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青年譯者在接受采訪時提出：“2000年以前，90年代、80年代出的那些譯本基本上是不能看的”，在網絡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馮驥才先生曾寫過一篇《金子做的橋》，提到了很多優秀的翻譯家精益求精的精神，今天欣賞一下——

近日，一位青年譯者在接受采訪時提出：“2000年以前，90年代、80年代出的那些譯本基本上是不能看的”，在網絡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馮驥才先生曾寫過一篇《金子做的橋》，提到了很多優秀的翻譯家精益求精的精神，今天欣賞一下——

金子做的橋

文 | 馮驥才

藝術家們所彈奏的旋律，畫的畫兒，無須經過翻譯，不脛而走，就飛到另一個國家去。但文學卻不能。語言文字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的圍墻。作家們大多在墻里邊走來走去，要想翻越這面墻，必需通過一道道橋。造橋者就是翻譯家。

然而，由一種文字變為另一種文字談何容易，此中是優是劣，就全憑翻譯的本領了。碰上好的翻譯，原作的形神俱在，不會受到損失；碰上差的翻譯，便驢唇不對馬嘴，一切全毀。一次我去某一德語國家，拿著我的一種德文版的小說送人。我的翻譯翻了翻便對我說：“這本書你千萬別送人了。”我問：“為什么？”他說：“譯得太差了。人家看了會說，馮驥才的小說怎么這樣糟！”氣得我把帶去的書都扔在旅店里。

但是，俄羅斯作家是幸運的。當他們的作品進入中國，正趕上那一代的俄文翻譯人人筆精墨妙，那真是千載難逢！

汝龍被稱為“把一生都獻給了契訶夫，卻謙卑地沒有寫出一篇譯著前言的老譯匠”。他沒有俄國留學的履歷。翻譯《契訶夫全集》是他畢生的心愿，為此他辭去大學里的職務，每天除了睡覺就是翻譯。他沒有正式單位編制，多年罹患肺心病的他長期依靠翻譯支付醫療費。他的遺愿是將自己的全部稿費積蓄捐贈國家。

記得八十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訶夫的作品，因與翻譯契訶夫作品的專家汝龍談不攏，便繞過汝龍，邀請了一些俄文專家，試譯契訶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譯這篇小說，為了看誰譯的好。結果沒有一人能夠把契訶夫的味道譯出來，結果還得去找汝龍。好像唱《失空斬》，只有馬連良才是孔明的味兒。

汝龍幾乎譯了契訶夫的全部作品。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25卷本的契訶夫作品選集。契訶夫那種感覺——那種悲憫的、輕靈的、憂傷的、精微的感覺只存在于汝龍的字里行間。還有一種俏皮、聰明、絕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龍不可。感覺的事物只能感覺到。尤其是對于契訶夫這種憑感覺寫作的作家，只有能夠神會到作家特有的感覺的譯者，才能去譯，否則一伸手就全亂套。汝龍還譯過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和庫普林的《石榴石手鐲》，也都譯得十分出色，但在人們的印象中他還是契訶夫的專家。

中國的翻譯界很有意思。針對俄羅斯每一位大師，都有一兩位“專職”的譯者。比如普希金的詩譯者是查良錚、戈寶權與馮春，果戈理的譯者是滿濤，列夫·托爾斯泰的譯者是草嬰，肖洛霍夫的譯者是金人等等。他們的譯本所達的高度就是原作的高度，很難逾越。萊蒙托夫的詩譯者是余振；萊蒙托夫只寫了一本小說《當代英雄》，譯者是翟松年。我看有了翟松年這個譯本，就永遠不需要別人再譯了。

據說，近年國內有一家出版社邀集一批人重譯世界名著。一人一本，分工合作，速度驚人，結果很快就生產出一大套三流的“世界文學名著”。看來他們不懂得翻譯是不折不扣的再創作，而決不是一種技術性的文字轉換。翻譯是要有個性的，而且要求譯者的個性符合原作者的個性；還要求譯者對原作及其作者先要做深入的研究與理解，決不能拿起來就干。更不能像當今寫電視連續劇那樣，找一批寫手（俗稱槍手），分集包干。市場只能制造暢銷書，卻產生不了純文學。

俄羅斯文學中有兩位作家的長句子很難把握。一是果戈理那種定語成串的繽紛而流暢的長句子，一是列夫·托爾斯泰那種結構復雜、因果來回轉換的長句子。但各有一位譯者對此得心應手。前者是滿濤，后者是草嬰。能夠對這種高難度的長句子駕輕就熟，能是一日之功嗎？所以這一代翻譯家都是把一個或幾個俄羅斯作家作為自己終生工作對象的！

當然，也有某一位俄羅斯作家同時有幾個譯者的。比如屠格涅夫。可能屠格涅夫進入中國較早。早在1933年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時，上海出版的《文學》期刊就出過“屠格涅夫紀念”專號。他的研究者肯定很多，譯者自然也多。尤其是他那種抒情的句子太富于誘惑力了，所以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不同的譯者所“瓜分”。麗尼譯了他的《貴族之家》和《前夜》，陸蠡譯了他的《羅亭》與《煙》，馬宗融譯了他的《春潮》，巴金譯了他的《父與子》，巴金還與妻子肖珊合譯了他的《中短篇小說集》。這些譯本至今仍是質量極高的精品。再比如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書，被周揚、高植和草嬰三位都譯過，這三種譯本各有所長，而且都抓住了列夫·托爾斯泰的精魂。

屠格涅夫的作品進入中國較早，尤其是他那種抒情的句子太富于誘惑力了，所以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不同的譯者所“瓜分”，譯本眾星璀璨，蔚為壯觀。

當然，有的譯者還會從他專攻的作家那里走出去，去尋找另外一些他喜歡的、氣質相近的作家，做些研究，并把他們的作品譯出來。比如巴金翻譯赫爾岑的《家庭的戲劇》，李林翻譯庫普林的《阿列霞》，草嬰翻譯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等等。這些并不是偶然為之，相反正是這些作家最好的譯本。

應該說不少譯本都是翻譯史上的經典———

除上述的譯作之外還有很多。比如肖珊的《別爾金小說集》（普希金），蔣路的《怎么辦？》（車爾尼雪夫斯基），荃麟的《被侮辱和被損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李林的《懸崖》（岡察洛夫），豐子愷的《獵人筆記》（屠格涅夫），劉遼逸的《哈吉·穆拉特》（列夫·托爾斯泰）等等。都是文字精湛，神采飛揚的上佳譯品。對此任何重譯都將勞而無功。打開這些譯本時，我們堅信原作的氣質和氣息就是這樣的，換了譯本就成了假冒偽劣。中國這樣的高水準的俄文翻譯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直到我們閱讀帕斯捷爾納克、艾伊特馬托夫、巴烏斯托夫斯基、瓦西里耶夫、舒佳耶夫、拉克莎等二十世紀中后半期作家的中文本，仍然能夠享受到這些譯作高貴與精美的文學性。

我想，俄羅斯的作家應該感謝中國的翻譯家。他們既是作品的高水準的譯者，也是研究這些作家的專家。他們個個都傾盡了心中的金銀緋紫，打造出一座座真金的橋，從而把這些俄羅斯文學大師引入中國，使他們贏得廣泛的欽慕與景仰。

五四時期以來，西洋文學潮水般進入中國。當時的知識界介紹這些作品并非出于純文學的目的，而是為了將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注入我們在上千年封建時代里變得僵化的民族肌體。而那一代知識分子，學養很好，學貫中西。他們在私塾中磨煉出爐火純青的國學功力，又留洋海外，西文的能力也一樣是一流的。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待這些國外的文學經典十分嚴肅。這就造就出一批翻譯大家。

然而初期，中國正經歷著白話文運動。翻譯語言不免有些生澀之感。比如魯迅先生翻譯的果戈理的《死魂靈》，就算是一個不成功的譯本。但到了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中西文化漸漸融通。歐化的翻譯語言獨立出來。我國的文學翻譯便進入歷史性的黃金時代。特別是在介紹蘇俄文學方面，由于政治杠桿的傾斜而一直得到很大的優惠。俄文翻譯自然就居于領先的地位。一時我國的俄文翻譯家俊杰并起，狀似群星燦爛。

依我看，翻譯不從屬于原作，相反倒是原作生命的再創者。所以，優秀的譯本應該與杰出的原作放在同一個位置上。我們應當給這些優秀的翻譯很高的文學地位。還要重視與研究這個二十世紀外國文學翻譯的黃金時代。

可惜至今還沒有一部《中國翻譯史》。這倒是翻譯界該做的事了。我說的決不僅僅是俄文翻譯。別忘了，還有為法、德、美、英等國文學進入中國而“造橋”的一批翻譯大家呢！

《世間生活》輯錄馮先生六十余篇生活散文，創作時間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日，跨越近四十年，其中有《珍珠鳥》《靈感忽至》《往事如“煙”》等譽滿天下的名篇，也有《結婚紀念日》《房子的故事》《為母親辦一場畫展》等近年來馮先生描繪生活、描繪人世間的感悟之作。

人生有些日子是要設法留住的。因為在這種日子里，總是在失去很多東西的同時，卻得到更多。

閱盡世間生活的風雨后，愿讀者從馮先生的智慧和感悟中獲得啟迪，收獲自己生活的恬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