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歷史上，文獻的聚集總是與散佚相始終。我國歷代產生的文獻無法計數，其中有不少文獻是被自然淘汰的，這很可以理解，不能認為是不正常的。但是，天災人禍造成的意外損失確也接連不斷，難以縷述，這里舉十數次大文獻損失，以見其梗概。
1、秦始皇焚書。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主張效法古制，分封諸侯，認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李斯堅決反對，李斯建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制曰：“可。”(《史記·秦始皇本紀》）
2、西漢末年戰亂。《后漢書·儒林傳》:“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隋書·牛弘傳·請開獻書之路表》:“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又《隋書·經籍志》謂《七略》所載“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
3、東漢末年戰亂。《后漢書·儒林傳》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后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4、西晉末年惠懷之亂。梁阮孝緒《七錄序》:“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余卷，而總以四部別之。(《隋志》:“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隋書·經籍志序》:“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
有人把“惠懷之亂”解為“八王之亂”。考《隋書·牛弘傳》中牛弘敘述此事作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所謂“劉、石憑陵，京華覆滅”，主要指懷帝永嘉五年六月劉曜、石勒攻占京城洛陽。《晉書·懷帝紀》:“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為賊所敗，死者甚眾。……丁酉，劉曜、王彌人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余人。”這次京華蕩覆，與八王之亂有直接關系，八王之亂以東海王司馬越毒死惠帝、另立懷帝為結束，其時間在惠帝時期。劉曜、石勒攻占洛陽則在懷帝永嘉五年。史官把兩件事連起來叫“惠懷之亂”。所以把“惠懷之亂”解釋為“八王之亂”不準確。
5、侯景之亂與梁元帝焚書。南朝以梁代藏書最盛。梁武帝末，發生侯景之亂。北方降將侯景，被梁武帝封為河南王，次年(太清二年)叛亂，攻破建康。太清三年攻下臺城(宮城），武帝憤恨而死。《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九引《三國典略》:“初侯景來，既送東宮妓女，尚有數百人，景乃分給軍士。夜于宮中置酒奏樂，忽聞火起，眾遂驚散，東宮圖籍數百廚，焚之皆盡。”《隋書·經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余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九又引《三國典略》:“周師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濟，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欲自投火與之俱滅，宮人引衣，遂及火滅盡。并以寶劍斫柱令折，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窮矣。”
隋牛弘把以上五次重大圖書損失稱為“五厄”。
6、隋末唐初。隋朝藏書極富，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均富藏書。西京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去重復有三萬七千余卷，為唐朝繼承。東都洛陽藏書所謂“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于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者，《隋書·經籍志》云:“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王世充），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溯河西上，將至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7、安史之亂。《舊唐書·經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為四十卷，名為《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兩都覆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
8、黃巢起義。《舊唐書·經籍志》:“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廣明初，黃巢干紀，再陷兩京，宮廟寺署，焚蕩殆盡，曩時遺籍，尺簡無存。”
9、靖康之難。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金軍攻破汴京（開封），次年四月擄徽、欽二帝及宗室后妃數千人及各教坊樂工，技藝工匠，攜法駕、儀仗、冠服、禮器、天文儀器、珍寶玩物、皇家藏書、天下州府地圖北去，汴京公私積蓄為之一空。《宋史·藝文志》:“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這些書被掠到北方后，傳下來的極少，以宋版書而論，北宋刻本傳世絕少，就是一個證據。
10、李自成起義。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六《黃氏千頃齋藏書記》“……歲積代累二百有余載，一旦突遭焚如，銷沉于闖賊之一炬，內閣之書盡矣。（澤遜按:此內閣當指明文淵閣，張萱嘗編《內閣書目》。)而內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燼之余，繼以狼藉，舉凡珠囊玉笈、丹書綠字，綈幾之橫陳、乙夜之進御者，用以汗牛馬，制胳騎，蹈泥沙，藉糞土，求其化為飛塵，蕩為烈焰而不可得。自喪亂以來，載籍之厄，未之有也。”
11、乾隆禁毀。清乾隆征求全國遺書，纂修《四庫全書》，同時也對圖書進行了一次大清查，當時因政治原因列為禁書(包括全毀、抽毀)的“據《禁書總目》《掌故叢編》《文獻叢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諸書考之，在于銷毀之列者，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部以上”(孫殿起《清代禁書知見錄序》)。另外，清代康熙、雍正時亦有禁書，據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中國書店1999年出版），清代禁書有3236種，數量接近《四庫全書》。近人鄧實曰：“昔者之毀，乃官府之所藏，而山巖屋壁尚有存者。今之毀，并毀及民間，而比戶誅求，其所留遺者亦僅矣!”(《國粹叢書》第二集《禁書目合刻跋》）
12、嘉慶宮火。嘉慶二年乾清宮火，昭仁殿在其東側，同時被焚，天祿琳瑯四百余種宋元抄校善本蕩然無存。
13、太平天國起義。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四庫全書》均被焚，片紙不留。文瀾閣被推倒，《四庫全書》流入肆市，百姓用來包裝物品，幸丁申、丁丙兄弟搶救，未遭全毀。經太平天國起義，東南各省新舊文獻大都被毀，以至在太平軍被鎮壓后，市面上幾乎買不到書，社會上無書可讀。研究版本學的人一般都知道，康、雍、乾、嘉四朝刻書往往不難得，而道、咸兩朝刻書往往印本稀見，反倒被視為善本，原因是太平天國時書版大都被毀。張秀民《中國印刷史》:“太平天國起義，南方戰火連年，揚州文匯閣及鎮江金山文宗閣《四庫全書》全毀，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亦不全，其他民間藏書損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讀本。”
14、英法聯軍縱火圓明園。在東南各省太平天國起義同時，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在搶劫之后，放火焚燒圓明園。文源閣《四庫全書》及味腴書屋《四庫全書薈要》等毀于一旦。京城其他圖書損失尚無法計算。
15、庚子事變。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組成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圖書損失極大。張忱石《永樂大典史話》:“翰林院坐落在東交民巷，與使館區相接，該地淪為戰場，存放《永樂大典》的敬一亭被毀，該書絕大部分為兵火所焚，其余也散落瓦礫中，遍地皆是。帝國主義侵略軍竟用《永樂大典》來代替磚塊，構筑工事和鋪路，甚至做成馬槽，肆意糟蹋。一些稍微懂得此書價值的侵略者，又乘機搶劫。英國使館與翰林院毗鄰，可謂‘近水樓臺’，劫走最多。使館官員翟理斯在《使館被圍日記》中記道，當硝煙余燼尚未完全熄止的時候，他從翰林院的廢墟中拾來一些《永樂大典》，其中卷一三三四五這一冊，被作為戰利品后來交給他父親收藏。”英國人普南特·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1900年6月24日記云:“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貓，用其靈巧之手術，將火種拋入翰林院。只一點中間，眾公使居住之英使館頓陷于危險之域。”威爾當時就在英國使館中，他說，翰林院者，乃中國十八省之牛津、劍橋、海德堡、巴黎也，中國讀書人最崇敬者厥維翰林。院中排積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鈔本，凡數千萬卷。所有著作為累代之傳貽，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無盡，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槍聲極猛之中，以火具拋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煙焰上騰矣。……無價之文字亦多被焚，龍式之池及井中均書函狼藉，為人所拋棄。……有綢面華麗之書，皆手訂者。又有善書人所書之字，皆被人隨意搬移。其在使館中研究中國文學者，見寶貴之書如此之多，皆在平時所決不能見者，心不能忍，皆欲揀選抱歸，自火光中覓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為水手所阻，奉有嚴令，不許劫掠書籍，蓋此等書籍有與黃金等價者。然有數人仍陰竊之。將來中國遺失之文字或在歐洲出現，亦一異事也。”又6月25日記:“英館之北，今已有人駐守，……此處毀壞荒涼之狀，儼如墳院。”按，英館之北即翰林院，其被毀之情狀，可堪回首!
翰林院中除《永樂大典》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各種文獻檔案，那“排積成行”、“一望無盡”的圖書，包括數以萬計的《四庫全書》底本和《四庫全書》未收的“四庫存目”書原本，這些乾隆時從全國征集來的圖書，在《四庫全書》修完后，并未發還原藏書家，而是存放在翰林院中。這些書是普通裝潢。威爾所強調的“綢面華麗之書”指的當是《永樂大典》。其余則大都是四庫進呈本。由于《四庫全書》曾對原本進行了大量篡改，所以其底本對后人了解篡改情況十分有價值。而“四庫存目”之書根本沒有收入《四庫全書》，就更有價值，其中孤本無法計算，所以在近年輯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時，有一兩千種書查無下落。可見翰林院的慘遭兵火破壞，是我國歷史上文獻的重大損失，這一損失的嚴重性，人們還沒有充分估計到。
16、日本侵華戰爭。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對我國的圖書文物進行了瘋狂的掠奪與破壞，所造成的損失不可勝計。我曾參觀清華大學古籍書庫，里頭有一架子因火燒而嚴重受損的書，那是抗日戰爭中在重慶被日本飛機轟炸的燼余之物。這批書近已得到修補重裝。我們學習古籍目錄版本，會讀到張元濟先生的《涵芬樓燼余書錄》。
1932年1月28日晚，日軍進攻上海閘北，我國十九路軍奮力抵抗，這便是“一·二八事變”。1月29日清晨日軍飛機轟炸商務印書館，商務總管理處，第一、二、三、四印刷廠和紙庫、書庫、尚公小學以及東方圖書館中彈起火。2月1日日本浪人再次闖入東方圖書館，放火將日軍飛機轟炸時未毀之圖籍全部燒毀，館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圖書四十六萬余冊化為紙灰，隨著炮火硝煙，飄滿上海天空(參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涵芬樓原是商務印書館資料室，1924年擴建為東方圖書館，地點在上海寶山路西商務總廠對面，為五層大樓。其中第三層為善本書室，仍名“涵芬樓”。其藏書量居當時全國公共圖書館之首，宋元善本、名家抄校本及全國府州縣志均收藏較多，富有盛名。日本飛機轟炸之后繼以縱火，必欲毀之而后快，其用心不言而喻。先是，1924年為避戰禍，張元濟曾取出善本古籍五百余種寄存于租界金城銀行保險庫內，從而使這部分古籍珍本幸免于難，后來忍痛將這部分善本編為《涵芬樓燼余書錄》，成為永久的紀念。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圖書文獻的破壞，從東方圖書館被毀可以見其一斑。
17、“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十年間中國處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階段，無數文物文獻被毀，其中家譜被毀尤多。民間藏書及字畫，大多被沒收，許多被燒掉或送造紙廠化成紙漿，這樣的事情到處都是，數不勝數。小時候我在農村，我的村莊是個文化村，不少人家有書，“文革”中全都抄到大隊(當時一個村叫一個大隊），堆放在小學，我父親是小學教師，據我父親回憶，當時書堆到屋梁(小學是地主家的大房子，屋梁很高），小學派兩三位老師從中挑書，他們不敢多挑，僅挑出《辭源》《辭海》《資治通鑒》等書，其余全部裝成三大馬車送到了縣造紙廠，化為紙漿。其中最珍貴的不是四書五經，而是許多小說和鼓書唱本。鼓書唱本流傳不多，是俗文學的寶貴資料。我的姑姑偷偷留了幾本唱本，后來形勢發展到殘酷的階段，這幾本唱本也被家人偷偷拿來燒鍋了。我的伯父把我家家譜藏在屋梁上，后來全家都勸他:“一旦被搜出來，你能受得了嗎?”還是自己偷偷燒了。經此洗劫，民間藏書受到根本摧殘，存者稀如星鳳。
摘自杜澤遜：《文獻學概要》，中華書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