桿秤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體現了中國人的智慧，堪稱“國粹”。桿秤由幾個部件組成：一是秤桿，它粗的一端上有秤毫并且整個秤桿上鑲有秤星；二是秤砣；三是秤盤。

秤砣也叫“權”，它是按軒轅星座表意制作，屬星宿，是主雷雨的神。秤桿稱作“衡”，象征紫薇星座，“權衡輕重”這個詞，就是由此而來。

而古人的稱重器械在規格上與現代不同，古人使用的“鐵坨秤”以十六兩為一斤，半斤等于八兩。

為什么我們的先祖會這樣規定重量單位呢？其中又包含了哪些奧秘呢？

關于這個“把十六兩”定為一斤，有著一個廣為人知的小故事。故事中記載道，當時秦國負責統一度量衡的不是秦始皇本人，而是丞相李斯，李斯其人極有才華，有了金剛鉆才攬瓷器活，在收到吩咐之后，很順利地統一了貨幣的規制、量器的大小，還有基礎重量單位的定奪。但這個時候問題來了，讓多少兩等于一斤比較合適？李斯陷入了糾結之中，因為既然兩的單位已經定下來，換算起來好像隨意一點也沒問題，但太隨意了又有失考究。

舉棋不定的李斯遂去問了秦皇，秦皇不說話，大筆一揮寫下幾個小篆：天下公平。李斯還是有點摸不著頭腦，但是他靈機一動，數了這幾個字的筆畫，欣然決定用十六兩作為一斤。

雖說故事是這么來的，但這種歷史小趣聞明顯有后世編纂的成分在內，沒什么科學依據，不可考。

事實上，探討這個問題，得從兩個方面來講，一個是傳統文化，一個是實際的歷史背景。

首先文化上，老祖宗的這些東西，必定是有著充滿哲學智慧的解釋。古人認為，人的一生，從生至死亡，如果有福有祿長壽，就說明人生是圓滿的。

他們以星相作為測算命運、窺探天機的手段，星相學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中國的古代文化。

古人視“北斗七星”為帝王之星，主生殺、執生死；“南斗六星”為生命之星，主生靈、執正道；“福祿壽三星”為賜福之星，主福壽、執吉兇。

這三大星相的總數為“十六”，因此古人將“十六”定為稱量物體的基本單位。 正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

古人將象征著“生死、正道、吉兇”的數字刻在秤上，是為了告誡那些心術不正的生意人，生死正邪全在一念之間，切莫為了貪圖一點蠅頭小利而拋棄做人的原則。

少秤一兩貨物，福星便會減去你的一點福氣；少稱二兩貨物，壽星便會減去你的一點壽命。

所以過去民間流傳有“秤上虧心損陽壽，秤平斗滿是好人”的說法。

中國的傳統文化告誡我們，要買賣公平，生財有道。因此秤在人們心目中被認為是正直無私、光明磊落的象征。三國時期諸葛亮曾說過：“我心如秤，不能隨人低昂”，而這個說法已經超越了商市買賣，升華到了人格、品德的高度。所以奉勸各位生意人以誠為本、以義為先、多積陰德，少占便宜。

古人認為北極主生，南極主死，天上的北極星指引方向，因此，定盤星是代表著北極星，十六兩的星分別代表著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祿壽三星共十六星，并要求商人要公平交易，如果少給人一兩，就表示坑人者無福，少給人二兩少祿，少給人三兩則短壽。

八兩為半斤，因此人們常常說“半斤八兩”來形容兩個人差不多。

當然，古人的智慧并不僅僅是觀星探相那么簡單，還跟當時的生產條件和制度有關系。

首先當時標準參照物，一斤就是十六兩。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秦國以黃金作為稱量物體的單位。打個比方，秦始皇規定一尺為23厘米，那么一寸也就是2.3厘米。

《漢書食貨志》上說“黃金方寸為斤”，方就是尺，也就是23厘米，寸就是2.3厘米。用黃金打一個長23厘米、寬2.3厘米的立方體，測量出的重量等于十六兩，也就是古人所說的一斤。不過古人的“克數”與現代不同，所以古代的一斤相當于現在的半斤多一點。

《三國演義》中關羽使用的冷艷鋸有82斤重，實際上只有41斤，或者不到50斤。民國時期，民國政府延用十六兩制，但是將一兩定為31.2g，一斤定為500克。

直到1959年，我國才使用“十兩制”，也就是我們現在使用的稱重單位。

而這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牽扯到一個進制問題，在古代的生產條件下，在秤桿上用二進制顯然要比十進制好用。大家不妨想一想，在秤桿上是十等分的刻度好制作還是十六等分的好制作？

這里有些朋友估計會說是十等分，但其實是十六等分。因為在古代刻量工具缺乏的情況下，想做到等分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最簡單的就是對折，也就是二進制的一個雛形。既然是對折那就只能是二四八十六這樣，所以才有了十六等分。

先秦時期不論科技還是生產力都遠遠不如今天，就是桿秤也不普及，老百姓更多地使用簡易的天平來稱量。

只要有一個一斤重的砝碼（即“權”），運用天平原理，跟砝碼一樣重的物體就是一斤；如果物體比較輕，把砝碼對半分，正好就是半斤；如果物體還是輕，繼續平分，就是四分之一斤。如此步步逼近。

如果采用十進制的話，到四分之一斤這里就不是整數了，確定臨時砝碼的難度上升。所以斤兩換算的進制采用二的次方數最為方便。

如果不是這樣，肯定早就用十進制了，畢竟好換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