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2013年。王紀言/攝
“我四十多歲的時候回來已經覺得自己老了，可那個時候都不知道顛簸，不知道勞累。現在，如果我到草原上，我還是不累。但是在臺北過個十字路口我就累了。”
76歲的席慕蓉毫不諱言衰老，可每當說起故鄉，依然雙目放光，像個天真、好奇的孩子。不久前，她的左邊膝蓋換成了人工關節。好友張曉風說，很好啊，換塊“馬蹄鐵”，你又能在草原上多跑幾年。
來源：南方都市報
采寫：南都記者 黃茜
在蒙古原鄉，發現另一個自己
穆倫·席連勃是席慕蓉的蒙文名字。她的父親和母親都是蒙古族，外祖父慕容嘎曾執掌軍隊，是內蒙古的民族英雄，外祖母樂寶光濂公主，閨名通戈拉格，族姓孛爾只斤，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
席慕蓉在重慶出生，幼年隨家人輾轉南京、上海、廣州、香港，最后抵達臺灣。在席慕蓉的記憶里，在長輩們的只言片語中，一直影影綽綽地存在著一個草原故鄉，神秘、曠遠、散發著無比誘人的青草甘香。
自從三十年前第一次返回內蒙古，雙腳站定在廣袤無垠的克什克騰大草原上，席慕蓉身心受到強烈撼動。在寫于當年8月31日的一篇日記里，她記下了自己與草原的首次邂逅：
“然后走向極美的草原，無邊無際的起伏，藍天上云朵如塊狀群列，第一次看到那么整齊的云朵，那么干凈的草原，卻又覺得分明見過。我心蕩漾，如癡如醉。晚上在白旗賓館住下，夜空星星極亮。”
在此之前，席慕蓉是一位大學教師，一個詩人、一位畫家，一個“快快樂樂地做著妻子，做著母親的婦人”，與故鄉的遭逢，似乎為她開啟了深藏已久的族群記憶，基因里那種來自游牧民族的奔放、自由、遼闊和激情，隨之翻涌顯現。
蔣勛說，“穆倫·席連勃”的蒙文發音，聽起來像大河。他很高興自己朋友的名字里竟藏有一條寬闊的緩緩流淌的大河。“在那個時期，席慕蓉一說起家鄉就要哭，像許多人一樣激動，迫不及待，要講述自己，講述別人不知道的自己。”
關于草原她“非寫不可”
如今，三十年過去，席慕蓉謙恭地覺得，在故鄉這門課上，自己依然是個“旁聽生”。即便“旁聽”也心滿意足。她曾說：“我這個從蒙古的血肉里分離開來的血肉，從蒙古的骨頭里裂出去的碎片，在回來的那一刻起，變成一個完整的生命。”
草原是她幾十年安妥生活中幽暗缺失的部分。草原像一塊巨大碧綠的磁石，吸引她去反復瞻望、膜拜、探尋。而她一邊回憶一邊相認，一邊歡笑一邊落淚，一邊學習一邊書寫。
她開始用散文寫自己的家族歷史、族群經驗。她的文字由前期的唯美風格，遽然變得復雜、厚重、深沉。她研讀蒙古族歷史上的英雄，哲別、鎖兒罕失剌、博爾術……并為之撰寫長篇的《英雄敘事詩》。這些詩作不像早期抒情詩那樣叫座又叫好，甚至被葉嘉瑩先生和齊邦媛先生委婉地批評，但席慕蓉說自己“非寫不可”。
正如青年書評人李然所言：“詩之于席慕蓉，如同曠野之于蒙古馬，是靈魂馳騁的時空、也是記憶安放的疆土。”這里的“記憶”，既是私人記憶，也是家族記憶和更深廣的族群記憶。多年以后，當她親眼目睹父輩們失落的是怎樣的一個故鄉，怎樣的一個文明，怎樣的一片草原，她才領會到，“對于我的外祖母和我的父母來說，沒有什么是比‘細細回顧’更為疼痛和絕望的事了。”
她的書寫草原，便是在實現父輩們歸返的夙愿。
席慕蓉76歲了。她說話緩慢溫柔，提到少年時輾轉他鄉的孤獨，提到摯愛的父親離世，幾度哽咽。雖然話題總是離不開蒙古原鄉，你依然能從字字句句里，看到那個寫出了《七里香》《無怨的青春》《一棵開花的樹》等美好詩篇的敏感清澈的靈魂。
訪
談
Q
人民文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我給記憶命名》這本書里，收錄了您的百余篇日記，由此可以看做您個人的一本成長之書。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有寫日記的習慣的？
席慕蓉：小時候就寫。有一個本子，就開始寫日記。那個時候從香港到臺灣，我是一個插班生，沒有朋友。人家已經讀初二了我才來。功課跟不上是一回事，更傷心是交不到朋友。那時候不懂，其實別人不是不喜歡你，別人是不需要了。他們一年相處，已經有了朋友了。我是個新來的，人家只是歡迎你來，可是已經有朋友了，所以我找不到我的朋友。我那個時候以為自己有什么缺點，以為自己交不到朋友。那是小時候的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我小時候因為戰爭，跟著父母在各地輾轉，重慶、南京、上海，每個地方的學校都只上了一兩年或者一兩個學期。到香港以后，不會說廣東話，進學校去也是找不到朋友的。好不容易，用五年時間，自己學會了廣東話，有了朋友，又轉到這里。所以，應該講，日記變成了我的朋友，寫日記的時候是跟日記說話。再小的孩子也知道父母辛苦，跟父母也說不出來我怎么了。家里也有姊妹，你也不能跟父母說我找不到朋友。結果有了日記本以后，我說給日記本聽。后來再大一點，我還寫詩。
2012年，我在臺東把我寫在日記本上的第一首詩影印了。亂七八糟的一首詩拿給大家看。有一個國文老師、我的朋友在參觀我的畫展的時候，看到這首詩，他小聲跟自己講，我也寫過這樣的東西，為什么沒有留下來？
Q
您的這些日記是怎么留下來的？
席慕蓉：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朋友，小時候的日記本都好好地留著。可是要出國了。我兩個姐姐比我先出國。我母親已經養成一個習慣，出國前給她們一個小的箱子。不能帶出去的東西，可是又舍不得丟的，媽媽給收起來。我的大姐姐是聲樂家，她留了一些錄音帶和樂譜。我的二姐留的也是日記，她是寫小說的。
我出去的時候，媽媽一樣，說有什么舍不得丟的，我幫你留著，回來給你。香港上學的時候，不叫書包，叫書籃，編的一個藤條籃子，像個小箱子一樣的。我有那么一個書籃，我就把我的幾本日記本放在里面。等到六年以后，我從比利時回來，媽媽原封不動地把書籃給了我。
媽媽為什么會留？因為她自己的東西都沒有留下來。因為我外祖父是為自己家鄉做了很多事情的人。我母親是民國5年生的，她的前半生整個就是經歷一個亂世。在戰爭中我的外祖父失利的時候，我們整個家庭是橫過戈壁到了蒙古國的。我母親那么小的時候就跟著我的外祖母、外祖父，橫過大戈壁，從內蒙古到了蒙古國。母親的遺憾就是所有她的記憶都沒有留下來。
我在《我給記憶命名》這本書上說，到我年老的時候，看到這些文字，不知道多好笑呢。可是現在在這里，反而是哭了一鼻子。
換塊“馬蹄鐵”，又能在草原上多跑幾年
Q
您第一次回到父母的家鄉內蒙古是什么時候？
席慕蓉：我三十年前的8月站在了我父親的草原上。中間我還跑到德國去找我父親。那時候我母親已經過世了，外婆也過世了。我在8月中旬的時候跑到德國問我父親，我要回家了，誰帶我回去，怎么回去？我父親還給了我一個朋友的名字，叫我去找他。就這樣開始了我的回家的路。
我四十多歲的時候回來覺得自己老了，現在才發現，那個時候都不知道顛簸，不知道勞累。現在，如果我到草原上，我還是不累。但是在臺北過個十字路口我就累了。
衰老它已經在我面前了。我已經有一個關節是人工關節。所以我的朋友張曉風說，很好，換一塊馬蹄鐵，你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幾年。
Q
您曾經說過，“對于故鄉這門課，我始終是一個旁聽生”。2014年，您回到克什克騰草原“旁聽”了一場國際學術會議，能否介紹當時的情況？
席慕蓉：2014年那次的會議上，是各種講我母親家鄉的論文。有的人用英文我勉強聽得懂。可是剛好在那個時候，一個日本教授講一個論文，一個年輕教授用蒙文翻譯。一個用日文，一個用蒙文，我自己覺得，連旁聽生都做不到了。可是，沒有想到，旁邊一位學者把當天的論文集給我推過來，指給我看，里面有一篇說的是我的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蒙文名字叫慕容嘎，那篇論文的內容是通過慕容嘎的幾封信研究內蒙古的一段歷史。我才發現我來對了。第一個，我見到內蒙古大學的蘇德畢力格教授，他從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檔案里找出來外祖父親筆寫的信，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然后，更厲害的是，會議的中間，這位蘇德畢力格教授拿出來一張人民革命黨最早七個人成立時的照片，他說，我猜哪一位是慕容嘎先生。我說不對，不是。所以呢，蘇德畢力格教授說，請你上來指。作為一個旁聽生，我站起來，向大家說照片上的哪一位是我的外祖父。
其實不過一百年。一百年對一個國家的歷史來講不會斷掉。但是我們不過四十年的隔離就斷了。我外祖父在他的家鄉沒有一張相片留下來。幸好我那天去了。我本來覺得我是個多余的人，后來發現全部的人都看著我。慕容嘎的外孫女過來說，這是我的外祖父。這件事情使我覺得這個旁聽生原來還是有用的。
Q
作為“內蒙古的孩子”，您覺得您身上有“蒙古性”嗎？
席慕蓉：當然我絕對相信有一個遺傳的基因，我也相信我父母給我的身教和言教。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每個人跟她的族群是有關聯的。父母在我們小時候常常說自己的老家，后來長大以后不大說了。等我回到老家才知道他們丟掉的是怎么樣的一個故鄉。那么大的一個故鄉呢。那么大的高原呢，那樣的一個山河，那樣的一個文化，那樣的一個遺傳，那樣的背景，他們丟掉的是那個。所以后來，我才明白，為什么他們跟我們說的時候都是斷斷續續的，而且有時候自己也不說了。我才懂得那個回憶對他們來講其實是很殘忍的，最好的就是把小孩養大了，日子慢慢好過一點，就不回憶了。我們就這么過吧，前半生算了，斷了。
你想，如果我現在出去買了一個好看的小首飾，不小心丟掉了，我會很心疼的。他們是整個故鄉都丟了嘛。那要怎么心疼？他們算了以后，我們就沒有回憶了。很多到大陸到臺灣去的父母，很多事情不再跟孩子講了。等孩子大了，他們已經冷下來了，不說了。
可是后來我發現，一個家族的記憶的停頓、切斷，不但影響家族里面的個體，其實整個族群都受了影響。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如果能夠從頭去讀人類學、社會學，也許我可以講得更明白。可惜我沒有這些學問。
Q
今年您回過內蒙古老家嗎？
席慕蓉：今年我四月到過內蒙古，應內蒙古蒙語衛視臺邀請，參加“與詩同行”節目。我有一本蒙文詩選叫做《在詩的深處》。兩位譯者，一位是朵日納，一位是寶音賀希格，寶音賀希格本身也是詩人，譯了我的99首詩。
我的得意是什么呢？我完全看不懂蒙文，有時候能混著說幾句日常的話，因為小時候學過。可是今年4月的時候，我拜托一位詩人策·朝魯門先生跟我一塊，我朗誦漢文的我寫的詩，他朗誦翻譯成蒙文的詩。《在詩的深處》這一本里的詩是朵日納和寶音賀希格翻譯的，但是朝魯門這個詩人正在幫我翻譯我的《英雄敘事詩》。所以，我也朗誦一段，他朗誦一段蒙文。原來我從小希望自己可以從蒙文寫詩這件事情做不到，可是現在好像也做到了，就是有朋友的幫助。所以那天，沒有比我再得意的了。
我是葉嘉瑩先生的“追星族”
Q
您一直以抒情詩歌聞名，近幾年為什么開始創作完全不同風格的《英雄敘事詩》？
席慕蓉：葉嘉瑩先生希望我繼續寫我的抒情詩，她比較喜歡我，也很鼓勵我。但是我從2010年開始發表《英雄敘事詩》。葉先生打電話，語氣非常急地問我，你為什么要寫這首詩？她說，很奇怪，跟你從前的詩不一樣。那時候我也說不出來，我說，我就是想要寫一個失敗的英雄，失敗的英雄還是英雄啊。葉先生很不以為然。她說，那你多寫幾首吧，這樣別人才知道你是干嘛的。不然突然來這么一首很奇怪。后來我就繼續寫了蒙古歷史上的英雄哲別、鎖兒罕失剌……
這幾首寫完以后，在我的第七本詩集《以詩之名》里出版了。我把書寄給葉先生，葉先生沒有回音。我忍不住了，給葉先生打電話。我當然要以退為進了。我說，葉先生，我知道這些詩寫得不好，不過我還是想知道您的看法。葉先生說，那就好，那我就直說了。是不好。后來我跟葉先生解釋，這個詩是我非寫不可的。以前的詩是它自己來找我，然后我把它寫出來。現在我是自己找那首詩，我想要把這些英雄寫出來。這些內容收錄在《一首詩的三堂課》這篇文章里。所以葉先生才說，如果你非寫不可的話，那就去寫，不管你寫得好寫得壞，都是值得的。我的天哪，這句話不得了哎。我就寫個沒完了。
葉先生有很有名的一句話，“寫詩和讀詩是生命的本能”。她聽了我的解釋以后，覺得大概這個也算生命的本能吧。所以管你寫得好寫得壞，她說，也是值得的。所以我就不害怕了。寫完了、發表了以后，也還有錯呢，可是呢，我可以再寫，再發表。我又寫了一首長詩《英雄博爾術》，我想再重新修改、再寫。
我運氣很好，在生命里遇到很多位貴人。我年輕的時候在大學里，溥心畬老師來上我們的課。溥老師對我有一些鼓勵。現在又遇見了齊邦媛先生，她也鼓勵我寫英雄敘事詩，但是她對我的成績非常失望。她也是用了很多時間來告訴我聽，這里不行，那里不行，都不行。隔了一天，又覺得我可憐吧，可能覺得我會沮喪，會失望，又打電話來， 一邊安慰我，一邊又說，這里不對，那里不對，要好好地再去做。你想，現在這個世界上，怎么會再遇到這樣的老師說，你不對，你錯了，你寫得不好。哪兒去找這樣的老師呀？真的是貴人呢。所以，我想，我就繼續寫吧。
Q
您剛剛去天津參加了葉嘉瑩老師的95歲誕辰的慶祝活動，是什么讓您和葉先生保持了這么長久的師生情誼？
席慕蓉：我是葉先生的追星族。她在哪里有演講，我都去聽，并且記筆記。好像是金門大學還是哪個大學的學生問，葉老師，如果你還有來生的話，你有什么愿望？葉先生說，我希望我能夠談一場戀愛，我這一生沒有談過戀愛。因為她跟她先生是因為同情而結婚的。她真的說，我希望來生可以談一場戀愛。我跟張曉風兩個人常常是約好一起去聽葉先生的課。葉先生真的是老師的老師。因為張曉風也是教國文的很好的老師。起碼我也是教美術的。她在課堂里這么說了一句以后，回去的時候我跟曉風講，葉先生這個感覺是很動人的。一個生命希望來到這個世界上愛上一個人，而且被一個人所愛。談一場戀愛，好像是一個很輕松的事。如果我們只是說“談一場戀愛”，會顯得很輕飄。但不是，葉先生的意思是，她希望來生愛上一個人，被一個人所愛。在戀愛里有很多喜悅、盼望、幸福感，是沒有談過戀愛的人沒有辦法知道的。曉風說，有了這段感情，你的焦慮、你的嫉妒、你的懊惱、你的悲傷也是值得的，也是沒有談過一場戀愛的人沒有辦法感覺到的，包括悲傷在內。我覺得曉風也講得很好。
葉先生在課堂上可以這樣直白地說出來，我覺得這是一個人格的感召。如果是一般的場合，80歲的女先生，人家問她來生的愿望是什么，她的愿望居然是談一場戀愛，別人會覺得，什么跟什么？可是你如果想到，人來到世界上，這么珍貴的一生，不就是希望好好愛上一個人，然后好好被一個人所愛嗎？葉先生這個說法，我很希望解釋出來。葉先生的人格的感召，這是一個比較明白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在她一生的坎坷里，她說是詩詞支持了她。所以她是真正能夠進到詩的里面，用她的一生想辦法讓別人跟她分享的。這是不得了的。
Q
第一次去蒙古是三十年前，現在跟那個時候相比對蒙古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
席慕蓉：最近臺灣在做一本現當代作家的評論文集，為以后研究的人做準備的。關于她的小傳、評論文字、出版目錄等等。我大概是第一百四十幾個人。
這本評論文集，由一位學者去選，當然他需要從所有資料里找出跟席慕蓉有關的文字，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放進來。有兩篇他選的是大陸的，一位應該是湖南師范學院的張弛教授，寫我的關于蒙古的這些文字。另外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學的賀希格陶克陶教授寫的關于我的評論。主持這本書的學者發現，臺灣的評論家寫席慕蓉是二分法，去內蒙古以前的席慕蓉，寫抒情詩的席慕蓉，和去內蒙古以后的席慕蓉，寫內蒙古的那個席慕蓉。但是，這兩位大陸的學者，在席慕蓉到了蒙古原鄉之后，他們發現席慕蓉有三個階段，開始是對自己家鄉的鄉愁，然后是對族群的比較深入的了解，然后是生態，他們發現席慕蓉現在寫的東西完全是針對生態的。臺灣的評論家朋友好像把內蒙古放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但是大陸的評論家朋友發現，席慕蓉到了內蒙古以后還有改變。
我開始回到我父母的故鄉，有一個親切感，比較能夠仔細地描寫了。然后呢，突然間自己覺得自己的那一個部分不夠了，跑出來找族群的幾千年文明的部分。然后又從幾千年文明的部分里發現，其實游牧文明是世界上對大自然最為珍惜的文明。它一切都是以跟大自然和諧為要旨。“萬物有靈”的觀念，我們一般人認為它是落后的、愚昧的、迷信的。可是“萬物有靈”底下是“眾生平等”。我們現在在講要跟大自然講和。那么早的游牧文明，就從大自然中得到這樣的智慧。
還有我必須申明，所有我說的這些東西，包括我的改變，都不是我發明的，不是我的智慧能夠做到的。都是我去聽來的，我去讀來的，我去看來的。我只是轉述而已。我的轉變是在學習中轉變。這些都是草原上的牧民告訴我的事情，或者是像賀西格先生這樣的學者告訴我的，或者是我去博物館問學者問出來的，他們叫我去看什么書我去看出來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也跟葉先生說，這些都不是我發明的，是我去聽來的讀來的看來的。葉先生說，誰不是這樣呢？
Q
了解這樣一個古老曠遠草原文明，必然需要一個逐漸積累和深入的過程。
席慕蓉：可是問題是，我好像有一點著急。因為大家學的時候并不要發表，慢慢地學。而我的前半生早就走過去了，所以我是急著去學的。我一邊聽一邊就寫，所以才會出錯呀。一邊去看，一邊寫，會寫錯。但是錯了我就趕快認錯。我知道的還是太少。
十幾年前，有一次我去演講，有一個年輕人，在大學里聽了我的演講。隔了十幾年之后，他現在是中國航空公司一個刊物的總編輯 ，今年他請我去演講關于草原沙漠化的問題。所以我想，好像有時候去演講，不管說錯了說對了還是有用。
盛名不可靠，寫詩是對自己負責
Q
80年代的時候大陸掀起了一場席慕蓉熱，您認為自己的詩歌在那樣一個年代突然在大陸和臺灣暢銷，原因是什么？
席慕蓉：沒有想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有人會說，因為什么什么原因，譬如包裝好，譬如因為我畫了美麗的插圖之類，我都沒有意見。
我有一種悲觀的感覺，一個盛名，這個盛名是別人給你的，別人也可以拿走。所以我不能把它當真。有人勸過我，你暢銷到這個程度，可以辭職了，你可以不用再教書。我心想，我從歐洲留學回來，在學校教書，我喜歡這件事。教書對我不是負擔。我跟年輕的學生一起畫畫，這就是我要的。我為什么要辭職？這才是我的本業。寫詩從年輕到現在，說出來人家不會信，都是我的興趣。我喜歡寫，我想要寫，我不能說我不喜歡暢銷。但我不敢把它當真。
寫了三本以后，有十二年我不出版。當然這十二年里也經歷了回內蒙古老家這些事情。前三本詩集《七里香》《無怨青春》《時光九篇》是我在安靜的晚上自己喜歡寫的。然后在中間不發表了，自己把自己稍微按捺一下，我去畫畫，我去辦畫展。然后我回了老家。然后遇到父親過世。父親過世時我寫了詩，也有發表，沒有出版。12年之后出版《邊緣光影》，打開來看，嚇壞了，原來這12年都在寫詩，原來詩就是我自己。我突然明白了，你不可能不寫。暢銷當然會讓你覺得很溫暖，因為很多人喜歡。可是暢銷帶來的另一些事情，我覺得很害怕。這12年，自己的日子過完了，中間寫了這些詩，拿出來變成那本書，我的12年都在里面了。所以我想，詩其實就是我自己，不可能是別人。
我12年不出書，也是告訴自己，我過我的日子。我的努力沒什么好值得夸耀的。盛名是不可靠的，可是如果你一直寫下去，是你自己要寫，是你對你自己負責任。剛開始我對盛名是害怕的，它隨時可以來，也隨時可以走。結果自己讓我自己安靜下來，讓我自己好好做我該做的事情。但是這12年之后，12年的詩放在一起，我才明白，我還是要寫。因為它就是我啊。何必因為其他的影響，把這個我消滅掉呢？我不需要消滅我吧，我只是要保持我自己。
席慕蓉在畫畫。1958年夏，臺北圓山。張國卿/攝
Q
您的詩集里有許多自己畫的插圖，那是在什么情形下創作的？
席慕蓉：孩子小的時候，都洗完澡了，上床睡了，丈夫在他的書房寫他的東西，這個家安靜下來了，我就覺得是我的時間了，我寫詩。但是畫畫我是白天畫。畫畫是我的專業，我上課、教課，我有我的畫室。孩子小的時候，因為油畫顏料比較容易臟，所以陪孩子睡覺，我畫針筆畫。《七里香》《無怨青春》里的插圖，都是這樣畫出來的。只要媽媽放個桌子，坐在兩張小床中間，兩個孩子就可以睡了。有時候我還給他們講故事。我一邊可以講故事，一邊還可以畫畫。針筆非常干凈，不會漏水，就算是墨水也不臟，白的干凈的本子，一張一張地這樣畫下來。孩子如果哭了，要什么，我不用洗手就可以抱她。人家說你那么細心，因為孩子她不睡呀，我就慢慢地畫。看著他睡著了以后，如果我覺得這個地方還可以繼續畫完，我就在睡著的孩子旁邊繼續畫。有幾張你看到筆觸比較少的，也許一個晚上畫完了。有的筆觸比較多的，可能是三四個晚上，都是在孩子的床旁邊畫完的。
我們以前畫鋼筆畫得用蘸水筆。蘸水筆會漏，我們年輕的時候高中的時候也畫這種，累死了。你畫一條線，底下給你漏得一塌糊涂的。后來我們找到這個制圖的針筆，它不漏水，黑墨水非常黑，就像我們寫毛筆的墨水那么黑，不變色，你畫完了以后可以保持很久。那一陣子我很喜歡，所有的針筆畫是一個坐在孩子床旁邊的母親畫的。
-End-
編輯：孫蒔麥
《我給記憶命名》| 席慕蓉 | 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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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的散文書寫有了更廣大的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視野，但是，我相信她仍然是矛盾的，或許她仍然愿意是那個對一切美好懷抱夢想、隔著距離、單純向往美麗草原的過去的自己，但是，顯然書寫創作使她一往直前，再也無法回頭了。
——蔣勛
她的一支筆既含蓄又淺顯，既委婉又迫切，既激動又平易，既一針見血又十面埋伏，“反復”到底可以嘆為觀止了。
——王鼎鈞
她的散文的特色就是抒情風格，這可能是因為也寫詩的關系，文字敏感細膩，與其說是畫家的散文，不如說是詩人的散文。
——痖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