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終于當上了皇帝，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興文字獄。 嚴政雍正當上皇帝幾年之內(nèi)，就將皇權歸于一身，不容外戚勛臣染指，加上密折制度使他在管理臣民方面更是游刃有余，一掃康熙皇帝時的“寬仁”政治，而是實行自己的“嚴猛”統(tǒng)治。

對于雍正的嚴猛，有他本人的話為證。雍正在批奏折時寫道：“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合。”雖然他也講了“寬”，但歸根結底是要“嚴”。雍正即位之初就在養(yǎng)心殿西暖閣寫了一副對聯(lián)：“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這就是他君權至上思想的表露，這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而制造文字獄則是他對反對派極端報復的首選手段。雍正六年發(fā)生的曾靜授書案，最終導致了聳人聽聞的呂留良文字獄。

案發(fā)曾靜，湖南秀才，經(jīng)過仔細地思考，他覺得漢人出身的川陜總督岳鐘琪是“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的封疆大吏，認為借岳鐘琪的勢力反清是一件有可能的事。于是，曾靜派張熙前去投書岳鐘琪，而岳當時被朝臣同僚所誹謗，心中惶懼不安，正愁沒有向雍正表明忠心的機會，便馬上上奏雍正，同時對張熙動刑拷問。張熙則是“拷打昏厥，堅不吐口”，岳鐘琪于是改變對策，禮待張熙，表示自己愿意與他聯(lián)合反清。張熙信以為真，供出實情。

由此為線，雍正得知曾靜等人為他定的十大罪狀，即“謀父，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株忠，好諛任佞”。盛怒中的雍正沉住氣，極力安撫岳鐘琪。同時派刑部侍郎奕祿，正白旗副都統(tǒng)覺羅海蘭到湖南審理曾靜一案。曾靜供出他的思想來源于浙江已故文人呂留良的觀點，這一下子，雍正的精力便集中在這件案子上了。

這案中涉及的人牽一掛五，拉三攜四，他們的受到株連的人多達幾萬人，牽涉的地域之廣也無它可比。而雍正的大臣們認為“若非由內(nèi)及外，由滿而漢，誰能以影響天下之言論為可信”他們認為這些民間的傳說來自官場，其本源必定在宮廷大內(nèi)——就是雍正的對立面。結果是什么人都受到懷疑，就連流放的犯人也成了傳播這些隱秘的嫌疑犯。由于曾靜特別推崇呂留良，而呂留良是順治十年即１６５３年中的秀才，后因悔恨獵取清朝功名，在康熙五年即１６６６年棄掉功名。康熙十八年，當時的地方官員向朝廷舉薦他，他誓死不就。

第二年呂留良又被人舉薦，他仍舊不理睬，因此名氣很大，享有“東海夫子”之稱。呂留良對清朝不滿，尤其不以效忠夷狄政權為榮，他還開辦學堂，教育自己的弟子站穩(wěn)華夏的民族立場。因為呂留良這個堅定的立場，又因為他的理學家聲望，所以當時有許多人投拜到他門下，大有“窮窮晚進有志之士，風聞而興者甚眾”之勢。 一個早就作古的頑固文人還有這么大的影響，由不得雍正用猛刑對待呂留良一案。

雍正八年即１７３０年十二月刑部提出結案的議文，雍正將此議文交給各個省討論，并下令焚盡呂留良的所有著書。雍正又命大學士米軾等人批駁呂留良的著書講義、語錄。 猛刑雍正十年，這個案子才正式定案，判決將呂留良及其兒子、當時已故進士呂葆中、已故呂留良學生嚴鴻逵戮尸梟示；而將呂留良活著的兒子呂毅中、學生沈在寬斬首示眾；呂留良和嚴鴻逵的孫輩遣送到黑龍江寧古塔給披甲人戍邊士兵為奴，女的為軍妓，男的為雜役。案中被牽連的黃補庵已死，妻妾子女給人為奴，父母祖孫兄弟流放三千里。

而為呂留良著作刻書印刷的人車鼎臣、車鼎賁，以及于呂留良交往人的，收藏呂留良書籍的人，均被處死。呂的門人有的被革去舉人、監(jiān)生、秀才功名的，有的妻子被流放千里之外，呂留良學生的學生，呂留良的同鄉(xiāng)也丟官的丟官，喪命的喪命。當時引發(fā)此案的曾靜，張熙二人一直在家候旨，還幻想著為雍正洗清罪名，被雍正重用，哪里想到雍正想都不想，便殺了這兩個人。

莫談國事由此開始文字獄一起接一起，許多人家的家規(guī)，只要有清、滿等字，就有可能被人挑刺，告狀。朝廷官員之間更是相互蓄積陷害、報復。父親一句詩招來“戮尸梟示”的大禍，子女被流放邊疆的事屢屢發(fā)生。刑部尚書的兒子因做詩文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結果按大不敬律斬首。還有的拍馬屁沒拍到點上，反而成了文字獄的受害者，福建汀州范世杰批曾靜，贊雍正，不想被雍正誤會了，而被說成造言生事，受到“若再多事，即治罪”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