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上小學時，曾經熱衷于寫日記。所記不過是些不足掛齒的小事，卻忘不了在日記本的扉頁寫上“日記日記，個人秘密”的字樣，日記本也鄭重其事地深藏在抽屜里，為的是不讓家人看見，免得不愿被人知道的“小隱私”曝光，保留一塊屬于自己的小天地。這時還隱約聽說，日記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受到法律保護的。每天記日記于是成為一種樂趣。

可沒過多久，《雷鋒日記》發表了，我的日記觀開始動搖。雷鋒做的那些好事令人感動，當時也佩服他會寫出那么多傳誦一時的格言，不過，讀的時候，忽然發覺日記也是可以寫給別人看的，不一定為自己而寫。原來日記不一定屬于個人秘密，可以不必保密。

一個暑假，老師規定我們每天寫一篇日記，開學時，和假期作業一起上交。這次雖然堅持下來，受到了表揚——因為班里很少同學能一天不漏地寫到底——但那完全是靠毅力，不是憑興趣。實際上，這一次記日記成了一件苦差事。每天要想出一些老師可以接受的事情、觀點，想不出來，就關心國家、國際大事，抄報紙，再加點評論，心里明白，塞責而已。寫寫給別人看的日記的滋味算是嘗過了，不好受。

年漸長，見聞漸多，發現現在公之于眾的日記情況并不一樣。以我接觸較多的近代人物日記為例:一類初心是為自己而寫，后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發表了，如吳虞的《吳虞日記》;另一類本來是為自己寫的，但也出示給別人看，如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還有一類根本就是為他人而寫，如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即系遵照清廷“出使各國大臣應隨時咨送日記等件”的規定而作。后兩類日記還不在少數。記日記時，心中已存著個“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原則，也許表現了其人的磊落光明，也許是心有顧忌、文網森嚴的反映。

前者無甚可說，后者卻有實例。1876年郭嵩燾出使英國時寫的《使西紀程》，就因為肯定了西方文明而大受圍攻，并遭到奉旨毀板的厄運。若是這樣，為他人而作日記(不論是否情愿)也不無值得同情之處。當然，不寫也是一種避短的辦法，不過那對后世的歷史文化研究損失太大。

撰寫日記古已有之，只是難以考訂誰是“吃螃蟹”的第一人:或說是東漢《封禪儀記》的作者馬篤伯，或說是唐代《來南錄》的作者李翱。不作文體學研究，倒也可以不去細究。有意思的是，古代人的日記往往是文章的一部分，因此大多以一個事件或一次旅行的始末為日記的起訖，如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陸游的《入蜀記》等;而《徐霞客游記》也是幾次旅游的日記合訂而成，不出游時則付闕。這或許是古代流傳下來的日記卷冊不多的原因。

到了近代，李慈銘“始以巨冊自夸”(王闿運《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序》)，其《越縵堂日記》今存六十四冊，從1853年到1889年，三十余年不廢其事，確可佩服。《越縵堂日記》也借給人看，最后的八冊日記即因李慈銘去世、借者不還而失蹤，可知李慈銘記日記并非只為自己。想要留名后世的名士反為名所累，竟使巨冊日記不能全帙，未免可惜。由此想到，日記或許還是寫給自己看的好。

不過，這里又有新的矛盾。 為自己而寫的日記往往記一己之瑣事微情，與史學研究者期望從中發現第一手重要的社會史料的要求相違拗;而為別人而寫的日記又往往多有隱晦，抹煞或模糊了作者的真性情。明人張岱在《西湖七月半》中描述了五類看月之人，最后一類為“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我以為，用后世人的眼光來揀選，前人日記的最高境界也是如此。記日記與看月一樣，首先應成為賞心樂事，娛一己之情;被他人看到，也覺得有情趣、可援引更好，只是不要故意作出給他人看之態。

能兼顧文學價值與歷史價值其實不容易，沒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和相當的社會交往就辦不到。現在流傳的日記既富史料，又經得起反復閱讀的并不多，原因就在這里。而這類日記也因此多出自文化名人之手。如此推究，作者具有一定的歷史地位，就成為保證日記傳世的必要條件。這在近、現代人物日記的印行上，表現尤其明顯。

我讀日記，倒也不苛求。有因研究需要而讀的，更多的是為了有趣、好玩。既非史學工作者，對資料性要求自然不高。甚至看到收錄了幾種日記的《庚子記事》一書，編者為突出史料價值，特意將“資料中所記生活瑣事和空泛的詩詞，均略為刪節”，至今仍覺得頗為遺憾。這些不被史家看重的東西，在我讀來，也許更有味。

我的眼光比較偏，我感興趣的地方，別人可能會覺得毫無意思、沒有價值。可我還是認為，正像作詩要講究“詩眼”，詩才有神; 看日記也要能窺破作“眼”處，方得其趣。

胡適的《藏暉室日記》(1910年)，我專讀他的叫局、打茶圍;梁啟超的《雙濤閣日記》(1910年)，我專讀他的斗牌;吳虞的《虞山日記》(1911—1912年)與《愛智日記》(1913—1919年)，我專讀他的計算稿子發表遲速;黃尊三的《留學日記》(1905—1912年，《三十年日記》第一部)，我專讀他的思鄉夢及多病;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1893—1903年，中缺四年)，我專讀他的新學書目與讀后感。

胡適日記節選

胡適日記使我發覺，出入娼家是清末上海文化人的時髦，從而想到林紓小說寫革命黨在妓院談革命(如《梅壽陽》)，未必是誣蔑不實之詞。梁啟超日記使我驚異，他的牌癮如此之大，據說每天最少要打八圈麻將，卻仍能毫不費力地以日成五六千言多至八千言的高速率寫作，身后留下一千四百萬字的著述。吳虞日記使我發現，這位“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對個人的文章影響極為看重，他的固執與自信見諸文字，便時有驚人之論產生。黃尊三日記使我感覺壓抑，數萬中國學生東渡日本求學的壯舉中，竟包含著如此多的艱辛與痛苦。孫寶瑄日記使我欣喜，他認真研讀新學書籍，日有所進，正好細致入微地展現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思想演進的艱難歷程。

如果不作專門研究，讀日記盡可憑興趣出發，和讀專著不同，不妨隨意翻閱，或跳讀，或倒讀。一本內容豐富的日記，經得起讀好幾遍。像《忘山廬日記》，我起碼讀了四遍。

孫寶瑄日記初名《梧竹山房日記》，后改名《忘山廬日記》，取釋家“見道忘山”之意。日記始于1893年，大部分毀于兵燹，今僅存1893、1894、1897、1898、1901—1903、1906—1908諸年的日記。

第一遍專為尋找有關梁啟超的材料。看到孫寶瑄記章太炎等“戲以《石頭》人名比擬當世人物，謂那拉，賈母;在田，寶玉;康有為，林黛玉;梁啟超，紫鵑”等等，覺得妙不可言。他又稱道梁啟超的“閎言偉論，騰播于黃海內外、亞東三國之間，無論其所言為精為粗，為正為偏，而凡居亞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啟超”，因此為“奇人”。梁啟超的影響既已遍及亞洲，則其對于國人的感召力自不待言。

第二遍是看其新學長進情況。孫寶瑄1901—1902年所讀所購新書中，居然有不少諸如《男女交合新論》《普通妊娠法》《男女造化新論》《生殖器》《男女交合無上之快樂》一類性學、生理學書籍，足見晚清中國知識分子觀念的開放。他對讀舊書與讀新書亦有妙說:

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書也;以舊眼讀新書，新書亦舊書也。

此類精妙之論尚多，時時給人以愉悅。日記中常自夸善作論，“以義理雄”，信乎不假。

第三遍讀《忘山廬日記》，是因為編“新小說”研究資料，從中查找有關材料。孫寶瑄果然與舊派文人不同，也喜讀小說。舊小說如《紅樓夢》《西游記》，“新小說”如《官場現形記》《新中國未來記》，以及翻譯小說如林譯小說多種，都在閱讀之列。見識亦超卓，如說:

觀西人政治小說，可以悟政治原理;觀科學小說，可以通種種格物原理;觀包探小說，可以覘西國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險詐詭變，有非我國所能及者。故觀我國小說，不過排遣而已;觀西人小說，大有助于學問也。

讀小說也是求學之一道，這是當時的典型說法。第四遍是觀其作日記的態度。《忘山廬日記》絕非隨意之作，孫寶瑄不僅逐日記述，因病遺漏數日，愈后亦必補作，而且記日記本身已成為其整個生活的中心。客來，可以展讀日記;訪友，可以攜日記以為談資;閑來無事，可以“觀舊時日記，饒有味”;甚至讀書，也是為日記準備材料:“余邇來覽書，幾若無可寓目者，然不閱書則日記枯索，幾不能下筆，亦一苦事。”孫寶瑄很以“余之日記，可謂能耐久”自豪，從甲午年決意“每日所看之書、所歷之境，茍有心得，志之勿忘”，此后日記即不復間斷。沒有如此執著、認真的寫作態度，是不可能堅持這樣長久，其日記也不可能這樣耐讀的。

雖然翻過幾次，但我其實并沒有從頭至尾、一字不遺地讀過《忘山廬日記》。留下未讀的部分，以后若有興致，還可以換個角度再讀。

從興趣出發讀日記，也未嘗無益于學問。編“新小說”資料時，見到一本《松崗小史》，作者署名“覺奴”，不知何許人也。吳虞為之作序，也未明言。閱《吳虞日記》，1915年八月初六日記有“午飯后作富順劉長述《松崗小史序》”，即獲知“覺奴”的真姓名。至于日記中記吳虞與其父結仇涉訟及買妾事，則是這位反禮教的激進分子思想矛盾的有力佐證。《藏暉室日記》記胡適因醉酒毆傷巡捕被拘留，也是胡適研究中不可忽視的插曲。《留學日記》記湖南省高等及師范學堂官費留日學生行經武昌，湖廣總督張之洞要學生們行跪拜禮，遭到拒絕，便惱羞成怒，不放行;學生們亦群情激憤，“謂寧甘撤退，斷不以人格犧牲”。后經調解，張之洞同意“不拘定行跪拜禮”，以學生們進見時或鞠躬、或長揖、或立正了之。張之洞號稱開明、愛才，尚且如此專橫，其他頑固官僚更可想而知。此一學潮在中國留學史上頗著名，正是靠親歷者黃尊三的日記，才保存下這段詳情。

張之洞

此數人中，記日記為自策自勵的有黃尊三，其《三十年日記·自序》說得明白: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日記之作，意在斯乎?

孫寶瑄日記之作，也是為驗證學識之進步。胡適《藏暉室日記》則有尋求精神寄托之意，其“自志”云:

今歲云莫矣，天涯游子，寒窗旅思，凡百苦慮，無可告語，則不能不理吾舊業，而吾第五冊之日記，遂以十二月十四日開幕矣。

《吳虞日記》更是純屬“個人秘密”，從內容可以考知，他的日記連妻子也不得觀。《雙濤閣日記》恰好相反，是邊寫邊發表于《國風報》，顯然不專為自己而作。不過，由于梁啟超習慣于公開袒露自己的思想意識及情感活動，其日記并不因公之報刊而有所隱匿。這在一般人就很難做到。

我之所以對這幾種日記感興趣， 主要還是因為作者的不做作，不裝假，能見出其人的真性情。當然，并非所有人的真性情都值得贊賞，起碼黃尊三的注重道德修養，有一年的日記幾乎全是每天“譯格言”二三條，又自撰“勵志淺語”二百則，就讓我看了覺得不舒服。于是，只好跳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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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詩界十記》

編輯：何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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