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若干家書系年問題再探討

吳元康

微信版第466期

1954年4月，胡適在為《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真跡》一書作序時，曾經指出：“可惜中國文人學者寫信，往往不標明年、月、日，或但記日而不記年月，或但記月日而不記年。這種信札往往需要慎重考證，才可以決定作札的年、月、日。這種考證是很不容易做的，往往是不可能的，往往是不可完全信賴的?！碑敽m指出前人書札缺憾時，他似未意識到，他自己的書信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這一情形在胡適的早期家書中尤為突出。當代學者耿云志等先生曾對這些書信的書寫時間作了艱辛考證，解決了其中的大部分問題，但少數家書的系年問題仍有待進一步探討。本文擬舉胡適致母親馮順悌的三則家書作一說明。

1、致母親（載該書第53頁）

原信摘述：“第六號上 吾母大人膝下：前寄第五號書及放大之照片，想已收到。今又寄呈放大影片一幀，如大人欲多得數張，當即寄呈。……兒在此甚平安，秋間即可畢業，惟仍須留此一年，可得碩士學位，然后遷至他校，再留二年，可得博士學位，歸期當在丙辰之秋耳?！薄岸缭诘り柨h作課長，月薪雖微，尚可勉強敷衍，惟二哥家累太重，亦是不了之計耳”。“適兒百拜 五月十一日?！?/p>

該函函末已標示寫于5月11日，惟年份不明。編者斷為1914年，但判定的依據未作任何說明。杜春和先生則認為此信寫于1913年。 同耿先生一樣，他也未具列判斷的緣由。杜、耿兩位先生同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耿先生與歐陽先生在編《胡適全集》第23卷時，肯定參考了杜先生所編的《胡適家書》?，F雙方的見地既不一致，又均未開列證據，頗令利用者無所適從，因此，對于他們的孰是孰非，仍有辨明的必要。

查此札有“兒在此甚平安，秋間即可畢業”一語。現《胡適全集》第23卷中的兩信已可證明胡適系1913年秋畢業于康耐爾大學，一封信寫于1913年8月3日，系致胡適母親的，其中提到：“現所習夏課將畢，夏課完后兒即可畢業，兒以年來多習夏課，故能于三年內習完四年之課也”。 另一封寫于1914年7月8日，系致江冬秀的，明確指出：“適留此邦已四載，已于去秋畢業。” 原來胡適1910年夏入康耐爾大學后，勤奮好學，暑假均不休息，得以將原定四年之課程提前一年結束，實際上已具畢業資格，但按康耐爾大學定例，學生須有八個學期之居留，故至1914年2月始正式獲得學位，同年夏與6月卒業者同行畢業式。 《胡適全集》編者可能鑒于1914年胡適才獲得學位參與畢業式來斷定此札寫于1914年。實際上，前述資料已表明，當事人胡適認可自己畢業的年份并非1914年，而是1913年。

胡適之母像

又，該札述稱：秋間畢業后，“惟仍須留此一年，可得碩士學位，然后遷至他校，再留二年，可得博士學位，歸期當在丙辰之秋耳?！北街锛锤芍Ъo年的1916年秋。由此上溯三年，不正好是1913年嗎？

此札又提及胡適二哥胡紹之在江蘇丹陽縣任課長一事，查胡紹之擔任丹陽縣知事公署稅務課課長一職，始于1913年初，同年夏即告辭職。 這一史實也證實了此札的書寫年份。

另外，胡母曾于癸丑年六月初四日（即1913年7月7日）致信胡適，信中所提內容與此札明顯前后關連， 也足以確認此札的年份。

因此，該札誠如杜春和先生所斷，應書于1913年。

2、致母親（載該書第39頁）

原信摘述：“第五號上 吾母大人膝下：前寄第四號書想已收到。茲寄上放大照相一張，以原片甚小，故不能再大，即此張雖甚大，然已不十分清楚矣。如吾母喜歡此片，乞下次來信告知，兒當加印寄上也。兒居此極平安，惟苦甚忙，大有日不暇給之勢，此外則事事如意，頗不覺苦，且兒居此已久，對于此間幾有游子第二故鄉之慨，友朋亦日多。此間有上等人家常招兒至其家坐談，有時即飯于其家，其家人以兒去家日久，故深相體恤，視兒如一家之人。中有一老人名白特生，夫婦二人都五十余歲，相待尤懇摯。前日以吾母影片示之，彼等甚喜，并囑兒寫家信時代問吾母安否?！抑兄T侄輩現作何種事業，兒以為諸侄年幼，其最主要之事乃是本國文字……糜兒百拜 四月廿一日（5月26日）。”

此札出自《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經查影印原件，信尾所署時間為“四月卅一日”，并非“四月廿一日”，更無“（5月26日）”字樣。 后者顯系編者私自添加。編者斷定該信寫于1912年，而將信尾“四月卅一日”改為“四月廿一日”，且進一步將“四月廿一日”認定為農歷，進而折成公歷日期?，F查1912年農歷四月二十一日折成公歷應為1912年6月6日，只有1913年農歷四月二十一日才為公歷5月26日。這里為何如此淆亂，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實際上，原件中的“四月卅一日”顯系手民之誤，因四月無論農歷、公歷均無31日。其實際日期不是“四月廿一日”即系“四月卅日”，兩者之中應居其一。另，該日期顯為公歷，因民國改元后，胡適所寄家書除極個別信札外，日期均系公歷。

胡適家書手稿

那么，此札是否如編者所言，書于1912年呢？這個問題，只要對民元胡適與其母互通信札的情形稍加勾稽，即可明瞭。眾所周知，胡適留美后，胡母在自己致胡適的信件上標列號頭列出寫信順序時，也要求胡適書寫家書時采取同一做法，以便備查。所列號頭以年為單位，通常每年年初首次寫信列為第一號，以后逐次標出號數，直至年終，翌年再重列號頭，但間有前后年交叉，標號與年份不一致的情形。查現存1911年胡適所致家書均標列了號頭，但自1912年初起，胡適不知何故，所致家書均不列號頭，引起胡母一再責怪，如1912年4月30日（壬子三月十四日）胡母致胡適信（第四號），即稱家中至今收到自美元旦（1912年1月1日）所發一信，未列號，隨后又收到美陽歷二月十號發來信一次，又未列號，殊欠妥當。 5月29日（壬子四月十三日）胡母再致胡適（第五號），指出胡適所致家書發信編號“自舊年以來均未列出，未免疏忽”。 6月18日（壬子五月初四日），胡母致胡適信（第六號）再次提到這個情況：“昨日接到由長安鎮轉遞來自美陽歷五月一日所發之信，一切展悉”，“近來汝來信不列號頭，實為疏忽，嗣后務須逐次列出，最為要緊”。 由此可見，1912年5月前，胡適所致家書均未列號。5月中旬前后，胡適接到母親的第4號信后才開始改變，5月底前后致家書，即將此書列為本年第1號，6月又分別寄出第2號、第3號、第4號信。 后來所發各信均依次編號。查此札已標“第五號”，而時間又為4月份，顯與上述各情相違悖，因此，它不可能書于1912年。

那么，此札到底應系于何年呢？這里不妨用排除法來確定年份。此札顯然作于胡適留美期間，而胡適留美始自1910年夏，1917年夏學成歸國，前后合共7年時間。此札已標明寫于4月，胡適1910年8月才啟程赴美，開始留學，故1910年可以排除。又，札中提到白特生夫婦對胡適款待甚殷，顯然作此信時，白特生夫婦二人仍甚健在。查胡適日記，白特生夫人暴卒于1915年5月4日。 由此可以排除1916年、1917年兩年。1914年4月17日，胡適致母親信，已標“第五號”。1915年3月22日，胡適致母親信，也已標“第五號”。故1914年、1915年兩年也可排除。1911年，也可不作考慮，因為1910年胡適抵達美國的時間為9月10日，假如此札作于1911年4月，那么離胡適抵美不過區區八個月時間，這么短的時光尚不致使胡適感喟“兒居此已久，對于此間幾有游子第二故鄉之慨”，其不合情理至為顯明。更重要的是，1911年1月30日胡適致母親信，已標“第四號”字樣， 同年2月19日，他再“作家書”。 此家書顯然應為1911年的第五號家書。4月16日（農歷3月18日）胡母復胡適信，稱已收悉第五號信，汝七叔托人寫信為汝領賓興費，實因于城中某紳之子亦系留學生，則議欲領賓興洋四十元，后來此事作罷，汝不可怪汝七叔。 胡母接第5號信后的回復日期既為1911年4月16日，而此札標為“四月卅一日”，不管真實日期是4月21日還是4月30日，已較胡母已收第五號家書的回信為遲，何況胡適自美寄家書，通常需時30余天，因此此札也不可能作于1911年。至于1912年，前已論證，不再贅述。

綜合上述，此札應書于1913年。

3、致母親（載該書第46頁）

此札甚短。全文如下：“第七號上 吾母：今日偶檢上星期舊報，見有插畫欄中所載今年春季‘風尚’（‘Fashion’），風尚者吾國所謂時式，上海人所謂時髦者是也。其所載婦女衣式，或可供家中人消閑遣悶時之觀覽，故擇尤寄歸，亦采風俗之一端也。今日大忙不能作長書，故草此短簡。即祝吾母康健。 兒子適 三月廿六日”。

此札寫于3月26日并標明系“第七號”信，惟年份不詳。現編者斷其寫于1913年，而杜春和先生則認為此信應系于1911年。二者均未具列緣由。

他們的判斷可信嗎？

考察此札內容，它同前一考證的信件一樣，顯然作于胡適留學美國期間。這里不妨仍用排除法來確定它的書寫年份。

1910年：如前所述，胡適赴美系該年下半年時事，而此信作于3月26日，該年毋須考慮。

1911年：該年1月30日，胡適致其母信，列為第4號。 2月19日又發出第5號家書。 現此札寫于3月26日，標明系“第七號”信，似在時間上與1911年初發出的幾信相銜接。但如果僅抓住此點就作出判斷，則未免輕率。1911年6月（農歷5月），胡母致信胡適，提到：“前接到第七號安信，藉悉汝在美平安”，“致江氏之信已轉去矣”。 又查胡適日記，1911年5月21日，“作家書上吾母，另以一書寄冬秀，吾母書言冬秀已來吾家，故以一書寄之”。 由此可知，1911年胡適“第七號”家書作于5月21日。這一時間與該札所署的“3月26日”相隔近兩月之久，因此，杜先生的判斷殊難立足。

胡適與妻子

1912年：如前所述，胡適此年5月前所致家書均未列號頭，而此札已標“第七號”，又系3月26日所寫，所以此年可予排除。

1913年：如前所述，該年胡適第5號家書寫于4月21日（或30日），第6號家書寫于5月11日?，F此札雖標第7號，但時間為3月26日，號頭順序明顯錯亂。即此一端，已可斷定此札絕非1913年所作。

1914年：該年4月17日，胡適致胡母信，標列號頭為“第五號”。 此年亦應排除。

1916年：該年4月前，胡適所致家書號頭系承接前一年號頭，4月后才開始標列新號頭，5月1日發出民國五年第四號信。 此年也可不計。

1917年：該年4月19日胡適致母親信，標號頭為“第六號”。 此年亦應排除。

排除上述各年后，此札只能書于1915年。該年5月13日，胡母復胡適信，其中提到：4月16日接爾第四號信，5月1日接爾第五、六號信，5月8日接爾第七號信，“六、七號函內各圖藉可窺見大學風景并附時尚裝飾之一斑，殊為悅目”， 所述與此札所記相吻合。這一材料亦可輔證此札的書寫年份。

（作者系安徽省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