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歷來有很多種讀法。相對于二十五史里的王朝中國和宮廷政治，歷史的維度中還存在一個文化中國。唐朝、宋朝作為王朝中國已經過去，但是唐詩、宋詞作為文化中國延續至今，依然時尚和生機勃勃，“秦時明月漢時關”，秦漢都是過去的王朝了，可是關山依舊，長河落日圓這種美的力量依舊。相比起化作塵土的王朝中國，文化中國更為悠久，也一直在歷史中延續。
歷史學家陳寅恪曾經提及“文化中國”的概念，新儒家對此也有所論說。而在當代學者之中，劉剛和李冬君對此有著自己的獨特理解。2009年，劉剛和李冬君出版了《文化的江山》上下卷，“文化中國”史觀和詩性的歷史寫作一時間引起了學術界的熱議。經過十年的沉淀和打磨，劉剛和李冬君重新梳理了從《山海經》時代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國歷史，將上下兩卷擴充成體系完整、思想成熟的12冊著作。
劉剛和李冬君說道，他們這次在原有基礎上重新擴展，最大的發現是尋找到了文化中國的源頭。文化中國不僅在源頭上比王朝中國更久遠，或許還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良渚人崇尚的“玉文化”以及“玉石之路”的大遷徙開啟了中國本土文明的發端，與青銅文化的結合則塑造了文化中國的雛形。
11月10日，新京報·文化客廳第二十一場聯合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中信書店，邀請劉剛、李冬君聊一聊他們心中的文化中國。良渚文化的發現意味著什么？為什么要從良渚出發尋找文化中國的源頭？5000年的文化中國又是如何傳承下來的？
以下內容整理自劉剛先生和李冬君女士在《文化的江山》新書發布會中的發言——《尋找文化中國，從良渚文化出發》。
《文化的江山》第一輯（全4冊），劉剛、李冬君著，中信出版社·見識城邦2019年10月版
尋找文化中國，從良渚文化出發
撰文丨劉剛、李冬君
2009年《文化的江山》上下卷出版之后，有人提出疑問：王朝中國和文化中國能分得開嗎？因為按照新儒家的說法，這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新儒家說有政統和道統，政統應該是通常所說的王朝中國，道統是文化中國。
我們跟新儒家是不一樣的，我們說的文化中國不是道統中國。新儒家無論政統也好道統也好，都是王朝中國的一部分，并不是道統跟文化結合就叫作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是在王朝中國之外的一個中國。
那么，文化中國在哪里呢？文化中國，它的自然形態是江山，社會形態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民間，歷史形態就是文化。文化中國是一個整體，不是王朝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恰恰每一代王朝都是建立在文化中國基礎上的一個階段。就像在一臺戲里面，王朝中國是一臺一臺的戲，在文化中國這樣一個舞臺上演出。
這是我當時提出的一個解說。但是文化中國究竟在哪里？能不能把它找出來？帶著這個問題，我們在這次寫作過程中，重點深入到史前去尋找文化中國。
到了史前我們發現，史前的歷史是從大暖期開始的。大暖期里人們經常提到的一個時期是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應該是人類歷史上最美好的一個時代。人類歷史有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黑鐵時代，新石器時代無疑屬于黃金時代。
劉剛，自由寫作者，獨立學術人。主要著作：《通往立憲之路：告別晚清的近代史》《中國近代的財與兵》《中國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以上均與李冬君合著）等。
大暖期里一個天然的共理就是人可以自給自足，活得自由自在。在冰川期過后的大暖期里，人類文明開始成長起來。在這個大暖期里，無所謂東西方，一切都沒有分化，它是一個渾然一體的文明。到了新石器時代后期，文明就開始分化了。分化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我們把大暖期看作一個伊甸園，那就是一個伊甸園時期，東西方各有一個伊甸園。《圣經》里提到的伊甸園是《創世記》里的伊甸園，它強調的是創造性，賦予了文明的本質。東方也有一個伊甸園，我把它叫作天道伊甸園，它強調的不是創造性，而是對天道的順應，對自然規律的順應，它是一個不同樣式的伊甸園。
人為什么不能繼續留在伊甸園里了呢？伊甸園結束之后人往哪里去了呢？《創世記》給了一個說法：因為人偷吃了禁果。為什么是禁果？禁果究竟是什么？我把這個禁果看作是國家。吃了禁果，選擇了國家，伊甸園時代就結束了。為什么上帝只是提示了一下這個禁果最好不要吃？上帝并沒有禁止，也沒有阻止，甚至沒有去引導。上帝讓人自己選擇，就是給了人一個自由選擇的機會。從根本上來說，國家是人們自由意志的一個自由選擇的結果。選擇了禁果，伊甸園時代就結束了。在西方伊甸園——兩河流域，很多研究《圣經》的人都說伊甸園就在那一帶，后來在那一帶發現了蘇美爾文明、巴比倫文明，人們從伊甸園出來之后，國家就開始起源了。國家起源之后，人們很快就進入了青銅時代。和青銅時代相對應的，是國家觀念、國家體制，一整套城市文明就出現了。這就是后來的西方教科書里，關于國家和文明起源的一套標準，都是按照青銅文化來講的。
李冬君，歷史學博士，獨立學者。主要著作：《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鄉愁的天際線》《思想者的產業》（合著）等。
西方進入了青銅時代，東方中國又走向何方？在東方，人們還愿意在伊甸園多待一會兒，他們走向了玉文化。這是一個玉石分離的時代，就是把石器和玉器分開，從石頭里找到玉的時代。玉石分離的標準是審美。《說文解字》里說：“玉，美石也。”玉和石頭的區別在哪里？就在美。人們就用審美的標準來區分這個時代。
從此，東西方分道揚鑣。原來都是彩陶文化，都是一體化發展，后來就分離了，西方走向青銅文化，進入青銅時代，東方進入玉器時代。也就是在玉器時代里，中國的國家起源和西方的國家起源不一樣。西方的國家是在青銅文化中起源的，相對應它的國家觀念、國家制度和國家本質里面，也就包含了青銅文化的屬性。青銅文化的屬性，一個是功利性，青銅可以做生產工具；一個是暴力性，它可以做兵器。這種物質屬性，反映在國家觀念、國家制度和國家本質里。所以政治學里對國家的定義都是國家是一個暴力機器，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玉文化中出現新的國家，其國家觀念，同樣也要反映玉文化的物質屬性。
玉文化的物質屬性和青銅文化不一樣，它不具有青銅文化的功利性和暴力性。首先是審美，玉石分離就附加了一個審美的標準，功利性實際上就結束了。在國家起源的時候，我們在良渚文化里看到了玉器時代國家起源的一個標志性的東西，比如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反映禮治文明的國家觀念的禮器，像玉琮、玉鉞、玉璧。在這樣一套禮器里，玉琮跟神權有關，玉鉞和王權有關，玉璧跟什么有關呢？我認為和民權有關。玉璧有點像我們現在的國民身份證。為什么這樣說？玉璧在良渚文化里非常普及，在墓葬里，不光貴族大墓里有很多玉璧，在一些平民小墓里也有玉璧。玉璧就像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身份證一樣，是國民身份的象征，一個國民，就有一個玉的身份。所以最早的中國人，應該是玉的傳人。
玉璧，反山遺址出土，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的主體后來在太湖一帶消失了。關于良渚人的消失有很多種說法，有人說可能被洪水沖走了，被海水浸了，也有人說可能是在文明的沖突中消失了。
種種猜想我覺得都很簡單，不具有說服力，這些猜想都是用王朝中國里發生的一些事情去推斷當時的良渚人的結局。其實良渚人是一個治水的族群。一個治水的族群會亡于水嗎？水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很多次災難，但一個大的族群被洪水沖掉了，對一個治水的族群來說可能性不大。良渚人到哪里去了？良渚文化往哪里去了？我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良渚人從太湖流域出發以后，一路形成了良渚化的世界。良渚人是具有審美能力的，他們的追求是詩與遠方，良渚人的出行實際上開辟了一條中國最早的玉石之路，從東南到西北形成了一個良渚化的世界。良渚人從東南往西北去了。
從東南往西北這樣一個歷史運動的趨勢，司馬遷在《史記》里就指出過。司馬遷說，中國的上古歷史是有規律的，事起于東南，收成于西北。開辟這樣一個歷史運勢和這樣一條歷史道路的首先就是良渚人。
良渚人的路線是怎么走的？他們走的這條道路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是一條征服的路還是一條聯合的路？如果按照王朝文化來定義，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征服。但是良渚人走的不是一條征服的路，他們走的是一條文化認同、文化聯合的路。這條文化聯合之路，首先從太湖流域往北走，過了長江，先跟山東大汶口文化進行了聯合，這個過程就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化，叫龍山文化。
過去講考古，一般來說就是兩大塊，一個是仰韶文化，一個是龍山文化。二者的區別是一個是彩陶，一個是黑陶，都在中原，符合傳統的中原中心論的觀點。良渚文化剛被發現的時候，人們把良渚文化看成龍山文化在江南的一支。后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因為在良渚文化里面也發現了黑陶，但是良渚文化的黑陶比龍山文化的黑陶還早，早了將近上千年。也就是說，良渚文化不是龍山文化在江南的影子，而是相反，龍山文化是良渚文化往中原發展的第一個里程碑。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結合以后向著龍山文化轉化。從出土的玉器上我們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那一套東西在龍山文化里出現了。
良渚文化由龍山文化再向中原發展，走的也是一條聯合的路。龍山文化跟仰韶文化聯合形成了廟底溝文化。在廟底溝文化的基礎上出現了文化中國的一個最早的雛形，就在陶寺文化里。
陶寺文化所在地，歷史文獻記載這個地方叫堯都，就是堯舜治國的所在地。在堯都出現了一個陶罐，陶罐上還有兩個字，一個是文化的文字，一個是邑字，也有人把邑字讀成堯。不管這兩個字怎么解讀，都和文化中國的出現有關，這就和堯舜關聯起來了。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器扁壺殘片上的字樣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摹本
在陶寺文化中，我們同樣也看到了玉琮、玉鉞和玉璧。但是在北方的聯合發展中，在良渚化世界的形成過程中，北方對來自江南的良渚文化做了取舍，它取走了文化認同，由文化認同形成國家，走文化大聯合的路，它放棄了良渚人的宗教信仰。也就是說，良渚人在北方往實用化方向發展了。我們看良渚人的神徽，有人說這是一個一神教的神徽。把良渚人的神徽和古埃及一神教的太陽神神徽做對比，我發現良渚神徽確實可以說是一個一神教神徽。但是良渚人的一神教跟古埃及人的一神教不一樣，古埃及人的一神教信奉太陽神，他是唯一的神，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神；而在良渚人的神徽上，我們看到的一神教的神不是唯一性的，而是統一性的。萬物生長靠太陽，在太陽光芒的照耀下，自然神和人格神都統一起來，統一在太陽的光芒之下。良渚文化的一神教進入中原的時候，它的宗教信仰就在中原的良渚化世界里被揚棄了，因為后來由于家族、血緣的影響，中原的宗教信仰往祖宗神的方向發展，但是良渚化世界里開辟了一個文化認同、形成文化中國的大趨勢。
反山12 號大墓里出土的玉琮“琮王”神徽
古埃及浮雕
陶寺文化再往西北走，在陜北還有石峁文化。石峁文化處在農牧分界線上，它實現了一個更大的聯合，就是農業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農牧分界線上的一次大聯合。石峁文化里出土的文物，良渚文化和游牧民族的東西都有。
再往西邊走就到了甘肅，在齊家文化里，我們也看到了帶有良渚玉文化的標志性的東西，玉琮、玉鉞、玉璧，這套反映國家觀念、代表國家制度的禮制文明的禮器在那里面出現了。良渚玉文化就來到了我們現在的河西走廊、天山走廊這一帶，這一帶其實就是中國的一條玉石之路。這條玉石之路是良渚人的詩與遠方。
但是良渚人在這樣一個追求的過程中再往前走就走不下去了。為什么走不下去了？他們在天山走廊相遇了另一支文化，就是青銅文化。青銅文化從西邊來，從西亞經中亞來到東亞，剛好是青銅文化向世界體系形成的過程。青銅文化往東傳的路線是從黑海和里海之間的俄羅斯草原上開始的，俄羅斯草原上面的雅利安人駕著馬拉戰車，帶著青銅兵器，席卷了整個歐亞大陸。
雅利安人分了三支，一支到了歐洲環地中海、希臘那里；一支到了古巴比倫、埃及；還有一支就是往東方發展。雅利安人當時面對的是一個文明古國的世界，文明古國的世界里有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中國文化遇到了青銅文化，這種相遇讓中國趕上了文明古國的末班車。這個文明古國和我們的文化中國不一樣，文明古國發展過來就是王朝國家。王朝國家并不是說拿出一個國家來我們就把它叫作王朝，王朝國家有幾個必不可少的指標，缺一不可。那怎么來確定王朝國家呢？第一，王朝國家必須是統一的，具有統一性；第二，必須具有專制性；第三，要有世襲性。這三個結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個真正的王朝國家，并不是說是個古代國家就可以把它叫作王朝，王國和王朝不一樣。
王朝國家是從哪兒來的？就是從青銅文化帶過來的。雅利安人三次發展以后，發展出二希文明。二希文明是對文明古國的一種否定性的發展。雅利安人走的這一路就是對文明古國否定的一路。還有一路，比如波斯帝國，雅利安人把文明古國席卷了、取代了。其他三個文明古國在雅利安人發展的浪潮里消亡了。
后來，雅利安人往東發展這一支比較奇怪。雅利安人進入天山走廊以后碰到了中國的玉文化。天山走廊是一個文明的緩沖帶，進入天山走廊以后，雅利安人的殺氣就消失了。我們在很多文明遺址里看到，雅利安人好像進入了一個安樂窩。也就是說，玉文化不是殺戮性的，雅利安人不用過分考慮自身安危，國家安全意識沒有那么強了，所以雅利安人進來之后，天山走廊和河西走廊反而成為人類文明融合的一個大熔爐。雅利安人在別的地方打得不可開交，打得死去活來，進入了天山走廊，雅利安人的主流就走向了融合。當年有人問湯因比，古往今來讓你選一個地方，選一個時代，你最愿意在哪里生存和發展？他說：“我選大唐時代的西域。”他為什么選大唐時代的西域？因為那里是各種文明的一個大熔爐，進入那個地方，不同文明就不是非要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勢不兩立。到了那個地方，比如在大唐時代，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儒教在里面都各有各的天地，都找到了自己的安樂窩。那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地方。
我們再回到玉器時代。良渚文化走到天山走廊一帶，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就因為碰到了青銅文化。青銅文化跟玉文化不一樣，玉文化里是天下觀，天下為公，天下者人人治天下，走到哪兒都是可以自由選擇的。碰到青銅文化，再往前走是不行的，青銅文化里有國家觀念，有國家主權，玉文化碰到國家，再往前走就很麻煩，所以就打住了。
玉文化走不過去了，青銅文化就進來了。青銅文化追求世界體系的完成，首先從西方出發，經過中亞，到了東亞，到了中國。中國在青銅文化中處于什么地位呢？中國搭上了文明古國的末班車，又后來居上，成為青銅文化的終結者和集大成者。也就是說，中國的青銅文化和西方的青銅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原因在哪里？西方的青銅文化主要體現在工具、兵器、雕塑上。到了東方以后，青銅文化跟玉文化結合，文明的樣式就更加豐富多彩了。玉器里的很多紋飾、形制反映在青銅器上，兩者結合起來，我們把它叫作“金玉良緣”。
青銅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飾牌，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
比如二里頭出土的青銅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飾牌，可以看出典型的良渚神徽的紋飾在里面，但是已經是被抽象的了。金是青銅器，玉是綠松石，它們已經結成了金玉良緣，就是我們在書里提到的，它們融合了。融合了以后，青銅器就不單純只是工具和功利性的東西了，它走向了非功利性，它是審美的，還是信仰的，它承載著人的精神生活，和之前的青銅器已經不一樣了。所以青銅器到了東方，尤其到了當時的中原一帶，和玉文化結合以后，就改變了很多當時在西方的青銅器屬性，成為一種祭器，到了商以后就成為禮器了。
青銅文化進入中國，跟后來的絲綢之路一樣，是從兩條路進來的，一條是西北線，還有一條是西南線。從西北這一路進來的青銅文化跟玉文化結合了，后來就成為中國的一個主流。從西南一路進來的，我們看到的是三星堆的文化。很多人都覺得三星堆文化很神秘，其實它沒那么神秘，它只是青銅文化的一個原生態，并沒有跟中國的玉文化相結合，所以沒有得到文化中國對它的認同。因此西南這一路就沒有發展起來，從西北進來的這一路就成為一個主流。在主流的齊家文化里面，金玉良緣最先出現，青銅時代基本就到來了。
綠松石嵌銅牌，齊家文化
青銅短刀，甘肅東鄉族自治縣林家村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
齊家文化的綠松石嵌銅牌，就是金玉良緣的代表，但是它只剩下金了，玉碎掉了。它和二里頭出土的青銅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飾牌或許是一樣的。青銅文化從西亞、中亞過來以后，齊家文化遺址里已經發現了青銅工作坊，一整套自覺使用青銅器的體系已經呈現。中國最早的青銅刀，是一把孤零零的青銅刀，就不能說青銅文化已經傳到中國，不能證明當時中原一帶青銅器已經本土化了。直到我們發現一套完整的加工體系，包括加工出來的、一套自覺的要做成什么的體系，在齊家文化已經出現了。
青銅文化帶來的，首先最重要的是帶來了新的國家觀念，就是王朝國家的觀念。這樣一個新的國家觀念，叫作夏。雅利安人帶來的這樣一個新的文明體系里形成了一個新的國家觀念。在這個文明體系里，除了國家觀念還有農業，小麥就是從西邊過來的，畜牧業里的馬、牛、羊，也是青銅文化帶過來的。
在這個新的國家觀念出現的過程中，大禹非常重要。禹有兩個稱呼，一個叫越禹，在太湖流域、杭州灣一帶；到了西北，甘肅河西走廊這一帶，叫戎禹。大禹治水，治水的源頭實際上是甘肅那邊。戎禹剛好就處在玉文化和青銅文化結合的時期，他把一種新的國家觀念帶進來了，我們歷史中說禹鑄九鼎，他用青銅文化開始建立一個新的中國。他帶來的這個新的國家觀念叫作夏，夏是中國最早的西化派。傅斯年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叫《夷夏東西說》，《夷夏東西說》里講到，一種新的國家觀念進來以后，傳統中國歷史里就講了一個禪讓的故事，堯傳給舜，舜傳給禹，禹要傳給皋陶，皋陶太老了不接受，要傳給伯益，但是伯益也不接受。王朝史觀里面的各種文獻對其解讀都是，上古之人對權力都有一種清高的姿態，所以就放棄了國家權力。實際上我們再深入地追問一下，伯益為什么不接受禪讓？很有可能是，禹要傳給他的國家，同之前的國家已經不一樣了。原來的國家，是禹手下一個聯邦式的基于文化認同的國家，這個國家是一種文化中國的國家。文化中國的國家，和禹從西邊帶過來的王朝類型的國家不一樣。大禹從西邊帶過來的國家觀念，和原來從東邊生發的國家觀念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這樣的國家不是伯益需要的國家，倒是大禹的兒子啟需要的國家。但是當啟真的要施行世襲制，建立王朝國家的時候，伯益又反對。所以歷史上有一種說法，叫“益干啟位，啟殺之”。王朝中國開始形成。
從這個時候開始，到了殷墟時期，王朝國家的三個指標，國家的統一性、君主專制和王朝世襲制，基本上都備齊了。按照西方教科書青銅文化中國家的標準，青銅、城市、文字、國家，等等，各項指標也備齊了。到了殷墟時期，王朝中國就出現了。此后，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就是一條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相結合的道路。
儒家之所以能夠在這樣一個歷史道路中占據主導地位，因為他們就是這條歷史道路的開創者和主導者。其他的，比如法家，是絕對的王朝中國派，把文化叫“五蠹”，要在國家制度里把文化中國的因素都排除出去，一個也不留。另外還有墨家，墨家代表的是完全的文化中國派，從來不接受世襲制，主張的是尚賢制，還是保留了堯舜之道的傳統。墨家主張的兼愛、非攻、尚賢等，還是玉文化里產生的思想。孔子說“祖述堯舜”，針對的是文化中國，“憲章文武”針對的是王朝中國。“文”“武”指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屬于王朝時代，那是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結合最好的時代，是用文化中國為王朝中國立憲的一個時代。王朝中國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必須要有文化中國來撫育，這是孔子對中國在這條歷史道路上的一個貢獻。
遂公盨，2002 年北京保利公司從境外文物市場購回
遂公盨銘文拓片
這個器物是遂公盨。遂國是春秋時期的一個小國，是魯國的附屬國。遂公盨上的金文，就是中國最早記載大禹的文獻。剛才我們已經從良渚文化出發，把文化中國的來源大概梳理了一下，講了中國在國家的路口處是怎么形成的。為什么一再提文化中國和王朝中國？實際上這是我們在歷史研究中一直糾結、討論的問題。看過序言的讀者都知道，我們一上來就提了中國歷史觀里有王朝中國和文化中國。我們總講中華文明五千年，但是一講到歷史就很困惑，五千年從哪兒開始？從良渚出發，我們就能找到文化中國。
為什么一定要把文化中國找出來？這是一個歷史方法論。也就是說,我們提供了一個歷史方法論，怎么去解釋歷史。我們的史祖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方法。比如孔子在編輯《春秋》的時候，其實那個時代有五百多個國家，但是能夠錄入《春秋》的只有一百五十多個國家。那個時代有那么多國家為什么不選入呢？就是因為“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有他的選擇標準。這就涉及史觀問題、方法論問題、價值判斷問題。還有司馬遷，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把炎帝、黃帝都寫進去了，這是他的一個選擇。還包括唯物史觀，用“五朵金花”來解釋歷史。每一種都有局限，很多東西納入不進去。
有人問，王朝和文化江山是重疊的嗎？我們舉個例子。天才少年王勃寫《滕王閣序》的時候才14歲。那滕王是誰？今天的好多人都不知道。他是王朝中國封的一個王，他已經不見于大家口耳相傳的歷史當中了。大家記住的是至今還在念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所以在這里我們找到的是，怎么看待文化中國和王朝中國，怎么建構它的一個方法。
再比如夏商周斷代工程，這個工程搞了那么多年，投入很大，但始終找不到夏。為什么找不到夏？就是因為總是沿著王朝中國的線去找夏，認為夏是一個王朝。可是在遺址里面沒有這么一個東西，沒有一個王，沒有像殷墟那樣非常體系化的呈現，包括文字，在夏墟里是找不到的。如果從文化中國出發，我們很自然地就找到這么一個向王朝中國過渡時期的文化中國的樣態——金玉良緣的樣式，而且這個樣式的構成路徑來自東西方。青銅器從西方傳來的時候不是一個單獨的工藝和技術，它是打包過來的，包括它的文明，它的制度等等，一起傳來的。當青銅器和玉器結合的時候，它被玉器的這種溫潤，這種審美，這種宗教，這種信仰給融合了。融合以后，青銅文明被改造，向著中國的王朝國家的起源過渡。這種過渡就不帶有非常明顯的殺戮，青銅器反而變成了祭祀禮器、工具，當然也有武器，商朝到處去搶青銅的時候也要打。
王朝中國和文化中國不是道統和政統的問題，道統和政統還是王朝中國的辯證。文化中國和王朝中國的確始終交織重疊在一起，而且各自肩負著中國文明的傳承。在今天這樣一個世界格局下，企業家、教育家……每個人都在思考我們應該怎么辦，我們應該怎么出發，想的還是文化中國的問題。
撰文丨劉剛、李冬君
整理丨李永博
編輯丨徐悅東
校對丨翟永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