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退休,一個時代結束了。在媒體的時候,老冀曾經多次采訪過聯想控股和聯想集團,跟柳總的接觸比較多,深刻感受到柳總超凡的個人魅力。
柳總是1944年出生的,40歲的時候才創辦聯想,那個時候的創業大環境又沒有現在這么好,柳總可謂嘔心瀝血。如今,聯想控股已經成長為中國民營企業的第一陣營,旗下的聯想集團也成為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中國企業。
如今,75歲的柳傳志退休了,老冀相信很多朋友都會將其與同樣75歲的任正非進行對比。為了華為的明天,現在的任總還無法退休。
據老冀了解,兩位企業家應該是很好的朋友,私下里有一些交流。2005年老冀和前華為高管吳建國老師合著了一本《華為的世界》,去找柳總寫個評論,柳總欣然同意,并且給老冀寫了“華為爬北坡,聯想爬南坡,都能登上珠峰”的一段話。
通過常年的接觸和觀察,加上自己琢磨,老冀發現這兩位企業家的管理哲學其實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在分析差別之前,老冀需要指出的是:在過去這些年來,兩位企業家一直都在自己創辦的企業中實踐自己的管理哲學,并且圍繞管理哲學建立了完善的管理體系以及人才培養機制,如聯想管理學員和華為大學。也就是說,兩家企業的管理基礎都非常扎實。
柳傳志:人為先
柳傳志的管理哲學是什么?是“搭班子、定戰略、帶隊伍”、“小公司辦事、大公司辦人”、“入模子”。大家可以琢磨這幾條,核心還是“人為先”。
根據老冀多年的觀察,柳總會花很長時間考察下屬的管理能力,如果其經受住了考驗,又極度認同聯想的企業文化,就會授予其獨當一面的權力,當年的楊元慶、郭為、朱立南、陳國棟,莫不如此。
2001年,柳傳志之所以將當時的聯想分拆為聯想集團和神州數碼,就是覺得楊元慶和郭為兩位都是領軍人物,誰也不可能甘居另一人之下。為了保證兩位都留在聯想體系,他寧可把業務拆成兩塊。
柳總的“惜才”是出了名的。2005年聯想集團收購了IBM PC業務之后,曾經引入原戴爾高管阿梅里奧擔任聯想集團CEO,一部分老聯想的高管受不了阿梅里奧的管理風格紛紛離開。每次聽到這樣的消息,柳總都是痛心疾首,并將離開的一部分高管延攬到聯想控股負責其他產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原來在聯想集團負責全球新興市場的陳紹鵬,到了聯想控股負責農業板塊。
也正是由于“惜才”,柳傳志的人情味就濃很多。早期創業的時候,由于過于焦慮,他曾經患上了美尼爾綜合征,一只耳朵幾乎失聰。后來老冀不止一次聽到柳傳志告誡他的高管,工作要努力,但是身體更重要,如果身體出現狀況了,工作寧可放一放。
“人為先”的管理哲學,使得柳傳志更為鐘情非相關多元化的發展模式:2001年聯想分拆之后開始大規模做投資業務;2009年聯想控股改制之后又將現代農業、化工、大消費(酒業等)作為未來的支柱產業;2018年收購盧森堡國際銀行之后,銀行業也成為了聯想控股的支柱產業。
“人為先”的邏輯,讓聯想在拓展不相關的新業務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畢竟只要能夠找到合適的領軍人物,就能夠把新業務做起來。例如,聯想找到了趙令歡,就把私募投資業務做起來了。
“人為先”模式最大的局限,在于必須選擇既認同聯想價值觀、又有著極強業務能力的領軍人物。有了領軍人物之后,才能去搭班子、定戰略、帶隊伍。一旦這位領軍人物沒選好,就會導致整個業務都出現問題。例如,當年聯想發展房地產業務就沒有達到預訂的目標。
任正非:事為先
同樣是當年楊元慶和郭為的事情,如果換做任正非決策的時候,老冀相信他會毫不猶豫地留下一位,放棄另一位,不帶太多的個人感情,選擇標準只有一個:留下誰對華為未來的發展更為有利。
如果說柳傳志的管理哲學是“人為先”的話,任正非則是“事為先”。
1996年華為引入“人大六君子”,起草《華為基本法》。在討論公司基本控制政策的時候,任正非曾經問過黃衛偉教授:“你認為控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黃衛偉回答:“管理控制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控制也能達到目標。”“對!”當時,任正非一下子就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如果仔細研究任正非這些年的講話,他多次將華為的管理與物理學上的“熵”等理論進行對比,他希望華為成為一家不依賴于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也能夠運轉自如的公司。在公司的發展過程中,如果有些高管不適合華為未來的發展,即使這位高管有著很強的管理能力,他仍然會毫不猶豫地將其拿下,正如當年的李一男、費敏、洪天峰等。如今,這幾位當年在華為叱咤風云的CXO級別的高管都已經離開了華為。
這也使得純從個人感情角度來看,任正非稍微少了點人情味。早年的華為嚴格實行高管異地任職制度,副總裁李玉琢在深圳工作,家卻在北京,想申請回北京工作夫妻團聚,任正非卻說,如果夫人不愿意到深圳來,你可以離婚嘛。
很多華為的朋友跟老冀交流,他們認為華為最大的特點就是完全的制度化運轉,除了任正非之外,不需要其他獨當一面的領軍人物。如今的集團輪值董事長徐直軍、郭平、胡厚崑不是,負責具體業務的事業部CEO余承東、丁耘、閆力大同樣也不是。
例如,負責消費者業務的余承東算是猛人了,但是仍然談不上獨當一面,因為其“產品貨架”很大程度上還是要依靠海思、2012實驗室等華為集團的大平臺;即使具體到招募和考核人才這些職能,也是華為集團的人力資源部和總干部部來負責。
“事為先”的管理哲學,使得任正非更喜歡“從核心擴張”的業務模式:直到2011年之前,華為的業務一直緊緊圍繞著運營商市場,圍繞著電信系統設備。此后,華為實施“云管端”戰略,擴張到了企業和消費者市場,但是所有產品用任正非的話來說,仍然是“有利于將管道擴張到太平洋那么寬”的邏輯展開的。
“事為先”的邏輯,讓華為拓展企業和消費者市場的時候很容易放下身段,因為只要能“成事”,即使跟華為原有的直銷業務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華為也愿意原封不動地學習,例如學習新華三的渠道體系,學習小米的線上營銷,學習OV的線下渠道。
華為的問題是一旦超過了所有競爭對手,前面沒有學習對象了,華為就有些不知所措了。還有就是如果這個新業務本身變化就很快,學習對象也在不斷地學習的話,華為也就有點學不過來了。最典型的例如公有云業務,華為雖然進步很快,但是離領先者還有較遠的距離。
說到底,哲學還是用來指導實踐的。過去這些年,兩位企業家的管理哲學指導各自創立的企業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如今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和挑戰。在這里,老冀非常期待他們基于對未來的思考,對自己的管理哲學做出進一步的完善。
由于多年一直關注柳傳志和任正非這兩位中國最成功的企業家,老冀對他們的管理模式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歡迎朋友們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