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收藏熱升溫，藏書研究在經歷近代和20世紀80年代兩次高溫后，再次進入人們視野。葉昌熾作為我國晚清至民國時杰出的藏書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金石學家，在近代文化學術上，不僅在藏書史、石刻學、敦煌學研究上做出特色貢獻，而且在古籍刊刻、書目編纂、方志纂修等方面也有出色的成績。尤其撰寫的《藏書紀事詩》，實為開藏書家研究先河之作。

一、葉昌熾平生學術成就

葉昌熾的好友王季烈在其日記《緣督廬日記鈔》序中言其“治漢儒經說，旁及金石、目錄考訂之學，孟晉超群，其愿彌宏。”可見葉氏所擅之學，遍及經學、目錄、校勘、金石等類，以下一一予以列舉。

1、作為目錄學家的葉昌熾。自漢代劉向、劉歆父子作《別錄》、《七略）首創圖書六分法而為我國古代圖書目錄事業奠基以來，目錄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登上我國歷史舞臺，歷代學者們整理文獻、考據源流，在書目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地概括和總結，使得我國目錄學不斷地成長、發展，反之又進一步推動了我國古代文化的發揚光大。葉昌熾作為我國晚清知名學者之一，尤精于目錄學與校勘學，贊其為當代冠亦不為過。除審定翟氏《鐵琴銅劍樓書目》、作潘氏《滂喜齋讀書記》外，其煌煌大作《藏書紀事詩》更是集其目錄學之大成。這部歷時七年編撰而成的紀事詩體目錄學著作以其獨特的風格和翔實、全面的史料獨領風騷迄百年，而且堪稱古代目錄學向近代目錄學轉換時期承上啟下的一部力作。自《藏書紀事詩》刊行以來，儼然成為一種目錄學專著的專門體裁，其影響之廣前所罕見。此前，學者們主要致力于對書目分類體系、提要注解方面的敘述，其體例也不外乎敘錄體、傳錄體和輯錄體等幾類。《藏書紀事詩》則一改以往目錄學著作中以對一朝、一代、一家書目的敘述為主的情況，將上下三千年的藏書家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從歷史的發展這一角度來加以闡述。不僅從整體上對藏書家的歷史功績給予肯定，而且還以每個藏書家為個體，就其歷史背景、學術生涯、藏書特色、藏書源淵等一系列問題逐一進行探討，進而開拓了一門新的衍生學科――藏書家史，并奠定了藏書家史這一專門學科的歷史地位。

2、作為金石學家的葉昌熾。約于光緒九年（1883年）起，葉昌熾逐步于碑拓之學產生興趣，對金石碑版孜孜以求，其“五百經幢館”藏碑拓八千通，尤其在研究上用功甚勤，終成大器，與顧炎武、吳大澂、李根源三人一起被譽為清代最負盛名的大金石學家。其金石學成就集中反映在他的《語石》一書中，此書不僅通論古代石刻，更初步建構了中國石刻學的理論系統，其體系之完備、資料之豐富，至今似尚無能出其右者。《語石》一出，標志著石刻學成為一個獨立學科，從理論和體系上從金石學中劃分出來，為后來的石刻學構建了實用的理論框架，影響可謂深遠。該書共錄274條目、485則，從造碑緣起、碑刻形制、碑刻文字、地域分布、書法源流、摹拓技巧、收藏輾轉等多個方面進行全面論述，堪稱石刻學學科之概論性著作，被后世當作石刻學乃至金石學入門典范之作亦不虛此名。

3、作為校勘學家的葉昌熾。葉氏并非富碩殷實之家，故其自藏未見稱雄于世。但除自藏外，其先后協助多位大藏書家，廣行校勘、刊刻之能事。先后受聘校勘蔣鳳藻《鐵華館》、《心矩齋》兩部叢書，潘祖蔭《恭順堂叢書》，其余所校之書不一而足。即便其一生專注的最后大事，仍是搜求可借之藏本，主持校勘劉承干宋本《史記》、前后《漢書》和《三國志》等四史。

4、作為敦煌學家的葉昌熾。自從于甘肅學政任上得到汪宗翰所贈《唐李公碑》、《楊么碑》、《李太賓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記碑》、《皇慶寺碑》、《莫高窟碑》等莫高窟碑拓和《水陸道場圖》、《水月觀音像》等佛畫后。葉昌熾即以自身深厚的國學功底對這些文物做了簡明扼要的概述，在世界上第一次判定了敦煌遺書和絹畫的重要學術價值，成為世界上敦煌學研究的第一人，并根據經卷的筆法、墨色、紙張等特征考證出《大般涅槃經》、《大般若石經》等敦煌卷子佛經均為唐時寫本。惜任上始終未曾親至敦煌，“竟不能罄其室藏”，故對于藏經洞文物重要價值的認識尚存較大局限性。至晚年，其一方面懊惱自己在任期間未曾親訪莫高窟、予以嚴加防護而致國寶外流，另一方面又在《語石》和《緣督廬日記鈔》中對自己耳聞目睹之藏經洞文物、文獻最初散佚情況作簡單記述，無疑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會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的廣泛關注，進而促生了清末民初執政當局對于敦煌文物的保護意識。

5、作為藏書學家的葉昌熾。葉昌熾首開我國藏書史研究的風氣。自古至今的大量藏書家在我國典籍的聚藏、流傳，文化的傳播發展上，發揮著官方無法取代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我國文化命脈之延續均系依靠他們。尤其是政府大批禁毀書籍如清文字之禍時，他們對于文化典籍傳承居功闕偉。而且眾多古往今來的藏書家們所關注的非僅文獻的典藏，其多以畢生精力買書、聚書、藏書、修書、補書，甚至讀書、著書、校書、刻書，我國輝煌燦爛古代文化的創造、傳播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由是，藏書史當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葉昌熾之前，在這一領域里做嚴密而又系統的考證、著述的少之又少，藏書史研究未能確立研究規范。以致眾多在文獻典藏、文化傳播上貢獻甚偉的藏書家生前“節衣縮食，鳩集善本”，死后卻“名姓翳如，不掛通人之口”，“縹緗既散，蒿萊寂然”矣。本身即為藏書家的葉昌熾，深知歷代藏書家聚守文獻的艱辛，也明白他們對文化傳播的勞苦功高。秉持為歷代藏書家著史之愿望，憑借自身藏書、治學所獲切身體驗和深厚功底，始有《藏書紀事詩》之面世。通常以為，我國歷史藏書研究始于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這部《藏書紀事詩》，不僅總集其目錄學之大成，更是奠定了“藏書史”這一專門學科的學術地位，正如王頌蔚言“君闡章之功，什百秀野，其亦有冥通之異夫？”

6、作為藏書家的葉昌熾。葉昌熾之父葉震榮、祖父葉秀荃、乃至曾祖、高祖，均以商為事，且家道數度興衰，據其本人記載，經太平天國禍事，其家境再度中落，至光緒七年（1881年）及光緒十二年（1886年）其父母先后去世時，竟無以為殯殮，只得變賣部分藏書。由此可見，葉氏并非大富之家，雖官至五品翰林院侍講，但仍家境清平，受自身經濟水平所限，大量聚書、典藏珍本已無可能。葉氏讀書致學數十年，經眼珍本善本無數，但絕大多數無非師友故舊所屬，真正屬于自己的治廇室藏書不過一千余部，其中兩宋珍本寥寥無幾，又除購于書肆外，一生抄寫不倦，方才聚得罕見難得之典籍。幸其慧眼獨具，致力于家鄉文獻典藏的收集，加之石刻碑拓的搜集獨樹一幟，乃藏有不少孤本和罕見的抄本，他的五百經幢館所藏碑拓凡八千通，少有人出其右。惜葉昌熾生前雖常為其他大藏家或編錄、或校勘，卻未編有自己的藏書目錄。至宣統二年（1910年）簡略整理時，也不過概計新舊三十三箱、精本一架、不全本三架、拓片九箱。身后，其藏書流入書肆散售而盡，多不知所終；幸所藏碑拓大部分輾轉歸入今上海圖書館。

二、《藏書紀事詩》述評

葉昌熾傳世主要有以《藏書紀事詩》、《語石》、《緣督廬日記鈔》三大部為主之若干著作，其中《藏書紀事詩》于光緒十年（1884年）動筆編撰，歷時七年至光緒十六年方才脫稿。其刊印版本先后有光緒二十四年葉氏門人江標的“江刻本”，宣統元年的自刻本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中華書局、古典文學出版社的平裝本和1989年、1999年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等，北京燕山出版社亦曾于1999年排印。

是書編排體例得當，共七卷，卷一為宋朝，卷二、卷三為元明，卷四、卷五、卷六為清，卷七續補清末九首、附錄二十三首，對同一朝代的人按“正史有傳者，據史為次，多有科目者，以釋之先后為次，無者，以同時人序、跋、贈答參稽而互訂之。”在編撰方式上，也是獨樹一幟，參照《南宋雜事詩》和《金源紀事詩》的體例，以人為傳，即每一被錄者均賦詩一首，并記以事實若干和注文。在收錄范圍上，極其廣泛，上起五代，下止清末，歷時千余年，收錄藏書家凡739人。其收錄人物之多、起止時間之長、敘述之詳盡，在古來目錄學著作中堪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收錄的人物，不以權貴、名士為標準，僅以“藏書為尺度”，其中既有名噪海內外的士官大夫、大藏書家，也有居于窮鄉僻壤、名不見經傳的布衣學者，尤其是將我國古代出版業中一些頗具代表性的刊刻工人如周慈、許翰屏、錢米嚴等也予以收錄，并對這些刻書工人對我國古代圖書文獻的出版、傳播、流通等工作所做出的貢獻著以重墨，做專文記述，為后來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史料。葉氏撰述，立論精準，注文詳盡。

《藏書紀事詩》中每一被錄者條文中均含其為之撰寫的注文，并將之與絕句有機結合，相互烘托。注文的特點，首先是考證較為準確、取材盡量豐富。葉氏既著眼于正史、稗乘、方志等文獻，也留心于各類官私簿錄、古今文集中的史料，可謂廣采博蓄，一一考求藏書家的生平事跡，材料詳備豐富。其次是文字明了，按語中肯。被錄材料除少量直接摘錄或引用于原書外，大部分均系對原材料挑揀再三，取精去粗，刻意精煉。后來之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吳則虞《續藏書紀事詩》、莫伯驥《藏書紀事詩補續》、周退密和宋路霞《近代上海藏書紀事詩》、徐信符《廣東藏書紀事詩》等，無不循葉氏《藏書紀事詩》之規，在體例上沒有更系統、更完善的發展，規模也與葉作相去甚遠。可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不僅開創了我國的藏書史研究事業，使得對歷代藏書家的研究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在這一領域中，近百年以來，甚或未來若干年間，其仍獨占鰲頭、不可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