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晨報 作者：七郎

來源：新聞晨報 作者：七郎

這兩天，“美團外賣傷人”一事在逐漸寒冷的冬日里持續發酵。盡管從目前披露的信息來看，涉事外賣小哥是到超市取貨品時，與店員發生口角，才最終釀成悲劇，和“差評”無關。但這并沒有阻止眾多網絡輿論掀起的對“差評”的聲討，甚至在美團發布聲明之前，“差評”一度成為網友猜測最多的“真兇”。

在一起惡性傷人事情之后，行兇者得到如此普遍的同情，甚至引發不小范圍的共情，這一情況的出現不得不說是和外賣小哥的身份標簽有著直接的關系——多年來，外賣小哥起早貪黑，風里來、雨里去的底層勞動者形象已經定型，一旦有極端事件發生，很容易想當然地被視為弱勢一方。

我不知道，這種“天下苦差評久矣”的情緒背后是以什么樣的邏輯來支撐。但一個起碼的事實就是：無論什么樣的同情和共情都不應該成為惡意傷人的借口。而在差評制度和惡意傷人之間，臆斷推論而出的因果關系更是一種簡單粗暴的思維甩鍋——平臺用差評制度壓榨外賣小哥，小哥不堪壓力，從而因為爭吵情緒失控導致最終釀成慘劇，這個邏輯不僅理解起來順理成章，而且也符合了很多人的想象。

然而，在這起傷人事件里，如果剔除外賣小哥的標簽，其實并沒有太多的行業特性。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里，因為“口角”而演變成的暴力沖突很多，上升到刑事案件的也并不少見。而且它絕非某個行業的專屬，而是均衡地分布在各種人際關系之間。此次事件，也只是服務行業和消費者關系中一個極端的個案。如果說，它本身具備了什么代表性，那也更應該是從處理人際關系、如何面對壓力、如何疏導心理壓力著眼。換而言之， 我們應該談論的是一個存在一定普遍性的社會心理問題，而不是一個小概率的社會兇殺案件，更不應該把“差評”，乃至“業績壓力”視為萬惡之源。

任何制度的設計都是針對最大多數的群體，而非某一個個體。以個體的極端個例來否認整個制度，這種基于某種情緒的宣泄并不會讓這起極端事件成為一個所謂的制度拐點，反而會讓泛濫的情緒侵蝕本已成型并且有效的運行規則。在這起極端個案之外，評價制度（包括差評）在外賣、電商、網約車等眾多互聯網服務平臺都已經有效運行多年，并成為了互聯網平臺制約和優化各方權益的管理機制，其本身既是互聯網消費趨勢下的產物，也成為互聯網消費模式中的標志性規則之一。

我自己也經常點外賣，至今也沒有給過差評，但我依然保留給差評的權力。因為在制度層面上，差評是維護消費者權益的最后底線。當然，我也遇到過不少次外賣遲到，乃至缺貨少貨的情況，但只要有過良好的溝通，我也會因為理解外賣小哥的不易而放棄差評，這是制度之外的人情。

而事實上，如果沒有評價制度的存在，缺少“差評”制度的監督和制約，作為消費者的我們，很可能連釋放人情的機會也沒有了。試想一下，如果沒有評價制度，不僅消費者在消費選擇上失去了擇優的權利，更喪失汰劣的機制。尤其是作為一個非實體的消費平臺而言，如果沒有一個事后的評價機制存在，消費者面臨的可能就是投訴無門的境地。

至于那些主張堅決取消“差評”的人，站在所謂道德制高點上的所謂“共情”，也許充滿了人情味。但無差評的結果不僅會讓消費者失去維護自己利益的權利，同樣也會讓真正優秀的外賣小哥失去動力，甚至助長了一些業務能力不行的外賣小哥不思進取的心態。而且， 優勝劣汰、獎勤罰懶，這不僅僅是外賣行業，也是整個社會勞動行業通行的評價機制原則——差評制度當然有需要完善之處，有尺度寬嚴上的把握，但其原則機制絕非所謂的惡之源。

我們與其在臆想中建立起行業高壓導致殺人這個荒唐的邏輯，倒不如各方合力，在如何完善評價制度上多做點事情。在這場關于“差評”制度的討論中，諸如建立三方互評的機制，在評價機制中完善審核、仲裁和反饋機制，針對惡意差評建立信用制度等等，都是讓“差評”更優化的方向。

在這個寒冷的冬天，在訂外賣時平等對待每一個外賣小哥，遞上一杯充滿人情味的熱水，慎重而負責地點下每一單的評價，這都遠比一棍子打死“差評”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