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古”與“時”的關系，即歷史與現實的相互聯系，這一命題始終受到歷代史家的關注，成為歷史理論研究中的重要問題。清代乾嘉時期的史家大家都以“博古”著稱，致力于為古史訂誤補闕，歷史考據學蔚然成風。由此導致相關研究中的一種誤解，認為乾嘉史家“博古”而不“知時”，有人據此批評他們埋頭于故紙堆中，完全脫離現實需要，為考據而考據。筆者認為，不能因為這一時期的史家具有“博古”傾向，就斷言他們有“嗜古”之癖；治史路徑上的“博古”未必一定昧于“知時”，也未必就一定導致歷史觀念上“厚古薄今”。恰恰相反，由博文稽古所夯實的深厚的古學功底，反而使他們發現了古史中的諸多問題，從而對“博古”與“知時”的辯證關系形成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好古而不薄今
清代乾嘉時期，治史注重考據的風氣達到極盛。他們詮解蒙滯，審核舛駁，對先秦以來的史學遺產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總結。而在博綜史事、探本溯源的過程中，很多史家都不約而同地體現出了“好古而不薄今”的辯證意識。
錢大昕作為乾嘉時期歷史考據學的杰出代表，在研究中不迷信古史，亦不專信一史，而是旁征博引，反復考訂。他提出：“史臣載筆，或囿于聞見，采訪弗該，或怵于權勢，予奪失當。將欲補亡訂誤，必當博涉群書。”（《潛研堂文集》卷十八《續通志列傳總序》）他強調博古考據的重要，但同時也明確表明，稽古只是訂補古史的重要手段，而絕非目的。他對于名物、職官、輿地研究，都非常注意古今的會通和歷代的因革損益，明確反對“重古輕今”的學術傾向。針對清人所見的金石資料遠勝古人的情況，他更是慨嘆說：“誰謂今人不如古哉！”（《潛研堂文集》卷二五《山左金石志序》）
同為乾嘉史家翹楚的王鳴盛也強調：“大約學問之道，當觀其會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隨時，并行而不相悖，是謂通儒?！保ā妒呤飞倘丁肪戆硕短埔郧耙魧W諸書》）他非常注重“古”、“今”歷史的相互聯系，尖銳地批評治史“不通古今”之弊，切中了某些佞古積癖學者的痼疾。
洪亮吉也大力抨擊當時社會上一些陋儒的“佞古”之弊，認為“風俗之厚薄，原有今不如古者，亦有今遠過于古者”（《卷施閣文甲集》補遺《再與袁簡齋書》）。他強調古今有短長，時代有差異，不必事事師古，展示了在“博古”與“知時”上的理性認識。
作為清代浙東史學巨擘的章學誠，對“博古”與“知時”關系的認識達到了新的理論高度。他不僅注意到了“古”、“今”的時代差異，反對世人不關心現實社會，因“好古”而“賤今”，而且還非常注意“古”、“今”的相因之義。他明確指出：“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詩》、《書》六藝之所垂。”（《文史通義》內篇三《史釋》）歷史與現實是相互聯系的，歷代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處，后人之所以要重視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從繼承與發展的關系中領會其精神實質，從而更好地解決當代所面臨的問題。
師古而不泥古
從學術方法上講，“宋明的學問是悟的，清代的學問是證的……宋明的學問是獨斷的，清代的學問是懷疑的”，傅斯年的這一概括很好地把握了乾嘉學派的學術特色。正是這種實證與懷疑的精神，使得乾嘉學者對古史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從而在古今關系上呈現出“師古而不泥古”的歷史自覺。
王鳴盛以“好古”著稱，但卻并不“泥古”。他認為：“古可好，不可泥也……圣人亦不能背時而復古。”（《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學諸書》）他總結歷代學術發展的規律，主張“作者當隨時變通，不可泥古”（《十七史商榷》卷七○《新紀太簡》）。告誡后人，研究歷史應該懂得文體隨時而變的道理，如果盲從古人，必然不能適應當代社會。他還以史家撰寫歷史為例，強調“編年雖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后出為定”（《十七史商榷》卷九九《正史編年二體》）。倘若后代史家紀事一味模仿古代史家筆法，那么人們將看不出“古”、“今”歷史的時代差異，更看不到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特征。
錢大昕針對某些人不通“古”、“今”歷史，僅僅用大一統觀點評價東周時期歷史的做法提出異議。他說：“后儒去古日遠，不考封建之制，強立議論，要于經義無當也。”（《潛研堂文集》卷七《答問四》）如果不考慮歷史的發展，混淆“古”、“今”社會的不同特征，在歷史與現實關系問題上就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他還將這種對“古”、“今”關系的認識自覺地應用于對歷史的評價之中，在“古”、“今”關系問題上表現出了可貴的理論認識。不同的歷史時代有不同的禮法制度，人們對待現實社會中的問題應該根據當時的形勢采取措施，而不能因為“好古”而照搬前人的做法。如果不考慮具體時代，把“古”、“今”制度簡單地相互比附，只能陷入非歷史主義的泥潭，導致理論認識上的錯誤。
章學誠在考察歷史發展的基礎上，對“古”、“今”時代差異也得出了深刻的理論認識。他認為后世必然勝過前代，反對世人盲目崇古和是古非今的做法，強調“古今時異，周孔復生，亦必不盡強今以服古也……是則先王制禮，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建、宗法，堯舜不能復行于后世”（《章學誠遺書》卷七《述學駁文》）。他主張根據客觀形勢制定政策，反對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照搬到當今社會，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時異勢殊，師古者但師其義，遠勝于泥古而被其毒。這種主張無疑是著眼于現實時代，貫穿著發展進化的社會歷史觀。
知時而達變
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時代不同，語言文體、社會風尚乃至各項制度等都會根據時代需要相應地發生變化。乾嘉史家紛紛從不同的角度闡發了自己的見解，形成了“因時制宜”的知時達變的歷史觀念。
王鳴盛在考證歷代制度的過程中，注意到了“古”、“今”歷史的發展變化對社會各項制度的影響，并對此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形成了“因時制宜”的理論認識。他評價史學的發展，認為“史家數人傳合一篇，或以事合，或以人合，不可拘執，但當臨時制宜”（《十七史商榷》卷五○《合傳不拘忠奸》）。這是要求史家視具體情況的發展變化記載歷史事實，以便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錢大昕亦有明確的“遵時王之制”的思想。他評論戰國時期荀卿“法后王”的主張，認為荀卿當“老莊之言盛行，皆妄托于三皇，故特稱后王以針砭荒唐謬悠之談，非謂三代不足法也……后儒好為大言，不揆時勢，輒謂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徒為世主輕儒者借口，是不如法后王之說為無弊矣”（《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八《法后王》）。他本著“好古”的宗旨提出荀卿未必不主張效法三代，雖值得商榷，而從“知時”的原則出發，批評后世主張復古的種種謬論，指出“古”、“今”歷史存在差異，不能背時而復古，則是非常正確的認識。
汪輝祖任幕僚和地方官多年，從審時度勢的原則考察“古”、“今”吏治的好壞。他說：“有才有識，可善治矣。然才貴練達，識貴明通。遇有彼此殊尚，今昔異勢者，尤須相時因地，籌其所宜?！保ā秾W治續說·宜因時地為治》）他強調根據不同的現實情況確定施政方針，具有明確的“因時制宜”思想。
洪亮吉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肯定了秦始皇廢封建而置郡縣的功績，認為這是“因時制宜，更非泥古者所可同年而語也”（《歷朝史案》卷六《秦始皇帝》）。批評居今之世而泥古之道的錯誤做法，主張根據所處的時代評價歷史。
章學誠強調史學要切合人事以經世，極力反對“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文史通義》內篇三《史釋》）的學風。他認為“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文史通義》內篇五《婦學》），批評某些史家不關注時代和現實需要，昧今博古，又好古而不知所擇的錯誤。
綜上可知，清代乾嘉史家對歷史與現實關系的認識是相當明確的。他們在治史的過程中，注意到“古”、“今”的相因相革之意，主張因時因勢考察歷代典制和事件，強調重視當代的典章制度，立足于現實評價歷史，而不是一味“博古”、“好古”。他們這種關心當代社會和注重現實的思想，表現為一種進步的社會歷史發展史觀，是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中具有重要價值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