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允（字執中）是《儒林外史》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從第九回在二婁公子和鄒吉甫的談話中被提起，一直到第十三回退場，在近五回的篇幅中都有楊執中的出現。

清臥閑草堂本《儒林外史》

從人物塑造的角度來看，身為名士的楊執中是書中性格鮮明的一個人物，并在全書中擔當了某些“極重要的諷刺主題”[1]，他也因此受到學界的頗多關注。

與此同時，楊執中又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2]，有人將其視為欺世盜名、品行惡劣之人，卻也有論者認為他是“一個正派耿直讀書人”，并“保持著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和節操”[3]，看似性格鮮明的楊執中似乎又是一個模棱兩可、難以確評的人物。

事實上，便如小說中的諸多人物一樣，楊執中也是在原型的基礎上塑造而成的小說人物，楊執中之所以會有如此鮮明的狀貌，同時又展現出種種矛盾的特性，既與作者吳敬梓對其的塑造方式相關，也與楊執中的原型人物有著密切的關聯，而這一原型就在作者吳敬梓的交游圈中。

本文便通過對于楊執中原型人物的考論，梳理這一人物與小說相關的生平、性格等人生面相，并以此為基礎探討楊執中這一人物的形塑過程及其敘事意義。

1、楊執中原型人物考

盧見曾編《國朝山左詩鈔》

乾隆五年（1740），曾任兩淮鹽運使的盧見曾被遣戍塞外邊地的軍臺效力，臨行之前，士人高鳳翰等人繪了一幅《雅雨山人出塞圖》為盧見曾送行，有近二十位士人為此圖題詩[4]。

在這些詩作中，便有吳敬梓所寫的《奉題雅雨大公祖出塞圖》一詩。在參與題詩的士人里不乏吳敬梓的好友如程夢星、周榘、江昱等，此外，季葦蕭的原型李葂也在題詩者之列，如果再算上被學界視為荀玫原型的盧見曾，這次題詩活動及其相關士人對于考察吳敬梓的交游以及小說創作有著不可小覷的意義。

在諸多的題詩者中，有一個值得特別加以注意的人物，此人便是王藻。

王藻（1693—？），字載揚（有時也寫作載飏或載陽），號梅沜，蘇州府吳江縣平望鎮人。

在《儒林外史》中，楊執中不僅參加了二婁公子所辦的鶯脰湖之會，同時也是鶯脰湖眾名士中的重要一員。而王藻就住在鶯脰湖之濱，在其詩中有“我家鶯脰湖邊住，也與漁樵喚弟兄”[5]之語，其詩集也便名曰“鶯脰湖莊詩集”[6]。

在客居在外之時，王藻常常以“鶯脰湖”來寄托家鄉之思：“因憶鶯脰別來久，幾時婀娜掛輕帆”、“故里鶯脰水，競渡應喧騰”[7]。

鶯脰湖

也正因為這一原因，他的知交好友往往將鶯脰湖視為等同于王藻的一個詩歌意象。

在其至交鮑鉁的《道腴堂詩稿》及《道腴堂詩續》中，有五十余首詩都與王藻有關，而在結識王藻之初，“鶯脰湖”則幾乎是鮑鉁在寫及王藻時的詩中必用之語：“鶯脰湖邊客，扁舟肯樂群”[8]、“鶯脰湖頭別，相思漫五年”[9]、“若論吳江后來秀，綠波鶯脰渺無津”[10]、“京洛偶游戲，遄歸鶯脰湖”[11]、“早聞鶯脰好湖光，倚重青楊與白楊”[12]。

在王藻其他友人的詩文作品中，鶯脰湖同樣是可以與王藻等同的文化符號：“淼淼春波碧，千秋鶯脰湖”[13]、“何當與子鶯湖曲，雨笠煙簔一釣絲”[14]、“涼生白纻虎丘寺，響入綠蓑鶯脰湖”[15]、“山光潑虎邱，湖色灔鶯脰”[16]、“高坐暖風遲日里，知子燕塞憶鶯湖”[17]。

從這些詩作可以看到，在友朋的眼中，王藻與鶯脰湖之間幾乎是難分彼此的：非但提起王藻便要說及鶯脰湖，由于王藻在詩壇的聲名，在當時的語境中，當說到鶯脰湖的時候，王藻也幾乎是首先會被勾連起來的詩人。

兩者之間的這種緊密關聯甚至也一直延續到王藻逝世多年之后，當有士人來到鶯脰湖時，首先想起的仍然是王藻：“烏?搖煙下荻塘，荻花蕭瑟水風涼。生憐鹿野聯吟者，寂莫人間王載揚”[18]。

鶯脰湖

在《儒林外史》中，楊執中是生意人出身，曾在鹽店中擔任“管事先生”[19]之職，這也是官府的公文中為何會稱其為“商人楊執中”[20]的原因所在。而王藻原本也是一個“商人”，據袁枚《隨園詩話》，王藻曾“販米為業”[21]。

楊執中是由于得到二婁公子的賞識和幫助，才從“商人楊執中”的身份及其帶來的桎梏中擺脫出來，成為被相府延為上客的名士。王藻實現身份的蛻變也是因為有貴人相助：“吳興沈編修樹本見之嘆為異才，招至家相與講論，由是棄業讀書，學益進”[22]。

在楊執中得到二婁公子知遇之恩的過程中，他寫在一幅素紙上的七言絕句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正是看到了這首詩，二婁公子“不勝嘆息，說道：‘這先生襟懷沖淡，其實可敬！’”[23]也便因此愈發堅定了要與之相識結交的念頭。

而王藻得到沈樹本的賞識也是因為他的詩作：“《偶題桃源圖》云：‘相看何物同塵世，只有秦時月在天。’以此受知于沈?翁（按：即沈樹本）先生，四處揄揚，遂棄業讀書。”[24]

《晚晴簃詩匯》所收王藻詩作

楊執中在小說中是一個“窮極的人”：不僅“家下一無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甚至在除夕之夜也“到底沒有柴米”。由于知道楊執中家中貧寒，為了在楊家接待來訪的二婁公子，鄒吉甫帶去了酒肉、蔬菜，但卻還是沒有料到楊家竟然窮到連米都沒有，最后仍是鄒吉甫掏出銀子才買來了米[25]。

如此一連數筆，小說將楊執中的貧寒寫到了極處。王藻也是一介貧士，縣志中便說“藻居平望，家貧”[26]，而其友朋的詩文也屢屢提及王藻的貧寒，諸如“載揚家故貧”[27]、“而幼孤長貧”[28]、“家無一棱田”[29]、“山田無半畝”[30]、“五月而披羊裘，三冬而衣皂褐”[31]等所指向的都是王藻的貧寒。

雖然幾乎是一貧徹骨，但楊執中依然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興趣。鄒吉甫到他家時，“楊執中出來，手里捧著一個爐，拿一方帕子，在那里用力的擦”。據他自己所說，家中連過年的柴米都沒有，可他還是拒絕了別人收購此爐的開價，除夕之夜“點了一枝蠟燭，把這爐摩弄了一夜，就過了年”。

明明是一家人早飯都吃不上，楊執中卻仍然在“摩弄這爐，消遣日子”，并向鄒吉甫夸耀道：“你看這上面包漿好顏色！”

便如評點者所說，通過這些描寫，在楊執中乍一正式出場的時候，便寫出了他的“呆氣滿紙”[32]，而將衣食之憂完全置之腦后，只是沉溺于賞鑒摩挲之中，楊執中對于此爐的癖好之深也充分地體現在這些細致的工筆描摹中。

《鶯脰湖莊詩》

同樣是“家本貧，衣食不足以贍”[33]，王藻在收藏方面卻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他不僅“好蓄宋板書、青田石印章”[34]，而且“好載籍、筆墨、彝器、雕刻、玩弄之具，星羅于幾席，以自為娛樂”[35]，甚至由于“性癖嗜文博具”，“輒便質衣買之”[36]，以至“惡衣糲食，冬寒衣敝袍”，卻依然“人多笑之而不悔”[37]。

除了對于爐的興趣，“又好看的是個書”是楊執中另一個重要的特征：在鹽店做管事時，楊執中“要便袖口內藏了一卷，隨處坐著，拿出來看”；正是由于平時在店中“也只是垂簾看書”，“憑著這伙計胡三”，最后虧空了店中七百多銀子，以至深陷囹圄；在出獄后，楊執中也不細究是誰救了他，只想著“且下鄉家去，照舊看書”[38]。

在好看書這點上，王藻也同樣如此，不止是府志中稱其“好讀名人詩集”[39]，“性耽書好學，每得一編輒寶愛之，摩挲不忍釋手”[40]、“顧好讀書”[41]、“博涉書史”[42]、“此郎與物百不諧，只有縹緗動顏色。半生舟楫兼蹏輪，兔園冊子皆隨身”[43]，由上述詩文可見，耽于讀書也幾乎是友人在談及王藻時的共同評價。

乾隆四年的除夕之夜，王藻客居好友鮑鉁的官署并向之借閱《蓉槎蠡說》一書，鮑鉁為此寫了一首絕句送給王藻，其中有“利鎖名韁天下是，幾人除夕借書看”[44]之語，從中既可看出王藻的好讀書，在楊執中除夕之夜摩弄那爐與王藻除夕之夜借書看兩幅畫面之間也產生了微妙的關聯。

鮑鉁《送蓉槎蠡說與王梅沜附一絕句》、《贈王梅沜兼懷金壽門張玉川二首》，《道腴堂詩稿》卷二十六。

便是由于在收藏與讀書方面異于常人的這些癖好，在鹽店中人看來楊執中是一個“老阿呆”，權勿用也說“楊執中是個呆子”，小說評點者亦將其稱為“楊阿呆”，小說作者則通過敘述將“古貌古心”[45]作為對于楊執中性情的概括。

“不隨俗所尚”[46]也同樣是王藻性情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面相。在劉大櫆所寫的《王載揚詩集序》中有如下之語：“昔米芾作唐人冠服，違時異俗，人謂之顛，載揚亦似顛；倪瓚構云林之堂，置古鼎、尊罍、玉器、書畫其中，人謂之迂，載揚亦似迂。”[47]張鳳孫也稱王藻“睹奇石而低頭欲拜，癖差類于米顛；值窮途而破涕為懽，狂轉加乎阮籍”[48]。

在別人眼中被視為顛、迂之人的米芾、倪瓚等在王藻看來卻是值得效仿的先賢：“橫幅新圖仿昔賢，倪家迂與米家顛”[49]，而從劉大櫆和張鳳孫的序言也可看出，王藻不僅是在自己的詩中表達了對于迂、顛的傾慕，在日常行事中也正是如此踐行的。

在小說中，楊執中是貢生[50]。據府志所載，王藻業儒后則是“國子生”[51]，也便是監生，其友人張世進詩中所寫的“白頭王上舍，旅食又京華”[52]亦印證了這一點。貢生和監生的科名也相類。

事實上，非但吳敬梓與王藻都曾為《雅雨山人出塞圖》題詩，兩人之間還有許多共同的朋友：程夢星、程晉芳、團昇、盧見曾、江昱、商盤、王昆霞、李葂、嚴長明等人都既與王藻有詩歌唱和，同時也與吳敬梓有較為密切的交游。

盧見曾輯《雅雨堂叢書》

根據現有研究，在這些士人中，至少程夢星、盧見曾、商盤、王昆霞、李葂都被吳敬梓作為原型人物寫入了《儒林外史》。這也就是說，王藻應該也在吳敬梓的交游圈中，并且與《儒林外史》原型人物士人群體有密切的關聯。

而從以上對舉可以看到，在楊執中和王藻之間存在著諸多的相類乃至相同之處：

楊執中故事里出現的鶯脰湖在當時的詩壇語境中是與王藻關系密切的意象和符號；兩人都是生意人出身；都是因為受到貴人的賞識才擺脫了原來的身份并成為名士；在兩人被賞識的過程中，他們的詩作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兩人都是窮極的寒士；對于收藏，兩個人都有特殊的癖好；好讀書則是他們共同的重要特征；兩人都違時異俗，被旁人看作顛迂之輩；他們的科名貢生與監生也相仿佛。因此，小說里楊執中的原型人物應當就是王藻。

2、從原型人物到小說人物

在金和為《儒林外史》所做的跋中，當談到原型人物的時候，曾說過“楊執中之姓湯” [53]，就此看來，這與金和所說的“武正字者程文也”、“荀玫之姓茍”等一樣，都屬訛誤之語，而“湯”、“楊”兩姓之間的形似或許是引發這一訛誤的原由。

但從這一角度說，在原型人物王藻與小說人物楊執中之間也確有名姓的關聯，楊執中的“楊”字應當就是從王載揚的“揚”字變化而來，這與莊紹光之“莊”來自程綿莊之“莊”手法相類。而小說中的一些具體敘述也與王藻的居所、軼事以及名號有關。

鶯湖夜月

在小說中，楊執中的別號是“楓林拙叟”，從小說的敘述看，這一別號應來自楊執中家屋后的楓樹：“屋后有兩顆大楓樹，經霜后，楓葉通紅”[54]。

而結合其原型人物王藻來看，這一別號則另有來歷。在王藻的詩集中有名為《王翬楓葉湖山二首》（其二）的詩作：“鶯脰湖邊鴨嘴船，濕銀千頃霽藍天。秋來看殺楓林好，我亦何輸畫里仙”[55]，或許“楓林拙叟”之號便來自王藻家鄉鶯脰湖邊的楓林。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藻與楓樹之間，還另有一段淵源。

據《清詩別裁集》，沈樹本曾寫有《贈王載揚》一詩，其中有“誰知楓落吳江冷，未是崔郎壓卷詩”之語，下有小注：“載揚少工詩，人無知者，?翁見而賞之，遍告詩壇，名遂著。載揚，吳江人，故以楓落吳江冷為比”[56]。

“楓落吳江冷”是唐人崔信明的詩句，沈樹本既是借用這一詩句褒揚王藻佳作頗多，同時也在詩作中巧妙地點出了王藻的籍貫“吳江”。正由于楓樹與吳江的聯系以及這一軼事，在其友人寫給王藻的詩句中也往往會用到楓樹的意象，例如“冷吟江上去，葉葉晚楓多”[57]、“余子棲幽野，懷人對晚楓”[58]、“集句臨川偶然事，頓令楓冷憶吳江”[59]等詩句皆是如此。

因此，以“楓林拙叟”作為小說中楊執中的別號，或許也有著雙重的用意：一方面是以楓樹這一意象暗切楊執中的原型人物王藻乃吳江人，同時也將王藻曾受沈樹本賞識之事蘊含在這一別號中。

清同治甲戌齊省堂刻本《儒林外史》

除了屋后的楓樹，對于楊執中的家居，小說中也有一番頗為細致的描寫，

面著一方小天井，有幾樹梅花，這幾日天暖，開了兩三枝。書房內滿壁詩畫，中間一副箋紙聯，上寫道：“嗅窗前寒梅數點，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讓人婆娑而舞。”……談到起更時候，一庭月色，照滿書窗，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面相似，兩公子留連不忍相別。[60]

在這些敘述中，通過天井中開了三兩枝的梅花、書房內有關寒梅的對聯以及月光下照滿書窗的梅花之影，小說將楊家的“清景可愛”[61]充分點染出來。引人注意的是，這一連串的點染所用到的都是梅花。

實際上，王藻的號“梅沜”中便有一個“梅”字，在其友人以及時人的詩文中，王梅沜也是比王藻抑或王載揚更為常見的稱呼。因此，在楊執中的居所中一連串地使用梅花進行點染，與賦予楊執中“楓林拙叟”的別號正有異曲同工之處：即將原型人物王藻的個人信息潛藏在小說的相關敘述中，以這樣的方式彌補原型人物與小說人物在姓名字號方面關聯的簡略。

換言之，在姓名字號方面，吳敬梓僅僅使用了與“揚”聲同形近的“楊”，同時卻又在小說的敘述中通過楓樹與梅花，也包括上文所論及的鶯脰湖，將原型人物王藻的籍貫、軼事、名號等個人信息暗蘊其中，這似乎顯示出吳敬梓在創作上的某種矛盾心理：

《清詩別裁集》

他既不愿旁人輕易看出小說人物與原型人物之間的關聯——這也是為何此前無人提及楊執中的原型便是王藻的原由所在，同時卻又不斷通過小說敘述在暗示乃至強化這一關聯。而從這一看似矛盾的創作心理出發，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地去探尋楊執中這一人物的塑造過程及其在小說中的存在意義。

可以看到，楊執中的身份存在著隱約可見的矛盾：當其被鄒吉甫初次提及的時候，說他是“生意出身”[62]，但此后在他的自我介紹中又說自己“當初無意中補得一個廩，鄉試過十六、七次，并不能掛名榜末”[63]，鄉試過十六、七次至少要花費五十年左右的時間，也便是說，楊執中少說也做了五十余年的秀才。

因此，在這一生意人出身與資深秀才之間顯然是矛盾的。這種矛盾性也體現在官府的公文中：“商人楊執中（即楊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但查本人系廩生挨貢，不便追比，合詳請褫革，以便嚴比”[64]，既說他是“商人”，同時卻又說他是“廩生挨貢”也便是歲貢生，這兩者之間顯然也有抵牾。

表面看來，這種矛盾似乎可以得到解答：

申報館刊本《儒林外史》

或許是楊執中一直就是秀才，后來迫于生計而做了管事；或許楊執中夸大了自己參加鄉試的經歷，考慮到獲取鄉試考試資格的艱難，“入鄉場”本身也往往會被視為一種科名[65]，楊執中是用這樣的方式夸飾自己的科舉經歷，這與小說中其他士人慣用的浮夸口吻是相一致的；又或許是鹽店中人為了打贏官司，因此有意將“商人”的身份貫諸其實是歲貢的楊執中姓名之前，以達到更好的訴訟效果。

但無論如何解釋，在生意人抑或商人與一個頗有資歷的歲貢生之間，還是存在著難以抹平的參差。

就此而言，如果將其原型人物王藻代入，體現在楊執中身份上的參差也就易于索解了。如前所論，王藻原本販米為業，在得到沈樹本的賞識和褒揚之后，才棄業從儒。因此無論是鄒吉甫所說的“生意出身”，還是官府公文中所說的“商人”對應的都是原型人物王藻本初的身份。

至于楊執中的廩生和貢生身份，包括鄉試過十六七次的科舉經歷，則都是小說化的書寫，也就是說，原型人物和小說化書寫的合力造成了楊執中身份的矛盾。

《全圖儒林外史》

而這一抵牾的產生也依然與吳敬梓看似矛盾的創作心理產生了微妙的勾連：楊執中的科舉身份與科舉經歷遮掩了他的原型人物，而對于楊執中商人本初身份的保留卻又暗示并強化了小說人物與原型人物之間的聯系。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吳敬梓的才能，應該完全有能力對于原型人物與小說化書寫之間的參差不平進行細致的打磨，可吳敬梓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卻通過上面所列舉的情節與細節接二連三地在凸顯這些參差不平。

這些參差在楊執中身上造成了一些顯見的性格矛盾：楊執中曾痛罵家中的老嫗，還“把老嫗打了幾個嘴巴，踢了幾腳”，并且在和兒子楊老六的吵鬧中“拿火叉趕著，一直打了出去”[66]，顯現出在其他士人身上罕見的粗鄙市井的一面；但在和二婁公子交談之中，卻又顯得溫文爾雅、談吐不俗，展現出高人雅士應有的狀貌。

簡單說來，可以認為粗鄙市井的一面其實指向的是王藻原本就是市井商賈，而高人雅士的一面對應的則是王藻改業后的身份。但吳敬梓不僅同時保留了兩種身份映射下的性格，甚至還通過細致的書寫襯顯這兩種性格之間的巨大差異，因此，僅從原型人物身份殘留的角度去解釋顯然還不夠全面。

事實上，保留在楊執中身上的這些參差不平可能并非人物塑造上的瑕疵，而恰是更為深入地理解這一人物的契機。

《鶯脰湖莊詩集》

結合原型人物王藻，從身份的角度說，楊執中這一人物最特殊的地方還不在于其身份的矛盾，而在于“詩人”身份的缺失。

王藻是當時負有盛名的詩人，他“好為詩”[67]，“少即以聲詩有聞于時”[68]，成名之后其詩作更是得到“杰出流輩”[69]的評價。友人稱王藻“師資兼秀水（竹垞先生），宗派獨新城（漁洋先生）”[70]、“或曰博洽似朱秀水，或曰超俊似王新城”[71]，詩風兼具朱彝尊與王漁洋兩家之長，甚至能夠承繼并比肩兩位詩壇宗師：

竹垞南淹，阮亭北逝；不知璧不并耀，駿不雙馳。根斷靈苑，秀擢江波。所謂長麗去而宛虹來，耀靈淪而望舒睇。夫固有繼之者也。[72]

如前所論，王藻之所以成名，就是因為詩作得到了沈樹本的贊賞，而此后更是“肆意汲古以詩名振起其家聲”[73]。更為重要的是，不僅王藻的名聲就來自于他的詩作，在“儒林”之中，詩人也是其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身份。

與他身周的朋友如厲鶚、全祖望、杭世駿等人不同，王藻在學術方面并不擅長，也沒有留下相關的著作；而在時文方面，由于“不屑為科舉之學”，王藻也無興趣，只是“一意肆力于歌詩”[74]。王藻的才力幾乎都凝聚在詩歌上，在世人的眼中他也就是一個詩人。

程晉芳《讀鶯脰湖集題贈王梅沜五首》（其二），《勉行堂詩集》卷七。

但在小說中，“詩人”這一王藻最為重要且幾乎是唯一的儒林身份卻沒有出現在楊執中的身上。

在小說的敘述中，從來未曾以“詩人”稱呼楊執中，也沒有正面去敘述他作詩的景況，這與之后出現的西湖眾名士趙雪齋、景蘭江、浦墨卿等人的“高踞詩壇”[75]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似乎吳敬梓是用這樣的方式刻意將詩人的身份從其身上隱去。

需要指出的是，吳敬梓對于楊執中詩人身份的遮掩其實并不徹底：在小說中還是記敘了楊執中所寫的一首詩，這便是上文曾提及的那首打動二婁公子的絕句；此外，在看完這首詩之后魯編修曾不屑地道：“只做這兩句詩當得甚么？”[76]這兩處細節似乎也隱約透露出楊執中的詩人身份。

但微妙的是，這首絕句并非楊執中所作，便如評點者所指出的，這首詩原本載于元末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是元人呂思誠在身為寒士時所寫的一首七律的最后四句。

也便是說，楊執中“改七律為七絕”，將此詩“攘為己有”[77]，似乎他與此后出現的牛浦郎一樣，別無所能，只會將旁人的詩據為己作。因此，這一隱秘的抄襲實則又消解了楊執中被隱約透露出來的詩人身份。

《雪橋詩話全編》

可尤為曲折之處在于，在遮掩和消解的同時，吳敬梓還通過其他的方式透露出楊執中與“詩人”之間的聯系。

此前已有學者注意到，與絕大多數的中國古代小說不同，在小說的敘述中，《儒林外史》極少出現韻文，吳敬梓幾乎“把詩詞的數量壓縮到最低限度”，“有許多情節明顯應該有詩詞，但他都一筆帶過，或者換成了敘述描寫”[78]。

就整部小說而言，這一論述正切中了《儒林外史》敘述方面的一個重要特征。但將整體而言極度壓縮韻文的敘述特征與楊執中的故事敘述相對照，則為發現楊執中的故事頗為特殊。

除了上文一再提及的那首絕句，在楊執中的故事中還出現了另外兩處韻文作品。

一處是楊執中家客座中掛的對聯，“上寫著：‘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79]一處則是他書屋中的對聯：“嗅窗前寒梅數點，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讓人婆娑而舞。”[80]

在楊執中故事里密集出現的這三處韻文打破了小說的敘述習慣——因為在其他的故事中多連一處韻文也不可見，更不要說三處。即便是高踞詩壇的西湖名士，在他們的故事中也只出現了兩句韻文：便是景蘭江所念的“清明時節雨紛紛”以及從醉人支劍鋒口中說出的“李太白宮錦夜行”。[81]

從敘述的角度看，顯然很難解釋這一現象。可倘若聯系其原型人物王藻，楊執中故事里這三處突兀而起且密集出現的韻文便也不難理解了：或許他們所透露出的正是王藻的詩人身份。

袁枚《隨園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在袁枚的《隨園詩話》中有道：“征士王載揚，吟詩以對仗為工”[82]，因此，小說中特筆寫出的這兩處對聯不僅是在透露王藻的詩人身份，或許也是在點出王藻寫詩擅于對仗，這一用細筆描畫的方式勾勒原型人物與小說人物之間關聯的手法，也正與上文所論對于楓樹與梅花的使用相一致。

可問題在于，與那首七言絕句一樣，這兩處對聯或許仍不是楊執中所寫。楊執中客座中的那副對聯，評點者黃富民便直言：“對文系抄來者”[83]，書房中的對聯，黃富民同樣說“對文亦是抄來者”[84]。

一個以“對仗為工”著稱的詩人，家中的對聯卻是抄自別人的成作，這不啻是對于詩人的一個辛辣諷刺，也是對于其詩人身份另一重更具力度的消解。

由以上所論可見，吳敬梓幾乎是用欲語還休的婉曲手法在頗為別致地雕琢“詩人”楊執中，他一方面將來自原型人物王藻的詩人身份以及詩歌寫作特長從楊執中身上隔絕開，另一方面又通過一反常規的三處韻文透露原型人物王藻所提供給小說人物的那層詩人底色，但與此同時他提供的這三處韻文卻都存在著作權的疑惑，這些疑惑足以將楊執中詩人的底色消解于無形。

通過這一連串婉曲的塑造，更為確切地說楊執中的詩人身份不是缺失了，而是在一種明滅不定、模糊不清的狀態中被悄然瓦解，讀者很難用是或不是這樣簡單的標準去評判楊執中詩人身份的有無，但卻能夠透過那層曖昧不明的表象，觸碰這一形象所傳達的實質即所謂“詩人”身份的虛無和荒謬，相對于簡單直接的否定抑或嘲諷，這種對于楊執中“詩人”身份的處理無疑更為精妙。

金福曾修、熊其英纂《吳江縣續志》卷二十一，清光緒五年刻本。

因此，與其說是基于原型人物和小說人物的難以調和，吳敬梓只能對楊執中這一人物身上存在的參差不平視而不見，不如說吳敬梓有意保留了這些參差不平，并借助原型人物和小說人物之間似是而非的距離感塑造出了更具小說意義的人物形象。

借助于王藻這一原型人物，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這一點。而從王藻的身份入手，楊執中這一人物的塑造命意還能得到一個更為全面的展示。

3、原型人物映射下的塑造命意

王藻原本出身米販，在棄業為儒后，“甫就童子試，意若然不屑，遂舍帖括而獨肆力于詩”[85]，但在“國家設科名以取天下之士”的科舉時代，“至于詩，蓋無所用之”[86]，自絕于八股制藝只擅長寫詩的王藻顯然無法通過科舉成為仕宦。

乾隆元年詔舉博學鴻詞，王藻受到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國璽的舉薦[87]。對于王藻而言，這當然是最接近人生顯貴的一次良機，但“及廷試，又不與選”[88]，博學鴻詞的舉薦只是讓王藻從“王布衣”變為了“王征君”，卻依舊讓他遠離平步青云的夢想，他也因此在送給此次同樣失意而歸的厲鶚的詩中寫道：“同是青冥鎩羽身，我留君去轉傷神。相看骨相俱屯薄，不似金緋隊里人。”[89]

《鶯脰湖莊詩集》

如前所說，王藻是監生，因其與貢、蔭等途都無關聯，這一監生應是通過捐納的方式獲得的，這應該也是他在科舉無望且仕宦無路后的無奈選擇。

據《國朝耆獻類征初編》，王藻“官國子監學正”[90]，但在王藻自己的詩集及其友朋的相關詩文中，卻未曾提及這一職銜，或許王藻并未真正出任學正之職，即使王藻曾出任此職，一個正八品的國子監學正應當也很難滿足王藻對于自己的人生期許。

也便是說，擺脫了原本商人身份的王藻期望能憑借自己的才學獲得更好的社會地位，因此他成為了士人。但士人需要通過八股制藝去走科舉之路以獲得階層晉升的機遇，可帖括又恰是王藻不屑抑或不擅為之的。

而他用力最深且最擅長的詩歌寫作卻又不能讓他獲得人生的飛躍，即便是“博學鴻詞”這種對他來說最好的良機，也未能把握住，因此只能停滯在一介寒儒這樣的位置上，僅能觸及監生或是學正這般低微的士人身份或是官職。

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所處士人位置的低微，還似乎總在提醒世人不要忘記他之前更為低微的米販身份，從這一意義上說，王藻就是這樣一個身份尷尬的人。

劉大櫆也是王藻的友人，并自言“知之最深”，在其所作《王載揚詩集序》中起首便道：“公卿大夫皆有職，農工啇賈皆有業。今之讀書者號稱為士，其上可以為公卿、大夫，而其下不可以為農工啇賈”，而在這篇序言的結尾部分，劉大櫆則道：“余觀載揚，今之公卿大夫無此人，農工商賈亦無此人”[91]。

劉大櫆《王載揚詩集序》，《海峰文集》卷四，清刻本。

或許正是因為王藻此前的商賈身份與停頓凝滯的窘境使得劉大櫆在這篇序言的首尾做出了如此的發抒，而這也如實反映了王藻身份的尷尬景況：這是一個在社會各階層中都找尋不到自己身份歸屬的人，他已不是農工商賈，卻也不能成為公卿大夫，只能躋身并“暫時”存身于“士”這個階層。

即便如此，出于對更高社會位置的覬覦，又使他不安于做一個普通的士人，并在心理上對之產生疏離與排斥。因此，理論上說，王藻既是商賈，又是士人，還是官員，但現實中的王藻卻又什么都不是，處在一種無所依歸的狀態中，一如他的自嘲：“匪仕匪隱堪嘲啞”[92]。

王藻的無所依歸不僅體現在社會身份上，也體現在流離異鄉的四處飄零。

在王藻棄業從儒之后，為了得到仕宦的機會，同時也為了謀得基本的衣食，不得不長年離家遠游，便如其自己所說：“吁嗟吾生豈好游，衣食奔走遑自謀”[]93、“豈不思安居？奔走乃得活”[94]、“我生頻遠游，歸不暖坐褥”[95]，王藻或是在北京、揚州、長興等地之間往來奔波：“車如雞棲馬如狗，賤子年年事奔走”[96]，或是在這些地方長期滯留，“摻觚襆被，依人糊口”[97]。

王藻的友人鮑鉁曾在長興擔任縣令，從乾隆二年到乾隆六年，王藻也一連數年都在長興度歲，以至于鮑鉁在詩中特意注道：“王載揚連歲留榻縣齋度歲”[98]。長興距離王藻的家鄉吳江極近，但王藻卻過年也不歸家，并且一連數年如此，顯然還是因為衣食有憂——這也可以與到了除夕之夜，楊執中家卻連柴米都沒有做充分的對讀。

鶯脰湖

因此，雖然王藻的家鄉鶯脰湖“綠波渺彌，垂楊匝?，鳴榔漁唱，都入嘯歌”[99]，是士人眼中夢寐以求的詩意樂土，但對于成為士人之后的王藻來說，卻漸行漸遠、生疏隔膜，他多只能“爛熳杯盤沾好友，青紅兒女憶家鄉”[100]，借異鄉之酒消遣思鄉之情，甚至發出“櫻桃湖畔是否家？客子年年負歲華”[101]的疑問和感嘆。

就此而言，王藻的迷失是雙重的：他既在各種身份的轉換與追尋中迷失自我，同時也在四處飄零中迷失自己的家鄉，這或許就是王藻棄業從儒所付出的代價。由此再返觀《儒林外史》里的楊執中，會發現在迷失這一點上，楊執中正與之有著相同的特質。

從身份的角度看，多樣性是楊執中這一人物的一個顯著特征：

如前所舉，他在鹽店中做過管事先生，因此公文中稱其為“商人”，而到了第十二回，在兩個蕭山籍士人的口中他是鹽店里的“伙計”[102]；據官府的公文以及楊執中自己所敘，他曾是廩生，并是貢生，還在出貢后選授“應天淮安府沭陽縣儒學正堂”[103]之職，所以他也是教官，并因此在小說敘述中被稱為“楊司訓”[104]；而要說起楊執中在小說中最重要的身份則是“名士”：他不僅作為名士被二婁公子延攬，還身居眾名士之列參加了第十二回的“名士大宴鶯脰湖”。

《全圖儒林外史》

也就是說，商人、伙計、廩生、司訓、名士等這些身份都擁擠在楊執中一人的身上。

除此之外，楊執中還擁有諸多的名號及稱謂：他的姓名是楊允，字則是執中，號是楓林拙叟，鄒吉甫稱他為楊先生，蕭山籍的士人叫他“姓楊的老頭子”[105]，鹽店的人則都稱呼他是個“老阿呆”[106]，而權勿用也說楊執中是個“呆子”。

從這些列舉可見，楊執中的姓名字號，乃至尊稱、蔑稱、綽號等一應俱全，倘或再將上面所說、并且也確實一一出現在小說中的商人楊允、楊貢生、楊司訓等稱謂再算進去，楊執中的名號之多在《儒林外史》中可謂蔚為大觀，他也幾乎算是整部小說中擁有最多名號和稱謂的人物。這與書中的其他一些主要人物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例如王惠、荀玫等人只有姓名而無字號，魯編修則連名也沒有出現。

如此多的身份和稱謂都堆積在楊執中一人的身上，不僅造成了其身份的矛盾——前面所舉的商人與貢生便是如此，也直接導致了楊執中身份的混亂：

在這些五光十色的名號以及稱謂中，我們不知道哪個才是楊執中真正的身份所屬，也不確定楊執中究竟是以哪種身份在小說中立足：

他確實曾經在鹽店中做管事先生，卻已在出獄后舍棄了商人抑或伙計的過往；他的確曾擁有廩生以及貢生的科舉功名，但由于屢試不中以及年老，早已斷絕了通過科舉求取功名的念想，在小說中的所為也完全與科舉無關；他是曾經選授過教官之職，并有高懸在家中的報貼作為明證，可他又曾“力辭了患病不去”[107]，因此從未真正地出任過官職；他在二婁公子的眼中是襟懷沖淡的名士，但通過小說的敘述，在評點者看來其實卻是“一無所能”[108]的假名士；他是眾人口中的“呆子”，可通過在堂屋中懸掛報貼以及在權勿用之事上勸二婁公子“蜂蠆入懷，解衣去趕”[109]等行為來看，他又“全然不呆”[120]。

《儒林外史》郵票

因此，一方面楊執中的名號以及稱謂確實五光十色、蔚為大觀，另一方面這些名號、稱謂所對應的身份卻又都在小說的敘述中經歷著相同的顛覆和消解，就連他的名字也是如此。

楊執中的名字應當來自于《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但小說對于楊執中的敘述無疑與“允執厥中”——即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完全背道而馳。

從這一意義上說，楊執中既是一個身份混亂的人，同時更是一個在混亂的身份中迷失自我的人。而聯系原型人物王藻便可看到：楊執中在紛繁錯亂的身份中迷失與王藻在多重身份中無所適從其實有著完全相同的本質。

因而，吳敬梓應是敏銳地捕捉到了王藻身上的迷失特質，并將之傳遞到了小說里楊執中的身上。在被二婁公子救助、延攬之后，楊執中便住進了婁府，從中也可以看到一直寄人籬下的王藻的影子。

《儒林外史會校會評》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楊執中，吳敬梓不僅只是傳遞原型人物的這一特質而已，還通過各種身份與字號的累積，以及敘述中對這些身份、字號的顛覆和消解，愈發凸顯著這種迷失，并且這也與吳敬梓對于楊執中詩人身份的遮蔽與瓦解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更為深刻的人物塑造。

相對說來，王藻雖然四處飄零、無所依歸，但詩人的光耀至少能遮掩許多生存的尷尬，也能借此在士林中立足，并謀得基本的衣食。但對于連詩人名號也沒有的楊執中而言，情形則更為復雜。

正是由于詩人身份的遮蔽及瓦解，失去了詩人底色的依托，楊執中在小說中最重要的“名士”身份也變得脆弱而可疑，因此，二婁公子對于楊執中真摯鄭重的知遇和延請被演繹成了一場空洞可笑的“求賢訪道”[111]，而在這一過程中，楊執中也增加了另一層重要的行為特色：對于自己空白底色的遮掩。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在寫及二婁公子造訪楊執中的時候，用了頗為細致的筆墨去描寫他的家居，尤其是客座及書房，而這也形成了兩個意義截然不同的空間。

在客座中，除了竹椅書案之外，特筆寫出的是懸掛的“楷書朱子《治家格言》”、“兩邊一副箋紙的聯”[112]，以及選授教官的報貼。如前所論，那副對聯并非楊執中所寫，并與另外兩處韻文共同構成了對于楊執中隱約透露出的詩人身份的消解。

《儒林外史》郵票首日封

報貼中所說的教官，楊執中并未就任，也事實上消解了他的官員身份。而在消解這一點上，《治家格言》也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在二婁公子到來之前，搶先進來的是楊執中的兒子楊老六：“在鎮上賭輸了，又噇了幾杯燒酒，噇的爛醉，想著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賭”，此后楊老六執意要搶鍋里的肉吃，“楊執中罵他，他還睜著醉眼混回嘴。楊執中急了，拿火叉趕著，一直打了出去”，最后是楊執中的妻子“見他酒略醒些，撒了一只雞腿，盛了一大碗飯，泡上些湯，瞞著老子遞與他吃。吃罷，扒上床，挺覺去了”[113]。

在這一系列頗具喜感的描寫中，固然寫出的是楊老六之“蠢”，而楊執中平日之教導無方、其妻之溺愛縱容也都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這無疑都在盡情消解客座中所懸掛的那副楷書的《治家格言》。

事實上，客座中特筆寫出的《治家格言》、對聯、報貼，共同顯示出楊執中希望能建構起來并迅速傳達給訪客的一些自我形象：治家謹嚴的一家之長、沖淡曠達的詩人以及經歷過正式“榮選”的官員，但或許是這種自我呈現過于急切與明顯，因此只能給人留下浮淺、雜湊與混亂的印象。

鶯脰湖

與此同時，和相關敘述相勾連，這些物件卻又分別消解了楊執中對于自我形象的建構，并且《治家格言》、對聯、報貼三者之間也彼此排斥：“一個南腔北調人”讓我們想到了原型人物王藻的四處飄零、無暇歸家，這顯然與《治家格言》所傳達的治家精神相悖；對聯所呈現的淡然處世、安貧樂道，卻又與高懸報貼的功名之心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反差。

因此，楊執中的客座就是一個拼湊起來同時又在自我排斥和消解的文化空間：它充分顯現出主人楊執中內在的矛盾、張皇與空虛。倘或二婁公子在楊家所見僅此而已，一定會失望而歸，但幸好楊執中另有一間書房。

除了小天井中的幾樹梅花，楊執中的書房內還有“滿壁詩畫”，那副有關梅花和仙桂的對聯，以及“照滿書窗”花影。

與前面的客座保持一致的是，書房中的這些物件也處在內部的矛盾與消解中，例如對聯上聯之“梅花”所對應的隱士情懷便與下聯之“月桂”所對應的科名熱念相互駁斥；而那些懸掛得過于夸張的詩畫不僅為楊執中招致了“淺條子”[114]的譏諷，也與疏朗有致的花影彼此抵觸。

《儒林外史研究資料集成》

但不管怎樣，客座中那種過于急切浮淺、雜湊混亂的印象卻在這間小小的書屋中得到了紓解，這是一個看上去相對來說更為整飭、雅致，也更符合二婁公子對于名士想象的空間。

更為重要的是，客座所透露出的楊執中內在的矛盾、張皇與空虛也被書房所遮掩，這間書房賦予了楊執中名士的表象，而楊執中也由此獲得了二婁公子徹底的賞識，并得到了去婁府盤桓的邀請。

小說借用楊執中家的客座與書房營造了兩個不同的空間，這兩個空間有一致的內在特性，共同指向楊執中的空白底色；但兩者之間又彼此有別，書房形成了對于客座所暴露出的種種負面情狀的掩示。

從這個角度看，楊執中對權勿用的推薦固然是出于自我的遮掩：“腹本空空，怕兩公子盤問，故急欲權勿用來相助”[115]，小說中特筆勾勒出的這些細節亦具有同樣微妙的隱意，而樂蘅軍先生所說的“偽飾”[116]也可以從中得到充分的解釋。

由此也能夠理解吳敬梓為何沒有讓楊執中像原型人物王藻一樣直接成為一個詩人：詩人身份的抽離將身為名士的楊執中置于一個更為尷尬困窘的境地，他也只能想方設法通過種種方式對這樣的窘境進行遮掩以維護其名士的聲名。

從這一意義上說，也可將小說隱約透露出其詩人身份的相關敘述歸入楊執中的自我遮掩中，前面所舉的那首七絕以及兩幅對聯在這一脈絡中同樣可以得到合理的解讀。

因此，與矛盾、混亂的身份相呼應，就整體而言，楊執中這一人物還呈現出一種難以說清道明的曖昧特質，這是為何學界對于這一人物會有諸多爭議的原因所在，而這也應該就是吳敬梓對于楊執中詩人形象的遮蔽，與楊執中對于自我空白底色的遮掩相互疊加而共同形成的奇妙效應。

4、個體人物的群體意義

《儒林外史學術檔案》，甘宏偉、白金杰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對于自我空白底色的遮掩是楊執中身上另一層重要的行為特質，這種遮掩又與前面對于楊執中之“呆”的描寫相互交融并實現了更為意味深長的人物塑造：

這是一個對于包括治家與謀生在內的普通世情漠不關心甚至一無所知的士人，同時又是一個對于儒林規則知之甚詳并且屢屢顯示出精明老到的士人，看似矛盾的無知與諳熟、迂呆與精明卻完美共存，這可以解釋楊執中為何會成為一個充滿爭議的小說形象。

但對于楊執中這一人物而言，個體形象卻并非其存在的全部價值，立足于更大范圍的小說敘事，個體人物蘊藉并引發的群體意義可能更為重要。

在《儒林外史》中，當說及楊執中的時候，鄒吉甫曾道：“他又是個極肯相與人的”[117]，這一性格應當也是從原型人物王藻身上承接而來的。雖然王藻只是一個出身米販、半途改業的士人，在當時的士林和文壇卻有著頗為廣闊的交游。

由于“名字傾動公卿”[118]，王藻曾先后受到沈樹本、杜詔、吳士玉、李紱等名公顯宦的賞識，當時著名的文人如袁枚、沈德潛、劉大櫆、程晉芳、程夢星、厲鶚、杭世駿、全祖望、鄭燮、金農、惠棟、曹仁虎等人都與之有不錯的交誼。

《全祖望集匯校集注》

這些交游也直觀地反映在王藻的《鶯脰湖莊詩集》中，這部詩集卷首部分的序言共有十一篇之多，分別來自杜詔、計默、鮑鉁、全祖望、沈德潛、馬維翰、曹廷樞、袁枚、厲鶚、張鳳孫、閔華，而這還不是王藻收集到的序言的全部，例如劉大櫆所寫的《王載揚詩集序》便沒有被刊入進來。

王藻不僅與這些士人都保持著密切的交游，在游歷時間最久的北京與揚州兩地，還隱約成為了士人唱和活動的核心。據《雪橋詩話》：

雍正壬子清明，平望王藻載揚徧邀輦轂名人，集故相國王文靖公怡園，追和蘇、楊兩先生作，凡二十人，各賦七言古詩一首。[119]

對于雍正十年（1732）在北京舉行的此次怡園雅集，在王藻的《鶯脰湖莊詩集》中也有詩作留存，并通過詩題與詩序對于此次唱和的原委和經過做了詳細的說明。

在詩題中王藻詳列了十六名參與者的職銜與姓名，“以侍直不與會而詩至者”四人也列名其上。這次追和宋蘇子瞻、明楊孟載兩位先賢的雅集由王藻發起，王藻在詩序的末尾也特意寫道：“藻為首唱”[120]。

因此，雍正壬子的這次唱和不僅成為后人津津樂道的文壇盛事，也是王藻的詩人生涯中最得意的手筆，而由此亦能看到王藻在名公巨卿匯集的京城士人圈中的活躍，雖然當時他只是一介布衣而已。

《廣陵倡和錄》

除了北京，揚州是另一個王藻曾經常往來并長時間停留的地域。在揚州期間，王藻“游諸公卿間”[121]、“遍交廣陵之賢士大夫”[122]、“與詩人結社吟詠”[123]，并且“揚州人士奉為壇坫”[124]。

王藻還曾將在揚州期間的“友朋往還之作”[125]編為一集，也就是現在仍能看到的《廣陵倡和錄》，這本詩集共記載了二十六次詩人唱和活動所留下的詩作[126]，而在二十六次唱和中，王藻參與了二十五次，并且有十四次其詩作列于諸作之首。

從上所舉可以看到，王藻不僅是當時頗有名氣的詩人，還在士林中交游廣闊，并是士人唱和活動中的活躍人士甚至是核心人物。因此，楊執中的“極肯相與人”便是從原型人物王藻的這一特質敷演而來，更為重要的是，以這一特質為原點，在小說里楊執中也可以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楊執中是小說中的一個主要人物，但和之前出現的主要人物例如周進、范進、二嚴兄弟等人不同，楊執中的故事并沒有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敘事單元，而是和其他主要人物——二婁公子、權勿用等人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并與蘧公孫、魯編修、魯小姐的故事相穿插，形成了另一種敘述形態。

連環畫《周進與范進》封面

如果說周進、范進的故事可以稱為“周進傳”、“范進傳”，二嚴的故事可名之曰“二嚴合傳”，那楊執中等人的故事則可以叫做“鶯脰湖士人群傳”，而在這一群傳中，盡管楊執中不具備二婁公子的顯貴身份，也沒有權勿用那般有“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127]，但楊執中卻是其中隱性的核心，這首先就體現在這一群體最為顯著的標志“鶯脰湖”上。

鶯脰湖士人是小說中第一個出現的士人群體，并與小說此后陸續出現的西湖士人、莫愁湖士人、泰伯祠大祭士人等相互連綴，形成了小說中一條士人群體敘述的隱線。便如此后的西湖詩會、莫愁湖之會一般，這一群體是藉由鶯脰湖雅集這一中心事件所形成的，而如前所說，鶯脰湖便是王藻的家鄉，也是其詩集名字的由來。

實際上，吳敬梓不止是借鶯脰湖點出了楊執中的原型人物王藻，他還通過對于鶯脰湖的運用實現了地域敘事的順暢流轉。

王藻友人鮑鉁曾在《平望遲曾七明府》的詩作中寫道：“三吳相望水云昏，路轉提封第一村”，下有小注“平望為江浙分界處”[128]，而王藻便是蘇州府吳江縣平望鎮人，恰恰處于江浙兩省的交界。

小說中的楊執中則是湖州府德清縣新市鎮人，湖州府與蘇州府又恰是比鄰，而鶯脰湖既相當于江浙兩省的交界，也正處于湖州府與蘇州府之間。

由此可以知道吳敬梓在地域方面的巧妙用心：他將原型人物王藻的家鄉以鶯脰湖為圓心做了一個騰挪，將其從蘇州府吳江縣移到了與之比鄰的湖州府德清縣。這樣做至少有兩個顯著的益處。

《儒林外史資料匯編》

其一，《儒林外史》整部書在地域敘事方面有著頗為詳密的設計，并由此形成了三大地域敘事板塊[129]，楊執中及其前后出現的二婁公子、蘧公孫、權勿用、馬二先生、匡超人等人一樣，都屬于第二個即浙江敘事板塊，雖然騰挪范圍并不大，但將楊執中的家鄉從蘇州挪到浙江湖州，便維護了第二個敘事板塊內部的整飭。

其二，在將楊執中故事歸入浙江敘事板塊的同時，基于蘇州與湖州之間的鶯脰湖正處于江浙交界處的特殊位置，吳敬梓可以巧妙地將鶯脰湖納入進來，作為眾名士雅集的場所，這樣既不破壞地域敘事的規則，同時也通過鶯脰湖將原型人物和小說人物貫連在一起。

頗具意味的是，在婁三公子所說的“不日要設一個大會，遍請賓客游鶯脰湖”這句話后面，天二評曾道：“鶯脰湖今屬蘇州府之吳江界，豈當時屬湖郡邪？”[130]而將原型人物王藻引入進來，再由此梳理吳敬梓圍繞鶯脰湖所做的精巧安排，這樣的疑問也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但由此也會產生另外的疑惑：即便將人物的家鄉從蘇州改換到湖州，出于關連原型人物的目的，小說似乎也可以在楊執中的故事中通過其他的方式點出鶯脰湖，而不用特意將這些名士雅集的地點安排在這里。

有趣的是，離湖州最近的湖應是名聲更響的太湖，湖州之名便來源于此，小說完全可以將這次雅集的地點置于從地域上說更為便利也更合情理的太湖，而不是更遠一些且令人生疑的鶯脰湖。

鶯脰湖總圖

實際上，小說之所以這樣安排，或許正是為了突出楊執中在整個鶯脰湖士人群體中的核心位置和隱喻意義。可以看到，在北京和揚州兩地，王藻都曾是士人集體唱和的核心人物，從這一意義上說，其不僅是一個詩人，還往往是詩歌唱和活動的組織者和發起者。但鶯脰湖之會眾名士是否曾進行詩歌唱和卻成為了一個懸案。

在鶯脰湖之會中，唯一提及詩的是“牛布衣吟詩”[131]，小說并沒有明寫這里的“吟詩”是否就是寫詩，而這也成為后文中聚訟不已的一個話題。

在小說的第十七回，景蘭江號稱“小弟當時聯句的詩會，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嘉興蘧太守公孫駪夫，還有婁中堂兩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都是弟們文字至交”，由此可知鶯脰湖名士應是有詩歌唱和的，但聯系景蘭江前面所說的“魯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之語，便如評點者黃富民所言，這應是“謊”[132]。

可在第二十一回，“牛布衣詩稿”中卻有一首“婁公子偕游鶯脰湖分韻，兼呈令兄通政”，明白顯示出鶯脰湖之會諸人曾分韻作詩。對此，黃富民認為：“游鶯脰湖并未分韻作詩，不過借詩寫出婁公子婁通政耳”。天目山樵持相似的看法：“鶯脰湖之會未聞作詩，此牛布衣擬補，以成末卷丁陳一案。”[133]

《吳敬梓與儒林外史》，陳文新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3月版。

這里所說的丁陳一案發生在小說臨近末尾的第五十四回，陳和尚與丁言志兩人一個說“你可知道鶯脰湖那一會并不曾有人做詩？”另一個則說：“我不信。那里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做詩的。”并為此事大打出手，最后是陳木南出面調解，以“思老的話倒不差。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權勿用。他們都不以詩名” [134]之語為這次爭論做了一個終結。

據上所舉，直至小說的末尾，鶯脰湖之會一直在被提及，而焦點便在于這次雅集究竟有沒有作詩。從諸位評點者的評語以及陳木南具有總結意味的陳述來看，鶯脰湖之會沒有寫詩的可能性更大，但玄妙之處便在這里，應當是與詩歌唱和無關一次的雅集，有關寫詩與否的疑云卻一直籠罩其上。

這與在楊執中故事中一反常態密集出現的三處韻文頗有異曲同工之用：在隱約提及的同時又不斷瓦解。因此這些疑云看似是將鶯脰湖之會置于一種模糊不清的言傳狀態中，其實反倒像是在提醒讀者注意鶯脰湖雅集中詩的缺失。

由此可見，從小說的敘述看，吳敬梓不僅是遮蔽并瓦解了楊執中身上的詩人身份，還順帶屏蔽了此次雅集所有參與者的詩歌寫作，但同時又通過后文密布的各種疑云提醒讀者關注詩在此次雅集中的缺失。

《勉行堂詩集》

換言之，鶯脰湖之會與王藻曾組織并參與的以詩歌唱和為目的的諸多雅集都形同而實異，而整個鶯脰湖之會的情節張力就不止來源于與會九大名士面目各異、令人“笑殺”[135]的表現，也更源自對于這種“名存實亡”的雅集的變形書寫。放在當時“那里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作詩的”的文化語境之下，這種書寫比之諸名士打哄說笑、怪模怪樣的熱鬧表現具有更為深刻的諷刺力度和文化內涵。

就此而言，對于楊執中個體性詩人身份的屏蔽與瓦解只是人物塑造的目的之一，通過個體詩人身份的去除消融鶯脰湖士人群體的詩歌寫作特質才是更為重要的命意。

正是由于詩歌寫作特質的集體性消融，眾名士都脫離了詩人名號的統一遮蓋，并處于缺乏底色的虛弱狀態，因此不得不振作精神，用形色各異的奇怪表現來維持他們名士的盛名：張鐵臂的舞劍、陳和甫的說笑、蘧公孫的風流俊俏甚至二婁公子的雍容爾雅等都由此而來。

從這一意義上說，無論是詩人身份的若有若無，還是對于自我空白底色的遮掩，楊執中在小說中所經歷的一切，不只屬于他個人，更是對于這一士人群體的一個集中隱喻。這也是吳敬梓舍近求遠，將此次雅集的地點放在王藻家鄉鶯脰湖的原由所在。

《儒林外史與中華文化》

楊執中的集體隱喻作用也不止體現在鶯脰湖名士這一單個士人群體中。可以注意到，便如臥評所說：“‘舉業’、‘雜覽’四個字后文有無限發揮”[136]，在《儒林外史》中，由周進對于魏好古的駁斥為起點，“舉業”和“雜覽”之間的沖突也成為橫貫小說的一條隱線。而楊執中的出場則可以視為舉業與雜覽在小說中一次正式的對決。

如前所說，楊執中等人的故事可以名之曰“鶯脰湖士人群傳”，但在這一群傳中，還插進了魯編修、魯小姐的故事，魯氏父女并不在這一士人群體中，除了魯編修和二婁公子的世誼之外，能夠和這一群體發生密切聯系的便是魯家的贅婿蘧公孫，蘧公孫也是鶯脰湖九大名士之一，這或許是將魯編修、魯小姐的故事穿插到群傳中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魯氏父女不是名士，可在“求名”之心上，他們與鶯脰湖士人卻并無二致：只不過他們所求的并非名士之名，而是功名之名。而兩種求名途徑的差異，正構成了“舉業”和“雜覽”之間的沖突。

因此，表面看來魯氏父女與蘧公孫的翁婿抵牾、夫妻矛盾是對于舉業與雜覽之間沖突的最為主要的敷演，但其實在整個這一部分的敘述中相關的敷演遠不僅于此，魯編修與楊執中的對立或許更能反映舉業與雜覽之間沖突的實質。

事實上，雖然同在湖州，但魯編修與楊執中卻始終未曾謀面，他們的對立是以一種隔空對話的方式進行的。

《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在魯編修露面之初，便在與二婁公子的談話中對楊執中發出過一段評價：

但這樣的人，盜虛聲者多，有實學者少。我老實說：他若果有學問，為甚么不中了去？只做這兩句詩當得甚么？就如老世兄這樣屈尊好士，也算這位楊兄一生第一個好遭際了，兩回躲著不敢見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見，這樣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罷了。[137]

由于王藻原本的詩人身份在楊執中身上被遮蔽并瓦解，魯編修所標舉的舉業其實是在一種沒有對手的狀況下與雜覽進行對決，能夠毫不費力地取得完勝，因而在評點者眼中，這段有關舉業與雜覽的議論“未嘗不是”、“雖是官話，然別有感嘆，其閱歷頗深”、“所料亦近情”。

但或許是對手太過弱小，魯編修居高臨下用力太過，只在一席話之間，便被二婁公子看出這是一個“俗氣不過的人”[138]。由此可見，魯編修這段看似義正辭嚴、無可辯駁的“正論”，實際的效果卻是兩敗俱傷：楊執中空白一片的底色固然通過這段議論得到充分地揭橥，魯編修熱衷功名的俗人面相卻也在這段話里袒露無遺。

但微妙的是，由于魯編修的俗，卻反而遮掩了楊執中的空白底色，令人對之將信將疑；而基于楊執中的空白底色，又在某種程度上襯顯出魯編修勘破慣常俗情的通脫。兩人的性情由于這番糾葛在經歷了短暫的澄清之后又陷入了新一輪的曖昧和疑惑。

事實上，魯編修不僅在小說中從未與楊執中見面，就兩人的經歷而言，也有極大的差距：“編修”便標識了魯編修科舉之途的順達，這與楊執中“鄉試過十六、七次，并不能掛名榜末”[139]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儒林外史》戴乃迭英譯本

入翰林的魯編修到達了科舉的頂峰，而楊執中只是一個小小的歲貢，并且還曾有做商賈的經歷，可謂身居科舉的底層；在《儒林外史》中，魯編修只有姓而無名字，可謂全書中稱謂最為簡單的主要人物，這也標志著其身份的單一：就是一介顯宦。

而如前所論，楊執中則是整部小說中稱謂最為復雜的主要人物，并處在諸多身份帶來的迷失和混亂之中；魯編修只有女兒而沒有兒子，楊執中卻至少有兩個兒子；魯編修雖然沒有兒子，但家教極好，而楊執中雖至少有兩個兒子，卻全無家教；魯編修的宅子“是個舊舊的三間古老房子”[140]，顯示出其世家舊族的底蘊，而楊執中的家則是“幾間茅屋”，只是普通百姓的貧寒家居[141]。

還可算上兩人對于舉業和雜覽的不同態度，在以上列舉的所有這些方面，魯編修和楊執中二人都截然相反，因此，兩人在同一故事單元中卻不曾會面，也正直觀地顯示出兩個士人彼此之間天差地別、全無交集。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兩個士人的經歷有如此大的差距，可在性情與人生面相方面卻又極其酷似。魯編修的一段話同時呈現出了兩人的特質，但這兩種特質又并非他們所獨有：就“俗”與“空白”而言，精通舉業的魯編修和疑似雜覽的楊執中兩人其實并無本質的差別。

《古典小說散論》

如前所論，楊執中的“俗”在其客座雜湊而胡亂的陳設中得到了一個充分的展現，并且由于詩人身份的遮蔽，所有看似雅致精潔的器物、詩畫、花卉之好，也都成為遮掩其空白底色的幌子。

對于魯編修而言，在舉業上的造詣是其聲稱的“實學”和“學問”，但所謂實學顯然并非“只是時文八股，中舉人、中進士耳”[142]，因此這同樣是一個底色空白的士人，而舉業八股則是他對于自己空白底色的遮掩。

楊執中迷失在諸多混亂的身份中，并且找尋不到自己的位置。身份簡單而顯貴的魯編修也同樣如此：他身居翰林，卻覺得這是一個“窮”官，眼中只看著“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鉆謀去了”，因此不愿在京城“賠錢度日”， 要“告假返舍”。可歸鄉后，他又“身在江湖，心懸魏闕”，以至于“憂愁抑郁”[143]最后則是在正要升官回京之際，因為歡喜過度而一命嗚呼。

從這些敘述可以看到，其實這仍是一個楊執中式的不安于位之人，而無論是京城還是家鄉，不管在何種境遇下，他都找尋不到應當停留那個位置。混亂而微賤的身份會帶來迷失，簡單而顯貴的身份同樣會如此。

就此而言，雖然魯編修并不在以楊執中為代表的鶯脰湖名士之列，且通過“只管結交這一班人？”[144]之類的話語對楊執中等人充滿鄙夷與不屑，但究其實質，卻正與之雷同。

這不僅表現為他的世兄弟二婁公子、贅婿蘧公孫、門客陳和甫都是名士，因此他自己也與鶯脰湖名士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更體現在他與這些名士在精神氣質、人生面相等各個方面的逼肖。

人民文學出版社整理本《儒林外史》

這也形成了小說中的絕妙一筆，當魯編修站在科舉頂峰，以成功者的身份凌視科舉底層的楊執中的時候，卻萬萬沒有料到他與楊執中之間并沒有如此懸殊的距離，兩人靠得原來如此之近。

小說中兩條看似不甚相關的敘事線索，由于這兩個素未謀面的人物的對立得以水乳交融，在小說中凝聚為一個有機的敘述整體。而看似極端特殊的楊執中，也在和魯編修天差地別的比對中，與之合為一體。

由此再回到小說中舉業與雜覽的二水分流，兩者之間其實也并非判若云泥，而是同源異流并終將匯合一處。因而，小說不只是通過楊執中與魯編修的對立演繹了二者間的沖突，更是藉由楊執中這一人物在舉業和雜覽乍一對決的時候就實現了兩者的合流。

這也產生了更為深邃的小說意旨：小說中描寫的士人或許會居于舉業、雜覽等劃分而成的士林的不同區間，彼此之間的面貌、性情、經歷等也會有千奇百怪的各種變幻，但作為同樣的儒林中人，他們卻都處于那種共同的矛盾、混亂、迷失、空虛、遮掩的人生狀態，這可以解釋為何魯氏父女的故事可以與鶯脰湖名士的故事融為一體，也是所有這些士人的故事能夠組成一整部經典的“儒林外史”的原由所在。

這也就意味著，藉由對于原型人物王藻個體特性的種種承襲和改寫，典型地體現了矛盾、混亂、迷失、空虛、遮掩等各種特質的楊執中就不止是鶯脰湖士人群體的集中隱喻，更是對于全書所有士人人生和命運的一個凝煉。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儒林外史》

綜上所述，基于王藻與楊執中兩人在出身、經歷、科名、家境、癖好、性情等各個方面的相類乃至相同，當時在士林中交游廣闊且在詩壇頗具聲名的詩人王藻應當就是《儒林外史》中楊執中的原型。

在塑造楊執中這一人物時候，吳敬梓將王藻諸多方面的個人信息都帶入小說并附著在楊執中的身上，這為我們勾連兩個人物之間的關聯提供了很多線索，同時也使得楊執中成為一個具有強烈現實感的經典小說形象：其在各種混亂身份中的迷失便來源于此。

但與此同時，吳敬梓又在某些方面作出了根本性的改變，其中最為關鍵的變化便在于將王藻原本的詩人身份從楊執中身上進行了遮蔽和瓦解。實際上，在所有現在已知的原型人物中，王藻在詩壇的聲名可能最為卓著，考慮到這一點，這一改變則更為顯眼。

詩人身份的消磨使得楊執中只能徒具名士之表而內里卻是一片真空，因此他只能通過種種方式對之進行遮掩，這也帶來了人物性格方面更為復雜而深刻的變化，并進一步增加了這一人物在矛盾而混亂的身份中的困窘與尷尬。

與此同時，楊執中個體詩人身份的抽離也帶來了群體性的反應，整個鶯脰湖名士群體都與寫詩絕緣，也因此陷入了群體性的空虛和恐慌，由此而產生的種種奇怪表現既是他們的應對之道，也更為徹底地暴露了他們虛弱的人生底色。

中華書局版《儒林外史》

進一步看，詩人身份的退隱也使得以魯翰林為代表的舉業幾乎可以不戰而勝，但恰是這種力量懸殊的對決反而將對峙的雙方拉入同樣的境地，而楊執中這樣一個看似怪異而特殊的士人也由此超脫了作為個體抑或群體士人存在的簡單狀態，從而具備了更為深刻而普遍的儒林意義——以上所有這一切幾乎都由對于王藻詩人身份的遮蔽和瓦解而觸發。

此外，由此我們也能夠看到楊執中在相關敘事中的重要。雖然蘧公孫、二婁公子都先于楊執中而出場，并成為這一部分敘述主要的“內視角”[145]人物，盡管“當世第一等人”權勿用的才學似乎要遠過于“車載斗量”[146]的楊執中，甚至連張鐵臂的舞劍都能讓一無所能的楊執中相形見絀，但楊執中在這一士人群體以及此部分的敘事中可能卻發揮著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從小說將九大名士雅集的地點特意選在鶯脰湖便可以看出些許端倪。

更為重要的是，對于楊執中的“三顧茅廬”占據了二婁公子故事大半的篇幅；蘧公孫與魯小姐的故事則是在三顧茅廬的間隙蜿蜒而行；而權勿用的故事則直接由楊執中引出，并由楊執中做終結；魯編修則更是與楊執中形成了一組隱性的對峙，由此數端便可看到，即使不論楊執中身上所蘊藉的群體意義，僅從敘事的角度看，這也是一個值得深究的重要人物。而這一敘事方面的特質也仍然可以從王藻在當時士林中的活躍及其在詩壇所處的地位中找到根源。

《儒林外史學刊》

事實上，基于《儒林外史》在原型人物方面的寫作特性，以及王藻這一原型人物與士林及詩壇的關聯，王藻還為其他原型人物的考索指明了方向，而筆者后續的一系列考察也將順著這一方向行進。

我不知道為什么要因為失去而憂傷，為什么為了時光短暫而憂慮。

注釋：

[1]樂蘅軍：《楊執中的銅爐及其他》，《古典小說散論》，純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頁。

[2]李漢秋：《楊執中》，李漢秋主編：《儒林外史鑒賞辭典》，中國婦女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頁。

[3]楊棟：《楊執中其詩與其人》，《明清小說研究》，1989年第3期，第110頁。

[4]參見丘良任：《盧見曾及其<出塞圖>》，《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2期，第43-48頁。

[5]王藻：《題沈太史碧浪泛?圖四首》（其四），《鶯脰湖莊詩集》卷四，南京圖書館藏乾隆刻本。

[6]王藻：《給事樹澍為余題鶯脰書堂額志謝言懷四首》（其一），《鶯脰湖莊詩集》卷六。

[7]王藻：《端午后一日唐太史建中邀集澂園觀競渡同限澂字韻》，《鶯脰湖莊詩集》卷一三。

[8]鮑鉁：《夏日喜韓怡園偕吳江王載飏過訪有贈二首》（其一），《道腴堂詩稿》卷九，清代詩文集匯編影印清乾隆刻本，第267冊，第78頁。

[9]鮑鉁：《山中寄王載飏京師四首（其一）》，《道腴堂詩稿》卷十三，第106頁。

[10]鮑鉁：《論詩絕句四十首》（其三十九，《道腴堂詩稿》卷十四，第115頁。

[11]鮑鉁：《春日懷人詩三十首·王布衣梅沜》，《道腴堂詩稿》卷十四，第117頁。

[12]鮑鉁：《同王載揚過其鄉人張玉川書齋留宿賦贈》，《道腴堂詩稿》卷十六，第134頁。

[13]程晉芳：《讀鶯脰湖集題贈王梅沜五首》（其四），《勉行堂詩集》卷七，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黃山書社，2012年版，第188頁。

[14]閔華：《王梅沜見過作》，《澄秋閣集》一集卷二，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15]厲鶚：《賦得滿天梅雨是蘇州送梅沜自京師歸里》，《樊榭山房集》續集卷八，厲鶚著，董兆熊注，陳九思標校《樊榭山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8頁。

[16]文昭：《送王載揚歸吳江》，《紫幢軒詩集》松風支集卷三丙集，清雍正刻本。

[17]尚廷楓：《送王載揚還吳江》（其三），曾燠：《江西詩征》卷七十二，清嘉慶九年刻本。

[18]嚴可均：《鶯湖雜詩》（其一），《鐵橋漫稿》卷二詩類下，清道光十八年四錄堂刻本。

[19]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頁。

[20]《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20頁。

[21]袁枚：《隨園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頁。

[22]宋如林修、石韞玉纂：《蘇州府志》（道光）卷一百一，清道光四年刻本。

[23]《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26頁。

[24]袁枚：《隨園詩話》，第114頁。這首詩的原名為《仇英桃源春曉圖四首》（其四），參見《鶯脰湖莊詩集》卷二。

[25]《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5、146頁。

[26]金福曾修、熊其英纂：《吳江縣續志》卷二十一，清光緒五年刻本。

[27]杜詔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28]計默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29]程晉芳：《讀鶯脰湖集題贈王梅沜五首》（其二），《勉行堂詩集》卷七，第187頁。

[30]程晉芳：《送王梅沜北游》，《勉行堂詩集》卷十，《勉行堂詩文集》，第286頁。

[31]全祖望：《鶯脰山房詩集序》，《鮚埼亭集》卷三十二，全祖望撰，朱鑄禹匯校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9頁。

[32]《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6頁。

[33]劉大櫆：《王載揚詩集序》，《海峰文集》卷四，清刻本。

[34]袁枚：《隨園詩話》，第114頁。

[35]劉大櫆：《王載揚詩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36]王藻：《鶯脰湖莊詩集》卷八。

[37]劉大櫆《王載揚詩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38]《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19、121頁。

[39]《蘇州府志》（道光）卷第一百一。

[40]杜詔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41]馬維翰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42]曹廷樞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43]閔華：《曬書行為梅沜作》，《澄秋閣集》一集卷二。

[44]鮑鉁《送<蓉槎蠡說>與王梅沜附一絕句》，《道腴堂詩稿》卷二十六，第253頁。

[45]《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19、118、162、163頁。

[46]馬維翰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47]劉大櫆：《王載揚詩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48]張鳳孫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49]王藻：《題李光祿崇賢種山亭子圖四首》（其二），《鶯脰湖莊詩集》卷九。

[50]《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20、121頁.

[51]《蘇州府志》（道光）卷第一百一。

[52]張世進：《送梅沜之京師二十韻》，《著老書堂集》卷七，清乾隆刻本。

[53]金和跋，李漢秋編《儒林外史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頁。

[54]《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26、124頁。

[55]王藻：《王翬楓葉湖山二首》（其二），《鶯脰湖莊詩集》卷三。

[56]沈德潛等編：《清詩別裁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14頁。

[57]程晉芳：《讀鶯脰湖集題贈王梅沜五首》（其五），程晉芳《勉行堂詩集》卷七，《勉行堂詩文集》，第188頁。

[58]閔華：《秋日同榆亭范次嶽散步北郊即事四首》（其四），《澄秋閣集》一集卷二。

[59]楊鸞：《揚州雜題》（其八），《邈云樓集六種》邈云三編，清乾隆道光間刻本。

[60]《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50頁。

[61]《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50頁。

[62]《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19頁。

[63]《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9頁.

[64]《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20頁。

[65]參見葉楚炎：《明代科舉與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說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272頁。

[66]《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25、148頁。

[67]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光緒），卷第一百六，清光緒九年刊本。

[68]厲鶚：《廣陵倡和錄》序，王藻編：《廣陵倡和錄》卷首，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69]曹廷樞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70]鮑鉁：《夏日喜韓怡園偕吳江王載飏過訪有贈二首》（其二），《道腴堂詩稿》卷九，第78頁。

[71]沈德潛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72]袁枚：《小倉山房集》外集卷一，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6頁

[73]計默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74]劉大櫆：《王載揚詩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75]《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16頁。

[76]《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30頁.

[77]《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26頁。

[78] 楊棟：《楊執中其詩與其人》，《明清小說研究》，1989年第3期，第115頁。

[79]《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9頁。

[80]《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50頁。

[81]《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39、136頁。

[82]袁枚：《隨園詩話》，第317頁。

[83]《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9頁。此聯在《閱微草堂筆記》及《隨園詩話》中都有載，參見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頁。也有學者認為這副對聯應來自明人徐渭的題畫詩，參見周林生、鄭海球：《<儒林外史>取材來源小考》，《學術研究》，1987年第5期，第46頁。

[84]《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50頁。

[85]杜詔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86]劉大櫆：《王載揚詩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87]法式善：《槐廳載筆》卷八，清嘉慶刻本。

[88]閔華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89]王藻：《送厲孝廉鶚南歸四首》（其一），《鶯脰湖莊詩集》卷十。

[90]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一百四十四，《清代傳紀叢刊》，明文書局1985年版，第151冊，第609頁。

[91]劉大櫆《王載揚詩集序》，《海峰文集》卷四。

[92]王藻：《為姚秀才世鈺題蓮花莊圖》，《鶯脰湖莊詩集》卷八。

[93]王藻：《瓜州行》，《鶯脰湖莊詩集》卷九。

[94]王藻：《題月湖丙舍圖為別乘弟樑作》，《鶯脰湖莊詩集》卷十三。

[95]王藻：《為徐四丈夔題雙溪載酒圖》，《鶯脰湖莊詩集》卷十三。

[96]王藻：《舟泊仲家淺追和李賓之、錢受之兩先生》，《鶯脰湖莊詩集》卷八。

[97]鮑鉁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98]鮑鉁：《辛酉元日二首》（其二），《道腴堂詩稿》卷二十九，第274頁。

[99]沈德潛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100]王藻：《元日試筆同張子四科作》，《鶯脰湖莊詩集》卷十三。

[101]櫻桃湖是鶯脰湖之別名。王藻：《送鮑明府鉁再任長興四首》（其三）《鶯脰湖莊詩集》卷八。

[102]《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56頁。

[103]《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9頁。

[104]《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1頁。

[105]《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56-157頁。

[106]《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19頁。

[107]《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9頁。

[108]《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61、162頁。

[109]《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70頁。

[110]《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9頁。

[111]《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0頁。

[112]《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9頁。

[113]《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8頁。

[114]《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50頁。

[115]《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58頁。

[116]樂蘅軍：《楊執中的銅爐及其他》，《古典小說散論》，第147頁。

[117]《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4頁。

[118]厲鶚：《廣陵倡和錄》序，《廣陵倡和錄》卷首。

[119]楊鍾羲：《雪橋詩話》卷五，民國求恕齋叢書本。

[120]王藻：《清明日城南看花招同沈文昌元滄、李侍讀鐘僑、鄭安縣羽達、尤處士秉元、沈處士清正、陸舍人慶元、丁助教凝、顧編修成天、符主事曾、納蘭戶部峻德、保戶部祿、陸上舍琳、沈上舍廷芳、商吉士盤、張上舍棟集怡園各賦七言古詩一首追和宋蘇子瞻、明楊孟載兩先生作。十日以侍直不與會而詩至者，張閣學熙、楊編修炳、劉編修統勛、彭修撰啟豐》，《鶯脰湖莊詩集》卷八。

[121]閔華序，《鶯脰湖莊詩集》卷首。

[122]厲鶚：《廣陵倡和錄》序，《廣陵倡和錄》卷首。

[123]袁枚：《隨園詩話》，第114頁。

[124]《蘇州府志》（道光）卷第一百一。

[125]厲鶚：《廣陵倡和錄》序，《廣陵倡和錄》卷首。

[126]有兩次分別只有閔華和陸鐘輝的詩作，而無別人唱和之作，姑且不算入。

[127]《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 154頁。

[128]鮑鉁：《平望遲曾七明府》，《道腴堂詩稿》卷四，第34頁。

[129]參見葉楚炎：《地域敘事視角下的<儒林外史>結構》，《明清小說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4-107頁。

[130]《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62頁。

[131]《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63頁。

[132]《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21頁。

[133]《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63頁。

[134]《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655、656頁。

[135]《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63頁。

[136]《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46頁。

[137]《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30頁。

[138]《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30、131頁。

[139]《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49頁。

[140]《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37頁.

[141]《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24頁。

[142]《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30頁。

[143]《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29、151頁。

[144]《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63頁。

[145]申丹：《敘事、文體與潛文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頁。

[146]《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62頁。

本文原刊于《中國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發表時有刪節，經作者授權全文刊出，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