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史新視閾》導讀

文/婁育

依《漢語史新視閾·前言》所述，文集內容觸及漢語史研究的諸多領域和理論方法，如音韻、方言、古文字、俗字、語法、語言學史、譜系與目錄、文獻校勘與考據；材料方面，涉及傳世經典文獻、出土文獻、契約文書、史學方志、梵音字記、地方戲曲、域外辭書（俄）和語言學成果（日、美）及散見遺存。 既有對專書或專門問題的再思考，又有宏觀視閾下的新思路、新方法，同時兼顧新史料的挖掘整理與運用。

基于以上三個方面，對文集菁華內容及學術觀點梳理如下：

傳統問題的再思考

1.音韻術語

《文鏡秘府論·西卷·文筆十病得失》引四聲描寫中的“上聲厲而舉”與《天卷·四聲論》所錄劉善經《四聲指規》引沈約“夏草木茂盛，炎熾如火，即上聲之象”字義相通，可提高其形容上聲特質的真實度。 術語中用到的“急氣”、“炎熾如火”、“厲”，都是主要元音帶有強度緊喉特征的不同語言表現。

沈約以文中“平、上、去、入四聲配春、夏、秋、冬四季”，看起來“荒唐無稽”，但具有一定的“似真實度”，作為五世紀的聲調調值值得參考。

2.《廣韻》的切語和音節結構

《廣韻》調整入聲次序，應當是參照了當時語音及唐五代韻書的體系。

《廣韻》與前代韻書的組織結構可反映韻母結構，包括主元音和韻尾；聲調這個超音段音位通過分卷形式來體現；宋元以來的“助紐字”，起到拼切/-i-/的功能，據此，可區分出一、二、四等上字與三等上字的不同。

3.段玉裁“審音之功”和《六書音均表》的價值

以段氏《六書音均表》為例，重析“考古”、“審音”之界限和關聯。 認為段氏“審音”的意義在于突破了江永的“等韻局限”，使上古音研究最終從中古音的框架中獨立出來。

清儒“考古”、“審音”二事本不可分，“舍考古無以審音，離審音無以考古”。“審音”即分部、歸字，“考古”即觀察古人押韻的實際情況。

江永審音，以等韻眼光考察古音，是基于中古音系統的學問，并不完全適用于漢語上古音研究。

段玉裁“古韻十七部”，不僅是他考古的結果，也是審音的功績。“六書諧聲”，著眼于音轉音變，突破了等韻局限，雖然韻部框架仍有不合理之處，但它確實是段氏審音的結果。

4.“喻三歸匣”、“喻四歸定”中的“例外”

重梳曾運乾《喻母古讀考》中曉匣、端定、透定等“相為清濁”例， 雖然“喻三歸匣”、“喻四歸定”之古讀大體令人信服，但亦有“例外”。比如：“喻三歸匣”46例中，有19例未能提供精準線索，另有4例屬曉匣關系；“喻四歸定” 53例中，也有19例例外，另有1組屬喻端對應關系。

對于“曉匣是否單純以清濁對立”、“透定是否可認定為同一音位”等問題，仍有探討余地。

5.王力“脂微分部”說

王力古音學研究大體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代表作分別對應《上古韻母系統研究》、《漢語史稿》、《漢語語音史》等。“脂微學說”的建立、調整、發展（包括劃分標準和證據等）也大致沿此線索。

1937年，在《上古韻母系統研究》中正式提出“脂微分部”學說，后又在《漢語史稿》、《漢語語音史》中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早期是基于段氏研究成果整理而成，后來則是通過全面整理《詩經》用韻。文獻版本、分章、韻腳、韻段劃分等諸多不同，是促使其“脂微學說”不斷調整變化的主要因素。

6.從“侯虞歸部”看異質相押

顧炎武、江永對侯韻類在古韻中的歸屬有不同看法。顧氏認為侯韻合魚虞模為古韻一部，尤幽與此部無關；江永認為古侯韻與尤幽一部，魚模一部，虞韻一部分歸魚模，一部分歸尤侯幽。

顧氏認為《詩》音就是古韻正音，同質相押；而江永則在“侯”字下注說“后人方音乃音胡”，“侯以讀胡”的方音入韻。

無論是“后人方音音胡”，還是“虞韻二分”，既可通魚模，又可通尤侯，皆不符合語言事實。

證據是：侯韻類侯模兩讀、虞韻虞尤兩讀，都出現在《詩》前后文獻中，即兩讀并存于同時同地；而且，這種現象一直延伸影響至今天南、北語音中的“文白異讀”。在此格局中語音自由使用，就會出現尤侯的正音押魚虞模的方音或魚虞模的正音押尤侯方音的現象。

所以說， 詩文用韻有同一語音系統的字同質相押，也有不同語音系統的字音異質相押；如果把異質相押也看成同質相押，就會把方音當成正音。古韻與古韻的異質之音“相押”，或許能給古韻研究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7.從注音方式見語音系統的變革

通過比較《海篇直音》與《四聲篇海》音注的差異、抽查《方言調查字表》并為兩書共收例，來說明二者完全不同的語音特征。

在《海篇直音》中，將《四聲篇海》反切注音全部改為直音，幾乎顛覆了《篇海》音注所依據的語音系統。《海篇》的“全面直音化”，不僅是注音方式的變革，也是語音系統的徹底變革。

借以體現《切韻》系統向明代后期官話系統過渡的演進歷程。

8.從入聲搭配情況看時音

《四韻定本》一書，不沿古韻書，而是據時音自創。入聲分別出現在東鐘、齊微、皆來、先田、歌何、庚青、侵尋、廉纖、監咸等九個韻部。-k、-t已經發生合流，-p韻尾保持完好。

9.“入聲兼配”及《中原音韻》的“兩韻并收”

對于《中原音韻》魚模/尤侯、蕭豪/歌戈、皆來/車遮、蕭豪/皆來等兩韻并收字的情況，一般認為：或是一字兩讀，或是由于葉韻。

作者的意見是：“這些兩韻并收字當時確為兩讀字，不必用葉韻或方言去解釋。”

同樣現象也存在于同時期的等韻圖中，以“入聲兼配兩攝”的方式呈現出來。

所以說， “兩韻并收”或“兼配兩攝”，體現了入聲字演變的不平衡性，一部分較早變入陰聲韻，而另一部分舊讀的入聲不會立刻消失；與舊讀并存，是兩讀現象的主要原因。

既然入聲仍然存在，“入派”便不等于“入歸三聲”，不可能與今天消失入聲的北方官話完全相同， 其語音基礎是中原官話。

10.從知莊章聲母語音特征看明清官話的基礎方言

文章細細比較了《中原音韻》與明代官話韻書古知莊章組聲母的分化合流關系及與韻母的搭配關系。

作者傾向于認為：《中原音韻》、明代官話韻書古知莊章組聲母與韻母拼合關系是一致的；古知二莊組、知三章組與韻母的拼合規律是一致的，那么《中原音韻》古知二莊組與知三章組聲母就沒有必要區分為兩組聲母。

由此提出疑問： “明代末年最早向現代音轉變的北京音是否取得了官話基礎方言的地位，值得商榷。”

11.《西儒耳目資》的音系性質

對于“《西儒耳目資》記錄了某一實際方言或官話語音系統”這一傳統看法，作者認為“具有片面性”。

文章再次全面考察了它的語音系統：聲母20類（加零聲母為21類），韻母“五十攝”即57類韻母（據音位觀念可歸為43類），調類分清平、濁平、上聲、去聲、入聲五種聲調。

并詳細整理了書中“異讀字”、“異讀音”的材料。將其特點歸結為：記錄了語音系統中的共時變體，二是全盤照搬先行韻書或疏忽所致。

由此可以說——這些音既顧及舊音，又重視時音，既保守又革新。作者認為，《西儒耳目資》的音系與《中原音韻》音系并沒有直接的傳承關系。作為一部傳教士學習漢語的實用著作，肯定是以實際語音系統為依據； 但音系內部較為復雜，并不是單一純凈的，而是“古今雜糅、顧及變體”的語音系統。

12.共同語、標準音的問題

從“晉室南遷”開始，中原雅音分流為南音、北音，一直延續到萬歷遷都北京，才結束了南北音長期分治的局面；后來，“老國音”退出歷史舞臺，成就了口語層的北京音上升為標準音；直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頒布實施，使口語標準音得以準確描寫，標志著現代漢語共同語的最終誕生。

13.辨《山門新語》與《山門新語五種》舊說之誤

對于清末小學家周赟所著的《山門新語》，作者認為其書刊刻時間并非1863年，從“題詞”等信息推斷，成書當在1882年（印行一部分），后又于1893年重新刊刻，是為“新鐫”。

而《山門新語五種》與《山門新語》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書，刊行時間可能在1907年。 《山門新語》又名《周氏琴律切音》，僅僅是《山門新語五種》的一部分。

14.從鐸藥覺三韻的不同演化看官話基礎

文章先梳理出中原官話100個方言點中鐸藥覺韻的讀音，得出“鐸藥覺讀成o、uo、yo基本代表了中原官話的特點”；結合《中原音韻》鐸藥覺在蕭豪、歌戈兩韻并收的現象可知“文讀系來自中原官話”。再者，繼之“宋元韻圖中入聲兼配陰陽的現象”予以佐證。

但比較《聲音唱和圖》之后發現：它的入聲只配豪肴宵蕭而不配唐陽，體現出徹底的革新精神，不再恪守傳統。

所以， 由鐸藥覺三韻在二書中與效攝、果攝的關系可構擬出漢語在“中原地區”和“幽燕地區”兩條演進線索。今天官話中的鐸藥覺三韻仍然維持著這兩種類型的對立：北京官話、東北官話、膠遼官話和冀魯官話為一類，中原官話、江淮官話和西南官話為一類。

15.《等韻一得》的音系性質

文章以“疊置理論”及“檢測官話方言的10條標準”來重新審視《等韻一得》的音系性質。

通過與勞氏其他著作及同時期北方官話、南方官話相參證， 認為《等韻一得》基本符合北方官話標準，同時又兼有蘇州方言音系和河北（保定）方言音系的特征。

16.《中州全韻》的入聲韻

《中州全韻》“入派三聲”基本遵循全濁入歸陽平、次濁入歸去聲、清入歸上聲的規律，但也存在“當入平聲，歸去聲”、“當入去聲，入平聲”、“當入上聲，歸去聲”等例外。

它上承《中原音韻》，下接《新訂中州全韻》；繼《中原音韻》而來，但“兩韻并存”情況大大增加，德、陌等入聲字的處置也有了新的變化。

宏觀視野下的新思路、新方法

1.跨文化視閾下中國傳統小學著作價值的審視與認定

文章以段玉裁《六書音均表》為研究對象，旨在以“全球史觀”評騭中國語言學。作者強調段氏在文字學、音韻學有兩座“豐碑”，而《六書音均表》便代表著段玉裁在音韻學方面的成就。作者認為“書中的思辨特征不遜于西洋”，并且以赫爾德《論語言的起源》與之并論，認為一個“探討語言起源”，一個“研究上古韻系”。

以人之“年譜”考察形式套用其書，撰述《六書音均表》“書譜”，梳理了信札、文集等史料。自1767年到1775年書成，分三個階段，歷時九年，52，325字，從提出古韻十七部，思索古本音、音變、四聲、合韻、諧聲等問題，一直到乾隆四十年《六書音均表》成，以接受學視角來看意義重大。

文章思想、方法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從單書研究到“成書史”的立體式、宏觀視野下的研究；明確指出做經典古韻匯釋可以使古韻研究諸多隱藏的問題浮出表面。

《六書音均表》的語言理論價值主要蘊含在段氏的“38說”，“38說”對于漢語言理論及思想來說，創建了許多新的模式。比如：語音演變觀（“音不能無變，變不能無分”）、漢語語音史分期學說、古聲調演變觀（“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也”）、古韻十七部所體現的語音系統論、古諧聲理論（“一聲可諧萬字，萬字而必同部。同聲必同部”），還有“過斂過侈音變說”、“漢語調值演變的環流說”、“上古音構擬學說”等等。

2.《九辨》中的語音技巧對語音史、詩律學的啟示

文章對《九辨》中除“惆悵兮而私自憐”之外共258句語義群進行分析。這258句從第一句算起，每相鄰的奇數句和偶數句成為一個相配的復句，共129復句。其中，詩句長短不齊者有108組，詩句長短相同的有21組。即宋玉在每一表意群中，讓前后兩句形成音節數的參差，避免呆板。而且，往往奇數句長，偶數句短，奇數句音節多，偶數句音節數少，形成復疊的語音效果。

一句之內安排不同聲調，是基于語音自然屬性，還是語音技巧？由此認為 “南北朝時期，周颙、沈約等人將四聲用「平、上、去、入」的叫法來標識，并開始有意識地運用于詩歌創作， 不完全是人為的規定，而是總結了先秦以來的詩歌講求語音技巧的結果、加進個人的判斷而推衍開的”。

《九辨》有129組相配的詩句，第二字同聲調的有39組，聲調不同的有90組。近體詩是將平聲作為一類，上去入合并為一類，對非平聲的要求寬了一些。

近體詩中“粘”的格律，在《楚辭》中還沒有任何端倪；相反，《楚辭》中以不同聲調為常。后代詩歌中力圖回避的“積韻”現象，《九辨》也已體現出來了。

除押韻外，為了音調和諧，有意安排一些語音技巧， 它們對粘連句子的各個組成部分、分割或組配不同的句子和句群、表達不同層次的語義等方面，都能起到一種形式上的標志作用。

3.以跨文化、跨學科視角再談語文學習中“形音義三結合”的系統觀

全文從同源詞、形聲、假借、詞綴等角度，結合聲韻與文字、訓詁相關聯的例證，并參以英文、韓文、佛經等材料，再度審視漢字形音義的系統關聯，進而重申清代小學家“音韻明而六書明，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的真義。

進一步說明了字形演繹與字義分化、語音變遷是密不可分的。在“上古復聲母”問題上，認為從復聲母的角度著手，以橫向聲韻關系、縱向演化關系，亦能判定形、音、義的關聯。

4.基于多學科視角來看《元秘史》及其漢譯本的時代問題

第一、以跨歷史、文學、語言學、版本文獻學等領域的視角，重新審視《元秘史》及其漢譯本的時代問題。第二、進一步認識它的語言價值。從音譯漢字原文、旁譯和總譯文字去考察，表現的是蒙漢對音關系—— 據音譯原文可考察金元時期漢語語音的特點；旁譯可觀察元代漢語詞匯；總譯可觀察元代漢語的風貌。還原近代蒙古語的面貌，包括語音、詞匯、形態變化等。通過與漢字的對音關系，透視金元時期漢語語音的歷史變化。而這一切又與近代北方官話的歷史形成有密切關系。

作者認為 萬光泰的《蒙古字括》書稿實際上是對《元秘史》漢字音譯的研究著作，可展示蒙元時期漢語語音之概貌。而《蒙古字括》的時代在1748年，比后來陳垣先生《元秘史譯音用字考》的研究足足早了185年。

關于《元秘史》譯本時代問題，學界一般認為是明代洪武年間所譯。作者對此予以辨析，理據如下：先有《元秘史》而后有《華夷譯語》，《華夷譯語》句譯語體風格與《元秘史》總譯迥異。

其聲韻特征也與《蒙古字韻》、《中原音韻》大致吻合，屬于元代漢語無疑。 因此，漢譯本元代說更具說服力。

新史料的挖掘整理及運用

1. 早年臺大學生巧記上古韻廿二部諧聲表“歌訣”

這份材料是20世紀60-80年代間臺灣大學龍宇純、杜其容在講授上古音部分“廿二諧聲表”時，課堂教學中產出的“歌訣”。材料分甲、乙、丙三個本子，學生將該表聲符既有順序打亂重記，編成“以故事情節入手”的記憶諧聲表，對于音韻習得來說，是一份頗為珍貴的材料。

杜其容搜集二份，稱甲本（分甲1、甲2）、乙本。21世紀初，杜先生夫婦二人回臺不久，將其贈予作者。后又從臺灣大學中文系劉文清處獲得另一本，是為丙本。

《中國語音史》、《漢語音韻學》分古韻廿二部，每部都列有諧聲表，共計1168個聲符。經作者比對，甲2是甲1之定稿，由甲1修改后謄清，并附白話譯文。

2.《漢俄合璧韻編》的音韻史料價值

19世紀巴拉第所編漢俄辭典帶有百科書的性質，對俄漢學術交流史、語言學研究、詞典學研究、文化研究皆有一定價值。

就音韻史料來看，它記錄了19世紀末的漢語音系，可知見域外對漢語標準語的認識情況。經作者統計，詞典收漢字11868個，全文總共398個音節（不計聲調），包括22聲母、41韻母，保留入聲字。

記錄了文白讀和古代兩讀現象。

3.從現代語言學角度研究婺源徽劇舞臺音韻

婺源徽劇舞臺音韻的音系包括聲母24個、韻母（含古入聲字）35個、單字聲調4個、韻轍14個（發花轍、乜斜轍、梭坡轍、車遮轍、一七轍、姑蘇轍、懷來轍、灰堆轍、遙條轍、油求轍、言前轍、人辰轍、江陽轍、中東轍）。從音韻音系來看，其語言性質當屬——因方言共通化形成的以方言為基礎的方言共通語，一是因官話地方化，形成的以共同語為基礎的地方官話，在地方方言區局部通行，方言基礎應該是今湖北、河南一帶的方言，即西南官話（抑或包括中原官話）。

4.梵音字音教材的編寫和流轉考辨

唐代中國解說梵文字母及字體的開山之作《悉曇字記》東傳日本之后的源流關系考辨。

據馬淵和夫《增訂日本韻學史の研究》“第八章 悉曇字記およびその注釋書”的整理，從禪林寺宗叡《悉曇私記》算起，至少有115種注解《悉曇字記》的字音教材。江戶前較早的注解本主要有《悉曇私記》、《悉曇字記聞書》等，民國時，回流中國的悉曇教材有如《悉曇入門》、《悉曇梵文啟蒙》等。梳理其中傳承與流轉脈絡，是系統理解悉曇字音理論必要的背景材料。

5.了解并研究中國國語運動的第一手資料

石山福治《最新中國語學研究法》（1919）是了解并研究中國國語運動的第一手資料，比近代以來國語運動史大背景下的探討（如羅常培、黎錦熙等人參與的討論）還要早一些。

此書是評價中國國語運動及漢語語音標記史的材料，同時也是20世紀初中日注音字母交流史料。

1917年，石山福治借北京問學機會，接觸注音字母傳習所，與所長王璞、教育總長傅增湘，教育部國語國文專員黎錦熙等相見，多次交流探討，關注中國語語音結構的問題。《最新中國語學研究法》非常詳細地保留了“讀音統一會”委員基本資料、漢字讀音448種、39個“注音字母”說明、北京官話總音表等內容。同時研究“中國語發音法原理”， 不僅涉及中國傳統韻書及切字原理和門法，而且提到歐洲學者對守溫三十字母的構擬及音類劃分成果。其中不乏高本漢時代之前歐洲學者對漢語中古音的研究貢獻。同時還指出中國國語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及改進中國語學習方法的可行性策略，提出“民族和語言”、“漢語即中國語”、“中國語標準語”、“中國語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國人對中國語的研究”、“歐美人和中國語”等一系列“大的問題”， 是一部“粗線條”的日本中國語研究史。

同時，成書于1940年代的魚返善雄的 《中國語的發音和記號》、《中國語注音符號的發音》，更有條件總結中國漢語語音標記符號研究的歷史脈絡，與石山福治的研究相呼應，成為我們研究日本漢語語音標記學史的重要史料。

6.《奉天通志》里的方言材料

在當代各地域性方言史、方言語音史研究的背景下，著眼東北方言史的建設，細梳方言志里的語言材料。包括東北方言詞匯、滿語底層詞匯、俗、諺語、東北方言語音特征等等。

7.羅杰瑞（Jerry L. Norman）教授著作目錄新編

文章旨在整理羅杰瑞教授生平著述及部分英文原作的中譯版本。以沈瑞清先生的《羅杰瑞教授著作目錄》（《東方語言學》2012 年第 2 期，188-195 頁）為線索，竭力遍訪原著文獻，增訂、刪補、重編而成。“新編”所做工作如下：

收錄著作條目總124條（含中譯文獻目錄17條）。其中，113條已搜集并親查原文；11條僅見存目未見原文。較沈文新增25條、訂正14條(涉及頁碼問題 12條、題名問題1條、發表時間問題1條)、刪1條。另有兩個線索，因無法明確核實，暫不錄入“新編”。

據統計：羅杰瑞教授生平著述107條目錄中，專著類約12部（含編著6部、譯著2部、專著4部），論文類86篇（期刊論文51篇、會議論文4篇、書評10篇、譯文3篇、論文集論文16篇、學位論文2篇），析出章節3篇、為序1篇、未刊稿5部。所涉文集23部、期刊31種、合作學人約50人。

另有， 經典音義、古文字、碑刻、契約文書、俗字等文獻的整理、校勘及考訂和語言理論成果，摘要如下：

1.《篆隸萬象名義》的文獻價值

《篆隸萬象名義》是目前保存《玉篇》原貌最好的一部字書，保留了大量罕見的疑難俗字、注音和釋義。文章以“甿、民、氓”三字為例，來說明《名義》可補充或訂正《玉篇》及后世大型辭書的不足和缺失。

2.郭店簡《道德經》中的異文

以郭店簡本《老子》和馬王堆帛書甲、乙本及傳世王弼《道德經注》用字差異（異文）進行對比，來看文字發展脈絡。

從異文角度分析郭店簡《老子》中的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通用字。借由某些用例可知，相較于后世文獻，呈現了漢字逐步走向完善、發展的過程。

3.《大唐眾經音義》校勘舉例

以佛典音義校勘應守之“內外原則”，比勘互證，對訛、脫、倒等現象引以例詞說明。

4.摩崖石刻與古文字研究

摩崖文獻有悠久歷史，早在唐朝就有人持“仙字潭”石刻的拓本到洛陽求教于韓愈，韓愈將其釋讀為“詔還黑視之鯉魚天公畀殺人牛壬癸神書急急”等十九字。

它們形體結構屬金文系統，但比早期的金文更原始古樸，當屬于商周時期古文字的范疇，但與中原的甲骨文、金文及越人的鳥篆等風格有所不同。雖與甲骨文、金文有較大差別，但二者當屬一脈。恰恰印證了中國漢字起源于圖畫的說法。

摩崖拓展了古文字學的內涵，補傳世文獻之不足。屬地域文化遺產重要的部分。

5.徽州契約文書俗字整理

徽州契約文書數量之多，不下40萬份，尚待發現的仍有10萬余。其文本價值及特征主要體現在俗寫訛寫字、徽州方言俗語、書寫格式等。

6.《石倉契約》校讀札記

《石倉契約》是近年來浙江省南部松陽縣石倉地區發現的8000余件土地契約、稅票和數百種文書，時間跨度在清雍正元年至新中國成立前。但目前對其俗別字、疑難詞、方言俗語詞等失載或義項收釋不全情況時有。文章利用歸納演繹、審辨、參證方言、審察文例、參考異文等方法，對“便用”、“采的”、“彩的”、“承等”、“當官”、“分鬮”、“分拍、分伯、分迫”、“還路”、“浸田”、“討種”、“言深找贖”、“一間二掯”、“陰片”等詞語進行了詳細考釋。

7.古文字研究理論

今文字是同一聲系的字，在古文字階段聲符未必相同。中古同一聲系的假借字其上古音來源其實不同。處理諧聲與通假資料時要區分時代。楚簡文字既有雅言成分，也有楚方言成分，抑或其他方言成分。戰國文字資料要分域研究。古文字資料中的連綿詞，無所謂本字與借字之別，都是用來記音的，不能和一般的通假字混為一談。

8.語法理論

作者認為：“等同”是并列式形容詞，后來又衍生出及物動詞詞性，是形容詞·及物動詞兼類詞的顯例。《現漢》對“等同”詞性的認識值得商榷。

據考察，“等同”同諸多詞語演變一樣，原本只有一個詞性、一個意義，后不斷發展與派生出多個詞性和意義。“等同”由形容詞意動用法而來，又衍生出動詞詞性。

綜上，通觀論文集內容，討論的具體問題涉及：《六書音均表》的語言理論及思想價值、音韻術語、詩韻的語音技巧、音韻習得方法及史料、《廣韻》的音節結構、喻母古讀、脂微分部、侯虞歸部、《中原音韻》“兩韻并收”問題、入聲及入聲兼配問題、《西儒耳目資》的基礎音系、俄漢辭典、婺源地方戲劇音韻、梵音經典的傳承源流、韻書文獻關系及考據、海外中國國語運動的一手材料、傳統韻書音系、官話研究及基礎方言、歐美語言學研究、古文字、俗字、文獻校勘及語言理論等等。其中，又以近代音、官話基礎方言、近代官話語音基礎、入聲兼配、兩韻并收等問題作為討論重點。

《漢語史新視閾》的成書旨在：第一、 重視傳統本體研究，回歸清儒所提倡的“音韻明而六書明，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的研究理想。第二、 重視梳理并探尋傳統經典中的理論價值與思想價值。第三、 重視各學科、各領域的交叉視野；積極擴充并汲取當代宏觀視野下不斷涌現的新材料和新方法。第四、依然要堅持 “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相結合”、“傳統經本與域外發現相結合”的研究思路。

書后略記

說心里話， 念碩士的時候，每每翻到各類“文集”，心里總會默默地“數落”一番：還嫌世上的書不夠多么！有沒有考慮過后來人閱讀、學習時的感受！奈何吾輩窮其一生見識的也不過是冰山一角……這種念頭幾乎持續了整個求學時代。可想而知，心智發育得如此“令人捉急” 、如此孱弱！

直到今天，從萌生編輯文集的想法到落實、實施這一整套“流程”，才真正明白了它的意義所在。交流學術成果與階段性匯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是讓這個世界某些無法用知識、科學解釋的東西——暫且想象成聯系萬物的紐帶和情愫吧——始終處在動態良性的承接與循環之中。為此，賦予我們當下存在的意義和遠方的微光。

文集自2018年啟動以來，從集稿到出版，一年有余，最后仨月往復五校（jiào）。特別感謝魯國堯先生、李無未師、馮蒸先生、喬永先生，他們在文集定題、內容擷取、出版形式等方面給出了非常可行且中肯的意見！仍要感謝從未謀面的師妹曾妍妍編審，為保文集質量及順利出版用力良多！

由于行文風格和類型不同，處理材料方式也因人而異，有時難免會有半角、全角標點或繁簡轉換方面的失誤，敬請大家多包涵，并能夠發現以后及時反饋！

（寫成于2019.11.11 ·北京）

作者簡介

婁育，博士，現就職于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語言學教研室。研究領域：漢語音韻學、歷史文獻學、古代漢語、學術史。著有《〈經史正音切韻指南〉文獻整理與研究》等。

出版信息

《漢語史新視閾》

主編：婁育、李超、儲小旵

出版：廈門大學出版社

時間：2019年9月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書目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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