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在自傳《四十自述》中講過一件“發紅包上私教課”的事。

胡適四歲那年（那時他的名字還叫“胡洪骍”），父親胡傳就去世了，寡母對含辛茹苦，對胡適的教育絲毫沒有松懈。

開蒙之年的胡洪骍在安徽家鄉讀私塾，先生教“四書五經”，只要求死記硬背、不求甚解。經典文學越學越深，學生不能會意，慢慢喪失了興趣，只好逃學。胡適不在逃學之列，倒不是因為他和別的孩子有什么不同，而是在母親的要求下，先生對他的“額外照顧”——

當時的學費每年兩塊銀元，胡適的母親卻給出“破紀錄”的十二塊，唯一要求是讓先生給胡適單獨“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p>

上了幾年“私教課”， 胡適打下牢固的國學基礎。后來他到上海讀書，小小年紀就能當堂指出老師講課的訛誤，一天之內連跳三級。胡適由此得出結論：“念古文而不講解，等于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

從《詩經》到張愛玲

文學教授給女兒的100堂經典“私教課”

孩子為什么需要文學經典“私教課”

中國語言的美和根，全在經典文學里。詩歌、散文、戲劇、小說，都屬于文學范疇，經過時間的淘洗、至今還在流傳的好作品，都是經典。

不論是胡適、魯迅這樣的白話文運動旗手，還是后來的新月派詩人徐志摩，以散文見長的朱自清，亦或錢鐘書與張愛玲……這些留名現代文學史的名家，都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受過文學經典的熏陶。他們的作品，也成為了新的經典。

通過文學經典了解中國的文化，提升孩子的人文素養，是為人生打底子的工程。閱讀了解中國文學經典，對提升寫作能力、語言表達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形象思維能力和審美能力等“大語文”范疇的培養目標都有特別重要的影響。

真正的語文學習并不只是文字和語詞的堆積，而是通過提升語文能力，學會表達、認知、發現和創造，這才是人一生學習能力最重要的體現。 遺憾的是，我們的孩子在課堂上所學的內容十分有限。語文課的教學常常脫離“文學”本身，選文內容零散、次序顛倒，讓學生大呼枯燥。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影響的文學家至少有上千位，作品更是數不勝數。很多學生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全貌沒有系統認識，沒有機會更多接觸中華文學最精粹的內容，自然也學不好語文課。

如果能像胡適小時候那樣，有一位先生給掰開揉碎地“講書”就好了。

給女兒寫書的文學院教授

三十年前，真的有這樣一位“先生”，為了給年紀還小的女兒講中國文學經典，動筆寫起“講稿”。

他用通俗易懂的口語，從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等神話講起，又講了李白“鐵杵磨成針”的故事，一直到沈從文與他念念不忘的“邊城”……孩子特別愛聽。故事講得多了，他又琢磨著給孩子們寫一套書，孩子有了這套書，就好像有一位老師一直陪伴在身邊，隨請隨到。

為了讓孩子讀得懂、感興趣，作者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給孩子寫書，如同跟孩子說話一樣，要彎下腰去，平視著孩子的眼睛，盡量揀他們聽得懂的字眼兒，慢慢地講……每寫一段都要朗讀、錄音，反復聽，還要找個中學生來聽。若效果不佳，便重新改寫，直到滿意為止。

書稿寫成后，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又相繼推出了插圖版和繁體字版，熱銷十幾年，再版多次，榮獲全國暢銷書獎，并列入教育部“中華文史知識課程內容與教學指導書目”。

很多中學還要求學生人手一冊，當作必備參考書；一線教師反映，這套書“拯救了很多‘語文困難戶’”。 這位給孩子講中國文學經典，影響了幾代中學生學習習慣的“先生”，就是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的教授侯會老師。

文學就該這么讀

十八歲之前，是一個人學習能力最強的時候，最適合培養興趣，通過廣泛讀書搭建知識框架與審美體系。

然而這個階段，也是孩子們課業最為繁重的時候，讀課本以外的書，對他們來說已成為一種“奢侈”的享受。即便有條件讀書，家長和孩子也常常不知道如何選書；更不要說，還要抗拒來自綜藝節目、短視頻、網絡文學、社交網絡的“誘惑”。

能幫我們解決這個矛盾的最好方式，就是聽音頻。古人說：“耳讀書而聰，目讀書而明”。心理學家認為，在知識的認知過程中，聽的轉化效率更高，是閱讀的兩倍。

這一次，侯會老師把上起神話時代，下至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的經典內容濃縮成100講，以講故事的口吻錄制成音頻課程《中國文學經典100講》，讓孩子們可以隨時隨地、不受限制地收聽分享。在上下學的路上，或在語文、歷史課后，課外補習班間隙，都可以借助聽來實現知識的擴展。

文學從來不是少數人掌握的一種技藝，而是人類的生存狀態。文學為生命提供一抹亮色，有了這點亮色，遇到沉重的黑暗時便不會陷入虛無。 讓我們一起穿越歷史，以遠古神話為起點，以現代文壇為終點，去拜訪中華文明史上幾百位文學精英，聆聽他們的經典之作，來一趟“說走就走”的文學經典之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