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錢鍾書極有個性，也很真誠，他對自己行為的判斷前后統一。1949年后，錢鍾書沒有再出版一本新書，唯一的一本是《宋詩選注》，改革開放后重印舊作和出版新書是另一回事。這個選擇看似簡單，卻包含深意。錢鍾書出名較早，那時該完成的事都完成了，他比較從容，在那一輩學者中，凡當時已出名的學者遠不如還沒有出名的學者來得積極，他可能預感這個時代已不屬于自己，他不是主動反抗型的人，但內心清醒。

就是這本《宋詩選注》，錢鍾書也多次說過，是鄭振鐸要他做的，并不是自己的主動選擇。他在香港版《宋詩選注》的前言中曾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里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我個人常識上的缺陷和偏狹也產生了許多過錯，都不能歸咎于那時候意識形態的嚴峻戒律，我就不利用這個慣例的方便借口了。”這個說法表達了錢鍾書真實的內心感受。

研究錢鍾書的人早注意到《宋詩選注·序》中的一處修改。連燕堂在《讀〈宋詩選注〉》(《讀書》1980年8期)一文中曾指出過，1978年再版《宋詩選注》時，錢鍾書對原書有一些修改，特別是在序言中加寫了這一段:

毛澤東同志《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藝理論的術語，明確地作了判斷:“又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臘。”

《宋詩選注》序言寫于1957年6月，曾在1957年第3期《文學研究》上刊出過。毛澤東給陳毅的信寫于1965年7月，首次公開發表在1977年底的《人民日報》上。這樣就出現了1957年文章中使用了1977年才出現的史料，但錢鍾書在重印《宋詩選注》的時候并沒有在注解中說明這個問題，留下了一個“《宋詩選注·序》修改之謎”。

《宋詩選注》第一次再版時，錢鍾書于1978年4月寫了一則“重印附記”:“乘這次重印的機會，我作了幾處文字上的小修改，增訂了一些注解。”1988年第六次重印，1992年第七次重印，錢鍾書都寫了“重印附記”，對此沒有說明。1985年應出版者要求，重審《宋詩選注·序》，錢鍾書決定保留毛澤東的引語(見李洪巖《智者的心路歷程》第429頁)。

錢鍾書一生文字中，只在《宋詩選注》中引過毛澤東的話，第一次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二次就是《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都可以理解成“為引而引”。以錢鍾書的智慧，本不應該出現這樣一個選擇，而當有人指出這種選擇的時間差異后，錢鍾書為何還要堅持到底？

錢鍾書在自己的文字中不輕易引時賢的話，這是一個自覺的選擇。他曾對傅璇宗說過修訂本《談藝錄》“道及時賢，惟此兩處”的話，雖然事實上并不止兩處，但可以判斷錢鍾書對待時賢的態度。那么如何理解“《宋詩選注·序》修改之謎”呢？

第一，我們要注意錢鍾書看到毛澤東給陳毅信的時間，應該是在信公開發表以后，時在1977年12月31日。《宋詩選注》第一次“重印附記”完成于1978年4月，前后相距約三個月。“真理標準討論”發生于同年5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同年12月召開。也就是說，錢鍾書在《宋詩選注·序》中加進毛澤東的話并在引述這段話前加了一句略有稱贊意味的評價(以近代文藝理論的術語)的時候，當時中國還沒有開始思想解放運動，錢鍾書不顧時間差異引毛澤東的話，更多還是出于自我保護，恰好可以印證他后來坦然講出的:“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這個細節恰好說明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心理狀態。

第二，錢鍾書是真誠的知識分子，既然“又忍不住自作聰明”，那么后來也就不必再為自己護短，“我就不利用這個慣例的方便借口了”是一句真誠表達內心感受的實話。敢于坦然承認自己在特殊歷史時期內心的恐懼，并承認自己為逃避這種恐懼所作的不合常識的選擇，其實更真實體現了自己的人格。

我猜想，這也是為什么后來錢鍾書愿意在自己的傳世之作中，保留一處有明顯不合常理“史料”的緣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