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年末，回顧2019年的國產影視內容，有一個詞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那就是“真實事件改編”。我們經常說，“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真實事件本身對于改編作品來說就是一泉“源頭活水”，能帶給觀眾們虛構IP所達不到的真實共情，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從上半年的《破冰行動》再到“國慶檔”的《中國機長》，不論是在大熒幕還是小熒幕都驗證了該類型作品的日益成熟，對觀眾吸引力的強大，儼然已經發酵成為了一個新的“風口”。那么，真實事件改編的影視作品在近年來都呈現出了什么變化？它的題材優勢在哪里？在創作過程中，又有哪些問題需要注意？
“真實”是影視創作的“保險杠”
既然近年來真實事件改編作品中出現“爆款”的幾率極高，已經成為了一個無法輕易忽視的現象，我們就站在市場和觀眾這兩個角度，來具體分析一下“真實事件改編”都有哪些優勢和魅力。
首先，從2018年開始，玄幻、仙俠等虛構類網文IP的改編熱潮不復以往，收視頻頻失靈。反而是一部接一部的現實題材作品迎來了口碑與流量的“回歸”，“現實主義”成為了行業寒冬中人人都在探討的“關鍵詞”。對于該類題材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真實反映社會生活，一針見血的戳中大眾的“痛點”，而在真實發生過的事件中挑選改編素材，等于給藝術創作找到了扎實、穩定的根基，無疑是一個非常有利的選擇。同時，多年來國產影視劇一直因為過度依賴IP、劇本創意枯竭而受到業內人士和觀眾的詬病，好演員易得而好劇本一戲難求的狀態從來未曾改變，真實事件改編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編劇靈感源頭的問題。
第二，“現實往往比戲劇更精彩”，能夠被改編成影視作品的真實事件一般都有著或獵奇、或驚悚、或感人的主題，本身就已經具備了跌宕起伏，可看性極高的戲劇元素。例如，《破冰行動》改編自廣東2013年發生的“雷霆掃毒12.29專項行動”，這一案件涉及的毒品數量之巨，過程之艱難足以讓每一個了解的人為之震撼，而事件本身自帶的影響力，也會讓劇集從立項開始就一直維持著極高的關注度，相比其他的影視作品可以說贏在了起跑線上。另外，此類作品中的現實內核與小人物視角也增加了它的感染力和說服力，令觀眾更容易相信劇情設定，完全的把自己帶入其中。
第三，真實事件改編的影視作品注定會帶有一定的“針砭時弊”的作用，又因為點燃觀眾情緒的情節與人物能夠在現實中找到原型，所以勢必會產生激烈的話題討論。這種探討會讓作品進一步升溫，輻射到更廣的社會環境中去，有時候甚至會超越藝術的范疇，直接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或進步?！段也皇撬幧瘛返某霈F就影響了《藥品管理法》的修訂，進口國內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藥不再按照假藥論處。
第四，從目前的作品來看，大部分由真實事件改編的影視內容和“主旋律”脫不開關系。例如，《湄公河行動》以2011年“10·5中國船員金三角遇害事件”為故事原型進行改編；《紅海行動》則以2015年3月29日“也門撤僑”事件為基礎改編。在如今主旋律作品被國家大力加持，也越來越受到主流觀眾歡迎的大環境下，政策紅利也是真實事件改編影視內容的一個關鍵性優勢。
涉案刑偵成主流，電影更有優勢
由真實事件改編的影視作品在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傳奇人物、歷史紀實、涉案刑偵。其中平均口碑最好的當屬“涉案刑偵”，近年來的“爆款”基本上都出于此大類，可以說是“真實事件改編”這一題材中最閃亮的一顆“明珠”。而在該類別中，電影和電視劇的表現又有所不同。
在電影方面，2016年是一個明顯的分界線。在此之前，由真實事件改編的涉案題材一般都局限在文藝片的創作領域，不少導演選擇用作者化、極具個人風格的創作手法來鋪陳故事，聚焦一些社會底層的邊緣人物，深入的觸及人性真實與社會矛盾。例如由陸川執導的反映“盜獵”的《可可西里》，王小帥導演的《日照重慶》，李揚導演的《盲山》等等。
2016年，《湄公河行動》的出現并大獲成功讓真實事件改編電影走上了一條新路徑，那就是減弱“紀實性”加入商業化元素，讓主流觀眾們更容易接受。自此，該類電影的票房成績開始節節飆升，無論是《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還是《烈火英雄》都超過了10億，其中《紅海行動》更是達到了36.5億，在國產電影票房總榜上赫赫有名。今年“國慶檔”的三部力作《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也都或多或少的具有真實改編的元素，并且都收割了相當不錯的票房。
隨著我國電影工業化進程的逐漸完善，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已經從小成本文藝片進化到了商業動作大片的階段。主旋律內核再加上精彩刺激的劇情，視聽效果震撼的特效場面，這樣的套路屢試不爽，吸引了更多的觀眾走進影院。
在電視劇方面，該類作品中“爆款”出現的概率相比電影還是有所差距。這主要是因為電視劇的體量要比電影大很多，如果想要把一個真實事件“裝”到一部40~50集的電視劇當中，不添加新的故事支線和次要人物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意味著電視劇無法像電影一樣提煉事件的重點情節，濃縮精華部分，同時也非常的考驗編劇講故事和改編細節的能力。
不過即便如此，在上世紀90年代，國產電視劇市場還是出現過不少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優秀涉案題材作品。例如聚焦女性犯罪的《紅蜘蛛》，以石家莊涉黑人員張寶林、張寶義為原型拍攝的《征服》等等。但從2004年開始，涉案劇受到政策影響退出了黃金檔，逐漸走向了低谷，真實事件改編題材也很難出現經典力作，直到2017年政策開始解凍，在“金盾影視中心”、“公安部宣傳局”這樣有著官方背景的機構的參與和把控下，《人民的名義》《破冰行動》這兩部電視劇在各類題材中突出重圍，不論是收視率還是口碑都可圈可點，標志著”真實事件改編劇”似乎已經有了卷土重來之勢。而在待播片單中，這類劇集的數量也在不斷攀升，有不少都很值得觀眾期待，比如由王凱主演，以公安部“獵狐行動”為背景的《獵狐》，改編自“白銀案”的《未知罪》，都有成為未來“爆款”的可能性。
“真實改編”之惑：
戲劇夸張引來聲討，敏感題材石沉大海
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市場對“真實事件改編”的青睞與日俱增，但與此同時，該題材也面臨著不少問題需要創作者們去多加注意。
雖然改編作品脫胎于現實，但影視劇畢竟不是紀錄片，如果只是平鋪直敘的描繪事件本身，并不足以稱之為故事，真實背景只是藝術創作中的一個基礎，如何把它與富有張力的戲劇結構相融合才是重中之重。對于這樣的現實主義題材，創作者必須兼顧真實性和戲劇性，在兩者的權衡中找到一個恰到好處的“度”，例如《我不是藥神》的劇本就沒有完全照搬事件的真實情況，程勇的人設也與原型人物陸勇相去甚遠，編劇為了增強人物的戲劇性讓其更加豐滿，加入了他從為利到為義的心路歷程轉變，使故事的整體可看性更高了。
但這種改編也會帶來一個問題，電影或電視劇中經過藝術夸張后的情節極有可能給當事人造成一定困擾，并涉及到隱私權和名譽權侵權問題。上文提到的陸勇就曾經發表聲明，認為片中的一些改編損害到了自己的形象和名譽，好在在制片方的解釋之下，雙方最終達成了和解。而早在2014年，《親愛的》也出現過相同的問題，電影中虛構的向記者下跪以及陪睡的情節引發了原型人物高永俠的不滿，最終只能以導演陳可辛公開致歉了事。所以，制作方在拍攝此類題材時最好能提前獲得原型人物的許可和授權，同時也要控制改編限度，在不必要的情況下盡量不要加入一些可能涉及到誹謗、貶損的敏感情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適合影視改編的真實事件都包含著涉案類元素，甚至有一些可以說是赤裸裸的展現了社會的陰暗面，令人聞之色變。像這樣的題材雖然極易引發大眾的關注和獵奇，但審查風險也是非常大的，開發起來難度重重。2016年，震驚國人的“太平洋大逃殺案”浮出水面，在網絡上激起了軒然大波，特稿記者杜強撰寫的文章《魯榮漁2686號：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閱讀量迅速超過10萬加。一時間行業內人頭攢動，想改編這個故事的影視公司紛至沓來，可惜由于題材過于敏感直到今天除了廣播劇之外其他都未能成行，《踏雪尋梅》的導演翁子光改編的《海祭》在立項之后又神秘消失，如今只能石沉大海，問世之日遙遙無期。
對于這類改編劇來說，一定要緊跟國家政策導向，最好能得到有官方背景的機構加持，比較有利于減輕審查風險。例如，還未播出的跨國經偵劇《獵狐》就有公安部新聞宣傳局、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等官方機構的坐鎮把關，《人民的名義》《紅海行動》等大熱作品的背后也少不了官方機構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