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慨嘆，自經漢朝仁君漢文帝整頓刑法以后，“古肉刑之不復用”。但是，“五胡以來，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各種稀奇古怪的刑罰，又死灰復燃。特別是北齊、北周，單單死刑就有磬、絞、斬、梟、磔等等不同手段，使得“內外恐怖，人不自安”。所幸隋文帝制訂《開皇律》，刪除了許多苛酷條文，“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

的確，隋文帝下令由裴政、蘇威、高颎、鄭譯、楊素、常明、牛弘等人合力完成的《開皇律》，，死刑執行或絞或斬，只此兩種，改鞭為杖，改杖為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廢除了原北周、北齊法律中的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罪一千余條，最后僅剩下五百條，可謂善莫大焉。

另外，隋文帝在刑法上還制訂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制度，王夫之沒有說。

即在開皇十五年（595年），隋文帝宣布把“死刑復奏制度”形成定制，規定“死罪者三奏而決”，即凡判處死刑的案件，須經“三奏”才能處決死刑。

這充分體現了隋文帝悲天憫人的情懷、以及對生命的重視。

《開皇律》對后世律法影響深遠，唐承隋制，唐朝基本上都繼承了《開皇律》的條文。

不過，誠如呂思勉所說，隋文帝最大的缺點，還是“用刑失之嚴酷”。

趙翼則指責他“殘忍慘毒，豈復稍有人心。”

為什么會這樣呢？

應該說，隋文帝的天性是善良的，但他的江山來路不正，在管理上，就難免會疑神疑鬼、患得患失。

《劍橋中國隋唐史》對隋文帝這種性格的剖析非常深刻，書中寫：“楊堅易于發怒，有時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這顯然與他個人的自危感有關，到了晚年，與上面談到的追求最高權勢的變態心理有關。一次他在殿上鞭打一個人，然后又肯定此事與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張廢除笞刑。但不久，他在暴怒時又用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對帝王應仁慈寬厚的呼吁充耳不聞，不加限制地施行當時普遍的酷刑。”

隋朝建國初年，國內盜賊蜂行，社會治安極差，嚴重危害到國家政權的穩定。隋文帝火急攻心，召集群臣商議對策，但不等大家發言，他又解散會議，自作主張，推行檢舉法，在國內發出通告：“凡是對盜賊進行舉報的，一律法將盜賊的家產判定給舉報人。”一開始效果還不錯，處罰了很多盜賊，社會暫時得到了安寧。但是，地痞、流氓從中找到了漏洞，惡意誣告富家子弟，意欲憑借官府的判處霸占富人的家產。如此一來，社會秩序又出現了混亂。

隋文帝于是在開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廢棄原來的辦法，再上一個狠招，宣布：“凡是偷盜一錢以上財物的，立即斬頭棄市。”

這就非常恐怖了。

百姓人人自危，個個恐慌，無論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稍有行差踏錯，會招來殺身之禍。

隨后，又追加一條：凡有人聽說或看見了貪污行為而不檢舉告發的，一律連坐，與貪污者一同處死。

這么一來，除了隋文帝自己，其他所有人都坐不住了，包括執事宰相。

眾人紛紛找隋文帝訴苦，說這個“盜取一錢棄市之法”乃是亙古未有。

隋文帝只好悻悻取消了此法。

從隋文帝這一系列表現來看，我們知道，他想要治理好國家的心情是迫切的，但想法太過簡單，只想著“以刑去刑”，表現草率，不持重，制訂的刑罰不符合法律的“罪刑相當”要求，難于推行，到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其實，隋文帝不單單是對頒布的法令、文告隨意更改，就算是集思廣益的、已經制訂好的《開皇律》，也是隨心所欲，不放在眼里。

番州（今廣州）刺史陸讓是個大貪官，他在番州大貪特貪，刮地三尺，肆無忌憚。

番州司馬掌握了陸讓貪污的證據后，整理好材料，向隋文帝進行舉報彈劾。

隋文帝派調查組到番州查驗，吩咐一旦核實了陸讓的罪行，就把他押解到長安。

當陸讓被逮捕押解到長安，隋文帝又親自對他進行審問。

陸讓非常狡猾，拒不認罪。

隋文帝不得不讓治書侍御史重新審理此案。

經過三番四次的細查重審，在堆積如山的大量證據面前，陸讓低下了頭。

為慎重起見，隋文帝又讓公卿們對這個案件進行討論。

大家都認為，根據《開皇律》上的條文，陸讓的貪污行為就應該判死刑。

隋文帝經過復核，簽字同意，下詔判處陸讓死刑。

臨刑那天，陸讓的庶母馮氏從番州趕到，散發蹌足、蓬頭垢面，在朝堂上當眾教子，大聲數落陸讓，說他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讓豬油蒙了心，做出這等貪贓枉法的事來。

痛斥過后，馮氏又求請來一碗粥，親手端著，一口一口喂陸讓吃，讓他早死早超生，祈求再世為人，安分守己。

粥喂完了，馮氏突然又做了個大膽的舉止，跪倒在隋文帝面前，哀求隋文帝給陸讓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隋文帝看他母子難舍難分，開始動了惻隱之心。

坐在隋文帝身邊的獨孤皇后是一枚標準的圣母婊，也開口幫馮氏求情。

治書作御史柳彧跟著起哄，說：“馮氏母德高尚，即使鐵石心腸都會被感動；我們如果殺了陸讓，那就太缺德了!”

隋文帝腦袋發熱，善心泛濫，一拍大腿，當即下詔：“馮氏的慈愛之道感天動地，免陸讓死罪，貶為庶民即可。賞馮氏五百段布帛，予以嘉獎勉勵，凈化風俗。”

群臣聽了，交口稱贊，頌詞如潮，大贊當今皇上是堯舜禹湯，有好生之德，“威范也可敬，慈愛也可親”。

隋文帝洋洋自得，心安理得地享受臣子的稱頌。

隋文帝沒有想到，他這一“善舉”，其實是在變相地對那些曾被陸讓魚肉的番州百姓施予“惡行”，是在赤裸裸地踐踏法律。

表面威嚴無限的《開皇律》，在皇權跟前變得一文不值，毫無存在意義。

隋朝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歷史，與其法律制度的執行有極大關系。

終隋文帝一生，都不能遏制盜賊叢生的問題。繼任的隋煬帝，不得不加重對盜賊的處罰，致使社會秩序大亂。最終，被逼良為“盜”的百姓舉起了義旗，把隋朝政權埋葬戰火烽煙之中。

讀史可以使人明智。

有人問我，讀什么書才能全方位掌握中國的通史？我毫不猶豫地推薦他去讀《資治通鑒》。

清代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評價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開國偉人對這兩部書推崇備至，其中曾通讀了《資治通鑒》十七遍。他無限感慨地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里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

……

其實，讀《資治通鑒》不單單是通曉歷史，還可以從中思索和提煉出許多職場、人際間的東西。

不過，《資治通鑒》是文言文，大家讀來可能會有些累。那么，可以選擇白話文。不過，白話文就存在一個翻譯的問題，如果版本不好，翻譯出來的東西就不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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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書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由臺灣大學國文教授、博士生導師黃錦鋐領銜主持，集中臺灣多家院校27位教授、學者，歷時3年，合譯而成。

這套書尊重原文，逐字逐譯，不多增一個字，以求貼近、還原《資治通鑒》本義。不以“現代眼光”作解，更不平添枝葉。而且是全本。

里面還有重要人物畫像，有簡明皇帝譜系表、官制簡表。

做為歷史愛好者，入手這一套非常劃算，因為這一套在頭條做活動，一套十大本，只要208，可以說是很超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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