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看了《82年生的金智英》，才知此片在韓國是現象級爆款題材，想起自己多年前寫的文章，竟然讓我自己淚目。

——唐穎

婚姻可以不需要

唐穎

在我眼里她是女性的典范，漂亮優雅性情賢淑，她天賦很高，卻是因為當年種種顯而易見的原因，沒有在專業上發展，而是遠嫁美國。丈夫的診所在南部的小城，她便跟著他在那里生活了許多年，那是個炎熱、干燥沒有四季的城市，站在家門口的公共花園，幾星期見不到一個人，可是她連寂寞的時間都沒有，她在養育一對兒女，打理巨大的住宅，還要去丈夫的診所幫忙。

她的才情只能在家政上展示，無論是廚藝還是室內裝璜都堪稱一流，她為人慷慨喜愛朋友，周末，她邀請辛苦打工的留學生來家聚會，一個人為幾十張口準備晚餐，那可是豐盛的美味佳肴，在她做來卻是忙而不亂，并且樂此不疲。很多時候，人們認為她丈夫的成功不僅是在專業領域，而是有這樣一位出類拔萃的太太。同時，為生存奔忙的留學女生在羨慕她，她到美國未打一天工，有個好職業的丈夫到底不一樣。

然而，生活從來不會像它表面那般光滑。作為個體、作為女人，她的種種壓抑，如果沒有深切的交往，誰又能體會？表面看起來，都是些家庭現象，很瑣碎很具體，比方說，孩子都是她帶，甚至連月子都不做，因為沒有幫手。（母親們都有體驗，照顧零歲嬰兒是一項艱辛的體力活，即便有人幫忙）。而她有了兩個孩子，做家務時便把年幼的一個背在身上。以后孩子進幼兒園，她去診所上班，下班后，與丈夫一起回家，他進了家門一路脫外套把自己甩到沙發上讀報看電視，她則開始一天中最忙亂的時刻，做晚餐，給孩子洗澡，收拾房間，給全家人熨衣服，無窮無盡的家務事。

原來做個賢妻良母首先要有好體質，比如失眠后頭痛，例假時腹痛，所有可能出現的痛楚，在家事涌來時必須悄然遠遁。所以她搬家幾次，每一次都為減去面積，直至搬離所謂的中產階級區域，草坪、游泳池，都不要了，僅僅為了節省體力，十多年來她只穿Ｔ恤和牛仔褲，去美途經香港買下的兩箱時裝甚至沒有打開過。女人的那些虛榮就是這樣在生活的壓榨下被一點一點地全部放棄。

還有，丈夫的診所不能對病人關門，做妻子的便要守在他身邊，也就是，守在南部，十年里沒有去過紐約，也沒有回上海，就是說沒有一長段時間讓自己覺得可以休息，好像是沒有盡頭的勞役。而節假日更是心亂如麻，眼看著高速公路上一輛輛車載著一家家人朝遠方駛去，她覺得自己的活力在被這日復一日毫無變化的生活吞噬。

關于女人給予家的付出，杜拉這么總結，“一個女人的工作，從起床到睡下，與戰爭中度過一天同樣艱辛勞苦。”她說：“也許她青春時代的憧憬，她的力量，她的愛心，在單純的合法性中受到創傷由她流失凈盡。”然而男人，或者說丈夫，常常是最盲目的一個。兩人要是有爭執，他對她最具殺傷力的一句話便是：你有什么本事？你能做什么？看起來是這樣，為母為妻只是女人天經地義的本能，而作為社會角色，她在診所既不是醫師也不是護士，僅僅是丈夫的助手。

好了，故事到這里似乎進入了本質。多年來，作為夫妻常會有各種瑣瑣碎碎的爭執，每次都是以他對她的斷喝結束：你有什么本事？你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呢，能做的是瘋狂地沖進車庫，開著車沖上高速公路。事后，丈夫向她道歉說，不用在意他一時沖動講出來的話。于是，日子又過下去。

有一年她回國辦事，雖然才逗留幾天，卻發現上海變化巨大，她說，想回來住上一陣，三個月后，她和孩子一起回上海，表面的理由是想讓孩子學一陣中文，內心是要給自己一些機會，不管丈夫怎么反對，她賣了自己的車，帶上龐大的行李和一雙兒女，自己都沒有想到去意如此堅定。

在滬幾年她有了一份屬于自己的事業，在發現自己的潛力同時，經濟上的收入也很可觀，而家事有保姆與她分擔，重要的是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想到美國往事，竟有不堪回首的感覺。當丈夫再一次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要她在限期內回美時，她當即把結婚戒指脫下還給他，他們就這樣分手了。

她突然如釋重負，直到這時才明白，離婚對于她竟成了一道益于身心的減法，家事減去，麻煩減去，阻撓減去，傷害減去。所以她得出這樣的結論，好像人生到了這個階段，婚姻可以不需要。經濟上能夠獨立是第一，而心理上，作為女人，不正是在日積月累的傷痛中讓自己從繭子中掙扎出來，獲得內在的獨立？

我見過她的丈夫，一個清爽、正派很書卷氣的醫生，在社交場所頂多給人不茍言笑的感覺，他為人誠懇正直，在行業里聲譽很好，然而，這好像無法說明婚姻問題。記得當時我們正一起用餐。我看到她在餐桌上為丈夫剝螃蟹，剔魚刺，好像他是個孩子，那時他們的關系已經很危機，因為她的不肯回美國。可她依然在照顧他，以一種多年的慣性，他也一派心安理得。我那時就有預感，有一天他會很后悔很后悔。（圖片來自網絡）

02

唐穎與巴厘島的孩子

我們快樂嗎?

唐穎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或者我們，才會發現自己絕不會是最快樂的人。

亨利·米勒稱作家是“向內長的腳趾甲”。

艾瑞卡·張說:“我們坐在那里郁悶很多年，從肚臍眼里挖東西，但只經歷了出版后的反高潮。”

這是寫作人命定的境遇嗎？“寫”是個漫長的期待，你的熱能、荷爾蒙在被預支，當結果到來時，只有疲憊和空虛。如果這是個反高潮，真正的高潮已在初初執筆的一刻出現過了？

也許有些夸大其詞，事實是，這正是寫作的特性，在真實的人生里，我們學會輕描淡寫，輕描淡寫我們的情感，令人感到郁悶的恰恰是這一點。

寫作作為生活方式，并非是最好的，“最好”是個引人走入歧路的詞。或者說，我沒有找到更適合于我的生活方式，我為此迷惘。同時，我沒有因為寫作而放棄什么，就這一點，我是個平庸的寫作人，難道我想面面俱到嗎？好像又不是。我的日程表中寫作的時間很少，一星期有三個半天已經很順利了，那是在手頭有東西寫的時候，有時候，兩三個月都在“不寫”，然而，“想寫”的感覺卻跟著我。

對于我，有“寫作”的愿望，比“寫作”更有意味，生存意義因為它而有所提升，這種說法好像很空泛。確切的感覺是，當我進入寫作狀態，便開始遠離現實，是的，我找到了遠離現實的方式。用卡爾維諾的說法：想開辟一個不同的空間，自然還有別的更充實、更個人的方法。寫作于我，是唾手可得，瞬間便能構筑的另一個空間。

因之，寫作生涯很像持續著的青春期，假如說反叛故土渴望異鄉是青春期的特征，伴隨著焦慮和不安寧的靈魂。

談到寫作，一定要提到其他寫作人對我的影響。

幾乎整整兩世紀的西方作家影響過我，不僅在寫作上，也是我成長歲月需要的蛋白質和維生素。我經歷過兩次瘋狂閱讀時代，先是文革后期的地下閱讀世界，我的中小學教育幾乎是在那個不再教授知識的時代結束，圖書館被封了，經典小說上了“毒草”黑名單，于是我們這代人便跟著“毒草”的指引，讀了許多經典書籍，想起來那些最精彩的書都是在陰暗角落，在常常是鬼鬼祟祟的狀態下獲得，而且多半是破破爛爛，經過無數次傳閱早已封面封底連同書名和作者名一起遺失，沒頭沒尾的小說，直到進大學，可以堂而皇之坐在圖書館閱讀，直到那時，我才有機會把一本本名著被遺失的開頭和結尾補上，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已經結束，高考剛剛恢復，我是高考恢復后的第二屆大學生，那是個令我今后人生常常要追懷的政治解凍時期，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我們在一片廢墟上反省和感悟，是可怕的信仰破碎過程，獲得的是精神解放而不僅是文學教育。這第二次的瘋狂閱讀已拋開十九世紀經典小說和老師開出的書單，是一次現代主義的洗禮。意識流荒誕派新小說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所有現代后現代流派不分先后一起涌入，真是一場現代文化的盛宴。

能夠列舉的作家太多了，但直接在寫作上給我影響的是法國作家，我的第一篇小說《來去何匆匆》的敘述方式，便是模仿米歇爾·布托爾的《變》。佛朗索娃·薩岡的《那樣一種微笑》、《你好，憂愁》、《你喜歡勃拉姆斯嗎？》令我對題材的微小產生信心。瑪格麗特·杜拉斯的《琴聲如訴》，使我從此迷戀現代主義所呈現的破碎、廢墟的美感。

有評論家認為，我的作品與張愛玲的小說有某種共同的藝術特征。事實上，我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機會讀到張愛玲的小說，可嘆的是，當年文學史的缺損令我這個中文系畢業生對張愛玲毫無所知。我想說的是，張愛玲的深刻與尖銳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也成熟之后才能感受，她的小說沒有詩情，沒有烏托邦，幾近于豪華的文字講述的卻是一個腐爛的人生，張愛玲的洞察力是對于后來作家的挑戰。如果說有什么共同點，那么這一個讓她在其中生活，愛，并且書寫的城市，也給我同樣的機會。只是我的上海和她的上海已相隔整整五十年。

在本集子中收入的四個中篇小說，其背景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上海，一個極其動蕩充滿變化的時代，我所說的動蕩和變化，是指整個大陸開始進入大規模的經濟改革時代，從極權時代進入消費時代，過往的價值觀正在粉碎，被禁錮的欲望獲得解放，但同時，黑匣子被打開了，我們的精神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我們以為快樂將隨著新生活一起到來，可為何抓獲的卻是一個個悲劇呢？我的小說講述的便是這樣一些故事。

有人認為我的小說肯定了某種物欲，可我的故事好像在告訴人們，你得為自己的欲望付出代價。當然，欲望是人性，是社會前進的活力，可我或多或少被中國文化制約，在直面它的時候，已經有了道德態度。然而，我很怕我的小說僅僅為了“警世”，我希望能客觀地展現我的人物，那些有欲望有活力因而也讓自己的人生充滿戲劇性的人物，他們經常需要選擇，為了一些在旁人看來是卑微的愿望，他們舍此取彼，讓心靈飽受煎熬，這一刻的人才最富人性。也許，人性本來就是卑微的，和時代的大而化之比起來？也因此，讓我看到自己寫作的價值，刻畫人性是我不倦的追求，假如這也能稱為追求。我還想說，沒有選擇的人生是不人道的，這便是我從舊時代走向新時代時對我筆下人物的肯定。

也有人認為，我的小說是悲觀的，可面對時代變遷我們的歡欣和向往還記憶猶新，為何我的故事卻是悲哀的？

我是在文革中成長，那個時代給我最濃重的陰影是，沒有個人，只有群體，人們生活在群體的謊言中，冠冕堂皇的理想后面，是殘暴的獸性的張揚，多么可怕的“群體”！當社會更加物質化的時候，也更加人性化，消費時代是個人化的時代，表明了某種無所不在的個人選擇，是對群體化意識的消解。今天人們對于物質的巨大熱情，充滿了當年物質匱乏的恐懼，也是人性受壓之后的反彈，這種物欲的需求不會永久地持續下去，我想展示的是，人們必然在沉溺中失卻自己，又在掙扎中找回自己。人的精神是在與自己的抗爭中變得強大。

然而，人的確又是渺小的，和時代的潮流相比，過往的政治潮流，今日的經濟潮流，你永遠無法選擇你向往的時代，你永遠有生不逢時的感覺，要說悲觀，這才是我的悲觀。

作家簡介

唐穎：上海出生，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協會員，上海作協理事。以書寫都市題材小說聞名，被認為是寫上海“寫得最準確的作家之一”。在《收獲》等重要文學刊物發表小說三十幾部。中篇小說《冬天我們跳舞》、《紅顏》、《那片陽光還在》、《麗人公寓》、《瞬間之旅》、《純色的沙拉》、《不屬于我的日子》、《無性伴侶》、《雙面夏娃》等多次轉載、并進入不同小說選本，屢次獲獎。出版長篇小說：《美國來的妻子》、《阿飛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上東城晚宴》、《家肴》；出版中篇小說集子：《麗人公寓》、《無性伴侶》、《多情一代男》、《純色的沙拉》、《瞬間之旅――我的東南亞》、《紅顏――我的上海》、《冬天我們跳舞》。部分作品被改編搬上銀幕和舞臺。編劇并導演話劇《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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