百姓并非對立。災荒是從黃泛區開始，但后來南陽、信陽是重災區。村子之間互相搶東西，或者去鄰村吃大戶。饑民們去高墻大院的有錢人家要口飯吃，大戶也給做飯。但后來大戶家里的糧食也吃完了。

河南不是南方的“課租制”。課租制是我的田租給你，不管今年年景如何，你要給我規定的多少糧食當租金。河南不是這樣。河南是見了糧食之后，大家二一添作五來平分，叫“分場”。今年沒有收成，那你也沒有、我也沒有。地主交國家的糧、納稅，佃農不用。而且佃農可以把田里的雜草、秸稈等帶回家用，地主不拿。所以佃農和地主的關系在河南省是不錯的。孫中山跟袁世凱談過一晚上，關于平均地權如何如何、佃農受到欺負等等，袁世凱聽不大懂，因為袁世凱是河南人。我們到了佃農家都是大爺、大奶的叫，就跟親戚家人一樣的。地主的孩子也不是少爺。沒有那一套。不像魯迅《故鄉》里寫的那樣。那時的地契都非常簡單，只是寫東邊是謝家，北邊是梁家，沒有精確地測量。但一定有一條是：挖出老東西來要上交，否則要吃官司。

后來要斗地主，運動來了要斗，還有規定的批斗人數，沒辦法也只能斗。斗爭大會上大聲地叫，會后還是悄悄周濟地主——地主被掃地出門沒飯吃嘛。硬是要斗，也就斗了，其實是很勉強的。但也有當場打傷的、打死的。不過那時地主的毛病也確實多——有的地主抽大煙，不得不把田都賣了。中產階級不抽大煙好像不夠身份——朋友來了，一定是煙燈擺上，在煙燈下說事兒，一方面表示誠懇待客，一方面表示自己收入豐裕，不覺得是羞恥，不覺得是壞事。我印象中，父親也抽大煙。佃農從來不抽大煙，不管是否有錢都不抽。

我們那個時候，城鄉差異很大。老百姓到城里去趕個集回來，很多老鄉都問：“城里什么樣？”很多人根本沒去過，走四五十里地，要走過去，也沒有消費的能力。去城里看到“老洋人”，老洋人就是西方天主教的傳教士，福音堂里的，回來說：“那些老洋人每個人都留著山羊胡子。頭發是紅的，眼珠子是綠的。”“老洋人”并非單指老年的西方人，那時我們以為，洋人都這么老，因為見到的洋人都是留著山羊胡子的。在饑荒的時候，街上出現“歘饃”的，就是搶饅頭的。路人正在吃饅頭，后面有個人突然把饅頭搶走。搶到饅頭的人向饅頭上吐口水，為了不被追、不用還饅頭。賣饅頭的把饅頭放在一只小木頭箱子里，自己坐在上面，收了錢才欠身從箱子里拿出饅頭，以防被哄搶。

痖弦的第一張證件照

1949 年后，在痖弦堂弟的勸說下，痖弦的母親照了這張像，這是她留在人世間唯一的一張照片

痖弦母親帽子上的玉牌

河南家里用過的油燈，痖弦年少的時光曾在燈下度過

痖弦母親用的針線籃子。籃子是以柳條編成。當地柳條制品很出名，可以編得密不漏水

我家鄉戲劇繁盛，有河南梆子改成的豫劇，河南曲子改成的曲劇等。豫劇是從陜西傳來的，受秦腔很大的影響。曲劇原來是中產階級在客廳里演唱的，比較文雅，很多曲調在宋詞的詞牌中即有，如《山坡羊》《銀紐絲》《剪剪花》《詩篇》《漢江》等等。曲劇多半都是大調，是文人雅士們欣賞的，詞句都非常文雅。地方戲的種類可能以河南最多。在臺灣，豫劇是官方支持的三大劇種之一，另外兩種是京劇和歌仔戲。有些戲曲的詞文學得不得了。比如，有些章節是兩個人對話：“天作棋盤星作子何人能下？地作琵琶路作弦何人能彈？”形象多么壯麗！“天作棋盤星作子，你若能擺，俺就能下！”你能擺嗎？你擺擺看？“地作琵琶路作弦，你要能定弦，咱就能彈！”

民國初年，曲劇從士大夫階層走向民間，以其中較為通俗的小調作為發展主線，逐漸民間化、舞臺化，將一些以前不曾入戲的故事拿來表演，形成新的劇目。開始將孫中山一些革命的意識也加入進來，比如婦女不要纏足、婚姻不幸福可以離婚等，都借著非常有趣的故事傳播開來。有一個戲現在還在上演，叫《李豁子離婚》。李豁子找縣政府離婚，離成了，觀眾就知道，“哦，現在是個離婚的時代，過不下去就離婚”。所以《李豁子離婚》這一出戲就把新思想帶進來了。不僅曲劇如此，當時很多社戲都在演現代故事，如越調戲中就有《武昌起義》這出新戲。其中有出戲是《打武昌》，雖然是新戲，但演員穿的還是明朝的服裝。孫中山的臉譜是一半白一半黑。因為看孫中山的照片有陰影——從前都是畫像，沒有陰影的概念——就想象孫中山的臉是一半黑一半白。孫中山又是文武雙全，他的戲服就是靠子上又套著蟒袍。黃興他們都是將官的衣服。曲劇中還有故事是講大煙鬼抽煙的壞處，都是當時政令的一種宣達。河南的戲中還有許多楊家將、包公的故事，這都是河南自己的故事。

早年河南大學有位教授叫張長弓，他從河南曲子中找到很多淵源，和元曲做對比進行理論研究，并出版了專著《鼓子曲存》《鼓子曲言》。到臺灣以后，河南戲的生命很強韌，一直到現在，河南戲是所有大陸來臺灣的地方戲中影響最大的。河南戲的情感比較直率，和觀眾非常近，哭起來是真哭，不像京劇做做樣子。

有些觀眾以為河南戲唱得太隨意，那是誤會，河南戲的正戲整本大套的還是很莊重的。京劇是正戲開演前，鑼鼓“打鬧臺”。過去老百姓也沒有鐘表，還在地里干活兒呢，聽著鄰村的打鬧臺，知道戲要開演了，就趕緊去。打鬧臺就是這個作用。而河南戲不是這樣，它有個很好的制度——正劇開演之前，出來個小丑，隨意唱些事兒，就像脫口秀。曲劇中管這個叫“書帽”，就類似于序曲、楔子這類的。唱書帽的是白眼窩，戴個小生的帽子，是前后的穗子——就像京劇里不良少年戴的那種帽子。小丑出來一定是說：“吃罷了飯，沒啥事兒，商商量量，咱們哼曲子。哼曲子兒先唱哪一個？唱一個小書帽解解心悶兒。”然后一段一段的段子來唱。他唱的一般都是逗笑的廢話，比如“高文舉坐在書房，頭在上、腳在下、臉在前頭”，“高文舉我走著走著站起來走”，“走三步，退三步，等于沒走。紅蘿卜，白蘿卜，不是大蔥”。說包公，“下陳州路過蕎麥地，捉到個鵪鶉是個母的。王朝馬漢爭著要，拿回去老爺還要燒吃咧”。包公當然不是這樣的，這是插科打諢。還有，“下馬來到潼關，抬頭一看，上寫三個大字‘潼關’”。這些可長可短，看正戲準備得差不多了，他就進去。有時候進去又出來，說“剛才我進去得太慌張，浪八圈和大金牙還沒穿好衣裳。小弦子一拉我還唱”。正戲不開玩笑。有人認為河南戲很隨意，那是把小書帽誤當作正戲了，是不對的。河南梆子《七品芝麻官》在大陸改成了話劇、拍成電影，其中流傳最廣的一句話是“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可見河南戲有深厚的民間基礎。

剛才說的“浪八圈”“大金牙”都是男旦的外號，還有個男旦嗓子很細，外號“白菜芯兒”，形容聲音嫩。那時京劇等大戲中有女旦出現，但河南的戲曲中女旦還是很少。女的唱的旦角兒叫坤角兒。我幼年時代有位小學校長放棄了校長的職位，專門唱男旦，我們都叫他“杜校長”。戲班子的名字多是依著主角兒叫，人們一說戲班子名字就知道是唱什么戲的。比如說“明翠的二黃來了”，明翠是他們戲班子的主角兒。

鄉下的小媳婦都喜歡看戲，有的也迷上小生，眉來眼去的，時有所聞哪里的小媳婦跟著戲班子跑了。跟現在追星族差不多。那個時代，男女之間的表情傳意比較簡單，送條花手絹或一塊洋胰子，對方接受了，就是一種允許。我們還有一些笑話講戲迷的。有個笑話就是說，有個媳婦聽到打鬧臺的聲音，知道隔壁莊子里要唱戲。本來抱著孩子哄孩子睡覺呢，抱起來孩子就跑。路過瓜田時摔了一跤，抱起來孩子接著跑。戲唱完了，一看，怎么懷里是個瓜？一想，糟了，肯定是摔跤時候抱錯了。跑回到西瓜田里一看，瓜田里是個枕頭。原來著急看戲，抱著枕頭就出門了，孩子丟在家里了。回家一看，孩子還睡在炕上呢。

戲曲是老百姓最重要的娛樂方式，也是道德意識的傳播載體。清朝建立時，也很尊重戲曲。當時有所謂“男降女不降”，男人剃發，女人還是保持原來的發髻；“生降死不降”，活著的時候穿清朝的衣服，死后的壽衣還是明代的，給他尊嚴；現實生活降戲曲生活不降，戲曲中還是明代的衣冠，一直到現在，古裝戲還是以明服為主。在這樣的戲曲氛圍里長大，我也會哼幾句。紀錄片《如歌的行板》中，我也唱了一段。這叫一曲走天涯——我就會那一段。

小時候玩兒的游戲很多。打麥場的莊稼收了之后，整個的麥場都是孩子們玩耍的地方。有一個游戲是用木頭畫了界線，兩個人用木頭打木頭，誰的木頭打出線了就歸對方，我們叫“搗腿”。還有一個叫“骨碌錢”：一把大尺子，一把小尺子，我的錢滾到你那邊，用尺子一量，如果接觸到錢了，錢就是你的。還有一個野蠻的游戲叫“挑老兵”：兩隊孩子距離很遠，唱口訣，唱完了說要抓誰就沖過去抓。被抓的要使勁兒跑。口訣很有趣，不知道什么意思，但都這么說，一方大叫著“野雞翎”，另一方對答“帶馬成”。這邊又喊“馬成過”，對方再喊“哪一個？”這邊喊回“就是某某某”。某某某就是那個要被抓的孩子。被抓到了，就變成對方的人。口訣我不是記得很全，后來回家鄉時問童年的玩伴，他說他記得很清楚，就是這么說。東漢時有個武將叫馬成，不知道是不是我們這個游戲的起源。

農民雖然不識字，但都有韻律的概念，口訣也是押韻的。到飯館吃飯，飯館的跑堂叫菜、對答都是用唱的。客人點什么菜，店小二都唱到廚房去。廚房也唱回來，表示知道了。是用唱歌的方式來溝通。給了小費，賬房先生也唱出來。過去都是給小費的，就是給賞錢。賞錢給得多的，賬房唱的聲音就很大。現在這些都不知道怎么唱了。當年臺灣沒有禁大陸的書的時候，我見過一本《舊京貨聲錄》，里面都記著這些唱詞，還用簡譜標了音調。

幼稚園是西方來的，我們小時候沒有幼稚園。誰是孩子真正的啟蒙者？——媽媽，奶奶、外婆。孩子們生活在韻文、歌謠的世界，而這些韻文、歌謠的傳遞者又都是不識字的人。歌謠中有農村生活的知識，有謎語，有做好人做好事這些內涵。比如說，過年時，我奶奶說“二十三，炕火燒”，是要烙火燒，就是燒餅；“二十四，掃房子”，過去灰塵大，村子里的房子也沒有天花板，特別是廚房，都黑掉了，所以廚房里的神——灶王的臉是黑的。掃房子也是大掃除的意思，過年要把家整理干凈；“二十五，磨豆腐”，鄉下的豆腐是自家做的，家家都會；“二十六，殺年豬；二十七，殺年雞；二十八，把面發；二十九，榨黃酒”，過年時不干活兒，就是吃吃喝喝、穿新衣服拜年，過年前要把事兒都做好了；“三十兒，捏鼻兒”，捏鼻兒就是包餃子；“初一兒，拱脊兒”，拱脊兒是把脊背彎下來，就是拜年。

這些都是奶奶教給我的，她的又是她的媽媽或者奶奶教給她的，她就知道這個音，她不會寫字。口口相傳。還有謎語，比如“四四方方一座城，雞子一叫它就明，是個啥？”是窗戶；“麻屋子紅帳子，里頭坐個白胖子，是個啥？”是花生；“四根黑棍，抬個黑箱，前邊吹笛，后邊耍槍，是個啥？”是豬，豬走路時鼻子都哼哼唧唧的像吹笛，后面的尾巴還擺來擺去的像耍槍。還有形容生活的，也有傳播抗戰思想的，比如“一二三，上南山，南山有個孫中山，坐飛機，丟炸彈，炸死日本王八蛋”。這都是聰明人編的，利用老百姓喜歡的歌謠、韻文形式，將思想編進去。老百姓不識字，知道怎么說，知道意思就行了。

在我家是奶奶告訴我這些，在外婆家是外婆給我講。外婆經常和我玩兒抓手心的游戲：“一抓金，二抓銀，三抓不笑是好人。”我的孩子小的時候也都知道這個游戲。她還教我十二生肖的順口溜，“一鼠，二牛，三老虎，四兔，五龍，六蛇，七馬，八羊，九猴，十雞，十一老黃狗，十二哼”。說完了問我“哼是什么”，我說“豬”，她就很高興。也說謎語，比如“從南來個張大張，鼻子長在脊梁上”，是鍋蓋。外婆教我一首說動物的兒歌是講什么動物有什么用：“小白雞，皮兒薄，殺俺不如殺個鵝；鵝說，伸伸脖子長，殺俺不如殺個羊；羊說，四只金蹄兒往前走，殺俺不如殺個狗；狗說，夜晚看家嗓子啞，殺俺不如殺個馬；馬說，備上鞍子人能騎，殺俺不如殺個驢；驢說，一天磨了三斗麩，殺俺不如殺個豬；豬說，一天吃了十升糠，一刀下去見閻王。”外婆說，為什么那些動物不殺卻殺豬呢？因為豬沒啥用，只能被殺。

平時生活中，還有很多俗話，比如說“正南正北，是路通北京”。這和“條條大路通羅馬”就是一個意思。鄉下人都有這種俗話的傳播者。還有形容鄉下風光的，比如“高的是桃粟，低的是棉花，不低不高是芝麻，芝麻地里帶打瓜”。這是活脫脫的農村豐年的景象。說的是套種，不浪費田地。打瓜是一種很小的瓜，瓤不好吃，產瓜子。那個瓜很容易打開，所以叫打瓜。種打瓜的地方一般都有個瓜庵，就是怕人偷瓜，里面放上些打瓜，請人白吃。吃了你就要把子留在瓜庵里，省得他們往外掏子了。小孩們都喜歡去吃。

還有大量的鬼故事在鄉下流行。比如有個故事說，瓜庵中看瓜的人常常看到鬼。常看到就不稀罕了，有時候鬼來得多了還不耐煩，“這個鬼怎么又來了？”有個晚上，看瓜的抽著旱煙袋，來了個鬼。鬼問：“二大爺，你的煙袋能不能給我抽兩口？”看瓜的把煙袋給了鬼，鬼一口氣就抽光了一鍋煙絲。第二天晚上，那個鬼又來了，又要煙抽。連著來了幾天，看瓜的煙絲都抽完了，他想整整這個鬼。晚上他抱著根獵槍假裝吸煙。鬼來了討煙抽，大爺就把獵槍遞給鬼。鬼吸的時候，看瓜的扣了扳機，“咚”的一聲。鬼魂緩口氣說：“哎呦，這煙還真沖啊！”以后再不敢來了。還有個故事說，白天耕田時，太陽曬，夕陽西下，農民想抓緊時間多做點莊稼活兒。這時來了個鬼。鬼前后左右繞著農民蹦，農民沒法干活兒，他一著急，掄起鋤頭對著鬼就砸過去，把鬼砸跑了。說故事的時候，從梁上取下鋤頭，鋤頭面上還黏著鬼的鼻子，都干了。

有一個老祖母們講的“老丑虎”的故事流傳得很廣。有個老婆兒給她媽燒紙去了，還帶著供香。走到半路上，碰到老丑虎。老丑虎說：“大娘啊，你到哪兒去啊？”“我去給我媽燒紙去。”“你那罐子里裝的是啥？”“是稀飯。”“我好幾天都沒吃東西了，你能不能給我吃一點兒？”“那你吃點，不要吃光啊。”老丑虎一吃吃光了。“你那個筐子里裝的是啥？”“是饃啊。”“我還沒吃飽，你能不能給我吃一點兒？”“那你不要吃光啊，我還要到墳上去呢。”一家伙又吃光了。吃光了以后，老丑虎和她聊天，“你家里有幾個小孩兒啊？”“四個小孩兒。”“小孩叫啥名兒啊？你住在哪個村子啊？”“我家里有四個小孩兒，老大叫門閂兒，老二叫門鼻兒，老三叫刷子疙瘩兒，老四叫擂臼錘兒。”老丑虎知道孩子的名字了又說：“大娘、大娘，你的饃我也吃了，稀飯我也喝了，我還是餓啊。我把你吃了吧。”吃了老太太以后，它就打扮成老太太的樣子去她家了。到了她家，敲門：“門閂兒、門鼻兒、刷子疙瘩兒、擂臼錘兒，趕快給老娘開開門。”大女兒從門縫里一看，說：“你不是俺媽，俺媽的裹腳是綠的。”老丑虎去田里弄了些玉米葉子包起來，又來了。“門閂兒、門鼻兒、刷子疙瘩兒、擂臼錘兒，趕快給老娘開開門。”老二一看說：“你不是我媽，我媽頭上有綠帽子。”老丑虎去荷塘里弄了荷葉，戴在頭上，又來了。小孩一看，是媽媽的樣子，給它開門了。老丑虎進屋以后，要花點心思找個合適的地方坐，因為它有尾巴。讓它坐床上，它說：“床上不能坐，床上有床神。”讓它坐在桌子旁邊，它又說：“桌子旁邊有桌神。”給它找了個草墩兒，它坐下來。

草墩兒是什么呢？北方有種凳子，是粗粗的草辮子圈起來的。我們家鄉是把麥秸編成細細的辮子，一盤盤的等著商人收購，用來做草帽等。草墩兒坐上去很暖，中間有個洞，正好讓老丑虎放尾巴。晚上，老丑虎說：“大妮兒，你跟媽媽睡吧，給媽媽暖暖腳。”大妮兒一看，這個好像不是她媽，“我睡覺打呼嚕，你找老二吧。”老二一看也覺得不對，說他睡覺要放屁，也不好。老三也說不行，最后是小的跟老丑虎睡了。晚上聽見咔嚓咔嚓的聲音，孩子們問：“媽，你在吃什么？”“還不是從你外婆家里拿來的雞爪。”“那你給我吃點兒吧。”老丑虎就把吃剩的骨頭扔過去了。老大一看是根腳趾頭。老大、老二、老三越想越不對，害怕了，把門悄悄地推開條縫，從門縫中鉆出去。他們爬到院子里的高高的棗樹上，從樹下垂下來一根繩子，繩子上拴個籮筐。“媽呀、媽呀，趕快出來吃棗子啊！棗子都紅了，趕快出來吃啊！”老丑虎聽到吃棗子，就出來了，站在樹下說：“你們都會爬樹，我不會爬樹，那咋整呢？”“你站在籮筐里，我們把你系上來。”老丑虎站在籮筐里，三個小孩用力把它系上來。系到半空的時候，手一丟，把老丑虎摔死了。

河南有“四大中聽，四大不中聽”，說起來也押韻。四大中聽是：撕綾羅，打茶盅，畫眉叫，堂客哼——撕綾羅，撕綾羅的聲音，褒姒就愛聽這個；打茶盅，細瓷的茶杯摔碎的聲音；畫眉叫，畫眉鳥的叫聲；堂客哼，就是窯姐唱曲子。四大不中聽是：刮鍋，發鋸，驢叫喚，寥天地里喊亂彈——把鍋上煤煙刮下來的聲音；鋸子鈍了，把鋸子發得更利；驢叫的聲音；郊野中荒腔走板地大喊大叫。

小的時候，老師都是教我們口訣，一個口訣下來很多內容都記住了。南陽專屬十三個縣的名字也是個口訣，“南南唐，泌鎮桐，鄧內新淅，禹舞葉”——南陽縣、南召、唐河、泌陽、鎮平、桐柏、鄧縣、內鄉、新野、淅川、禹州、舞陽、葉縣。葉縣出水煙筒。

我們生活在一個韻文的世界、歌謠的世界。放羊的小孩，割草的小孩，都會唱些歌謠。每個村子都有現在所謂的“名嘴”，大家圍著他聽故事。比如我們村子里磨面的老王會講故事，孩子們喊他“二大爺”。“二大爺”不是真的在家行二，有點像官稱。“二大爺，講個故事吧。”講了以后，孩子們都跟著樂。小孩貪心嘛，剛聽完，又想聽：“二大爺，再講一個吧。”老王想抽一袋煙，他就說啦：“吸袋煙，把心寬，肚子里的瞎話兒往外鉆。”瞎話兒就是虛擬的故事。中國缺少童話，孩子們從小聽的瞎話兒就代替了童話。老王想抽完煙再拍瞎話兒——再拍，就是再講。河南話里把“咱們聊聊天”說成“咱們拍拍話”。講完了，孩子們還想聽。老王又想喝茶了，他說“吸袋煙，喝口茶，肚子里的瞎話往外爬”，統統押韻。這些人都不識字，可他們會編。

我也把這些民歌素材用在我的詩中，比如《乞丐》中有所運用，“依舊是小調兒那個唱，蓮花兒那個落”。南方的廟我不知道，北方的廟，大廟才有廟祝在里面管理，小廟沒人管。乞丐就住在村子里的這些沒有廟祝的廟里，尤其是冬天避寒。早晨，可能還有燒香的人，香爐很暖，就更宜避寒。廟里一般就是大家避雨、避寒的臨時場所，或者乞丐躲身之處。很多故事都發生在廟里，比如京劇里的《鎖麟囊》就是因在廟里躲雨而發生的故事。這些經驗、教訓，都是在民謠、歌謠或者短短的俗語中出現，多是由不識字的人唱出來。

我會講南陽話。我的家鄉話在1949年以后沒有再變化，沒有再加入新的語匯。我開玩笑說我的家鄉話是南陽話的活化石。前些年我回家鄉時，有時候說話說出些很“古老”的詞語，鄉下的老太太聽到了說：“哎呀，你孩子還會說這個，這些話我幾十年都沒聽過了。”

家鄉對我一生的影響非常大。如同開篇時所說，我自己的文學有兩個源泉：一個是母親，一個就是故鄉。故鄉就是母親，母親就是故鄉，這兩個就是混起來的意象。我覺得幸福的人是有充分的對母親的記憶——母親陪著他成長，從童年少年到青年，這是幸福的。有對故鄉美好、完整的回憶，也是非常幸福的。我很慶幸，我保留了對母親、故鄉清晰的記憶，讓我在八十多歲還能一閉眼睛就“回到”故鄉，聽到鳥叫聲，聞到麥田的清香。

1973年9月，臺北雅集留影。前排坐的左起彭邦楨、羊令野、楊牧、商禽，后排站的左起洛夫、羅門、張默、葉維廉、痖弦、碧果、辛郁。

痖弦部分詩文作品集

痖弦參與創辦的《創世紀》詩刊，迄今已走過六十多個春秋

《痖弦回憶錄》，痖弦口述，辛上邪記錄整理，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文中圖片由出版社提供。

痖弦，本名王慶麟，1932年出生于河南南陽，1949年到臺灣。當代著名詩人、作家、出版人、表演藝術家。曾任《聯合報》副總編輯兼副刊“聯合文字”主編。1950年代，與詩人洛夫、張默共同創辦雜志《創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