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初，即將度過47歲生日的臺灣私立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周志文來到北京西山臥佛寺，參加中國社科院舉辦的“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當時他還兼任余紀忠先生“中時報團”旗下《中時晚報》的主筆，所以一大早就搬出一把凳子到院中（寺廟客房的電燈并不太亮），借著晨曦的光亮寫社論，以便能及時傳真回臺灣。同行的龔鵬程教授笑稱，“這是歷史上第一次臺灣報紙的社論在北京發稿”。

周志文

1965年自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周志文旋即入伍服役，次年退伍并開始在桃園的天主教振聲中學“教了8年中學”。早在1971年，周志文就開始受朋友之托為《臺灣時報》撰寫評論，并在《臺灣日報》、《中華日報》擔任專欄作家，先后擔任《中國時報》、《中時晚報》和《民生報》兼任主筆，見證了臺灣報業興衰的過程。

1974年至1981年，周志文在臺灣大學中文系和中文研究所相繼完成碩士和博士學業。彼時的臺大中文系名師云集：毛子水、臺靜農、鄭騫、屈萬里、張敬、王叔岷……對于這些大師中的大多數人，當時臺大中文系的規矩是，“稱呼老師得用他的字號，盡量不直呼其名。”周志文讀博士時，不但不繳學雜費，還享受各種獎學金和助學金，“那真是臺灣教育的黃金時代。”

1981年，周志文以《屠隆文學思想研究》的博士論文從臺大中文研究所畢業，其后在淡江大學中文系執教十年，周志文才回到母校臺大執教15年，于2007年退休。此間，他也曾于1997—1998年擔任捷克查理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于2003年任荷蘭萊頓大學訪問學人。

從臺大中文系退休后，周志文又受聘為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及珠海聯合國際學院講座教授。近年在大陸講學期間，周志文還做過《臺灣文化的發展和困局》及《什么是中國》等公益性講座。

在明清學術史、明清文學和現代文學等主要的學術研究領域之外，癡迷西方古典音樂的周志文在文學創作方面著述頗豐，有短篇小說集《日升之城》，評論集《在我們的時代》、《瞬間》，散文集《三個貝多芬》、《冷熱》、《布拉格黃金》、《尋找光源》、《風從樹林走過》、《時光倒影》、《同學少年》、《第一次寒流》和《記憶之塔》等。

其中，《時光倒影》（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和《同學少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8月）均有了大陸簡體字版——對于由專欄結集而成的《同學少年》，臺灣《印刻文學生活雜志》的總編輯告訴著名作家朱天文說，周志文的文章是十年來所見散文最好的（不是“最好的之一”，是最好的）

《同學少年》中部分篇章對眷村的書寫，應該是最高水準的，可惜它在大陸的“眷村熱”中并未引起足夠重視。2013年，周志文散文集《記憶之塔》由三聯書店出版，誠如臺灣權威的批評家、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所言，《記憶之塔》“是那個《同學少年》里衣衫襤褸的孩童上了大學后遇見的驚奇世界，涵蓋了六零至九零年代，臺灣社會變動最劇烈的三十年間，一個文化人的養成過程與親眼目睹的斯文掃地場景。”2019年10月，由活字文化策劃、周志文注釋、語譯和講析的《論語講析》問世，獲選為《中華讀書報》社科·思想類年度圖書。

1949年從大陸隨二姐夫的軍隊撤退至臺灣后，周志文和母親及三姐、妹妹這些旁系親屬只能作為“黑戶”，住進臺灣東北部宜蘭縣羅東鎮的眷村。也許是這種“邊緣中的邊緣”的生命體驗，也許是幼年習得的天文知識和后來的文學、藝術知識，也許是專業領域涉及相對冷僻的古典文學，它們的合力過早地形塑了周志文淡泊名利的性格。在對周先生的采訪中，他身處邊緣的寧靜致遠，與中文系學人的溫柔敦厚，皆不時流露。

采訪、編撰 | 小天

“

大陸比較重視的是近現代或當代的文學，

臺灣中文系比較接近清儒所說義理、考據、辭章之學

”

活字文化：您曾在東吳大學、臺灣大學兩所高校就讀，也曾在桃園的天主教振聲中學、臺灣大學教書，那么在您看來，臺灣的教育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情況如何？

周志文：正如你所說，我在臺灣的兩個高校讀過書，之後在大學任教，大學任教之前，也曾在中學教過書。

我後來到大陸參訪，發現兩地的高校雖組織相似，但差異還是有的。我最早來大陸是1988年底，當時大陸已在走開放的路了，我到大陸高校，自然在自己較熟悉的中文、歷史或哲學領域做些比較。

就以中文系而言，大陸比較重視的是近現代或當代的文學，大陸的文學，比較接近英文Literature這字的現代解釋，指的是小說、詩或散文戲劇的作品研究，這跟我們臺灣對文學的解釋比較偏向廣義的不同，其實在西方，Literature也有廣、狹義不同的解釋的。我在臺灣受的中文系教育，比較接近清儒說的義理、考據、辭章之學，而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又多在古代文獻上打轉，所以讀了許比較多的「古書」，譬如我們中文系都要必修文字學，而不論公、私立大學中文系教這門學科的都以漢代許慎寫的《說文解字》為教材，所以我們臺灣中文系的學生在大一或大二時已把《說文》讀過了，我到大陸一問，幾乎沒有一個中文系有這門課的。除文字學之外，聲韻學與訓詁學也是必修，都有古代的專著要讀，有一次我跟大陸中文系的朋友座談，說起我們除了中國文學史是必修，連中國思想史都必修，大陸的同行說幹嘛要修思想史呢，思想史就是哲學史吧，是哲學系修的呀。

本書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地分析漢字字形和考究學源的字書，也是流傳最廣的中文必借工具書。《說文解字》總結了先秦、兩漢文學的成果，給我們保存了漢字的形、音、義，是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古音、訓訪不可缺少的橋梁。特別是《說文》對字義的解釋一般保存了最古的含義，對理解古書上的詞義更有幫助。保存了研究古代社會歷史、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是我們整理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產的重要的階梯。《說文》包括各種含義的字的解釋，反映了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習慣等等。如《說文》“車，輿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根據《說文》的說解，可以肯定在夏代已有“車”這種交通工具。又如“姓”字從“女”和諸如“姜”、“姬”、“姚”等一系列從“女”旁的姓，可以窺測到古代母系社會的痕跡。由此可見，《說文》反映了古代的一些歷史情況和各種知識，有助于我們博古通今。

由這些方面看，臺灣的中文教育比較注意中國文化的全面，很多學文學的人都會說：文史哲不分家，臺灣的中文系真是不分家的，有點像中國文化系。但這話只對臺灣的中文系有效，對歷史系與哲學系不見得有效，臺灣的歷史系、哲學系都不見得要修文學的課程，至少不是必修。

中文系因為要修的「古典」課程太多了，這使得臺灣中文系的學生在古典的程度上比大陸的學生要好些，這是必然，但從另一角度看，也是缺點，便是比較輕視現當代，不很重視創作，在臺灣有個有趣的現象，好的文學創作家，不論詩、小說、散文，外文系出身的要比中文系出身的多，這可能是外文系出身的人沒有中文系出身人的「包袱」吧，比較更自由些，外文系學到許多批評與創作的理論，正好用在他們中文的寫作上，而中文系的古典訓練，雖有利於在文化研究上更為多元，但不見得有利於創作，熟讀《說文》、《廣韻》對小說的寫作恐怕幫助不大吧。

整體上，臺灣沒有經歷大陸十年文革的影響，之前的政策也比較尊重、維護傳統，對傳統文化價值比較認同，態度上也比較親和，反傳統文化的人也有，但整體而言臺灣在文化論述上允許多元，反對傳統者的聲勢都不算太大。

活字文化：您退休后受聘來到大陸講學，在您看來，兩岸學子的精神面貌、價值取向、知識結構、自我規劃等等方面有什么不同嗎？

周志文：我十年前尚未退休之前，來訪問過大陸的學校，最多有個座談，並沒有正式上課教書的經驗，我剛退休，在北師大曾作過幾場講座，能接觸的學生並不多，之後有機會，在南方的一所新學校待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開了兩門課，算是比較全面的與大陸學生接觸到了。

最大不同在臺灣大學已達飽和，幾乎沒人考不上大學的，學生越收越濫，使得教育水準越來越下降，有些學校因受「少子化」影響，收不到學生，面臨倒閉的命運，當然像臺大、清華算頂尖的學校，招生不會受到太大影響，但這幾年來，「頹風」也是在的。

上圖：臺灣大學校景

下圖：臺灣清華大學校景

這點在大陸正好相反，大陸高校以人口比例而言，還大大不足，考上大學的學生都程度好又知進取，這點很好，之後大學辦多了，也得想法子維護。我覺得在辦大學上，雖說要質量並重，但質還是得優先的。

兩岸大學生比較，大陸學生常對學問表示高度的興趣，也喜歡親近老師，臺灣的學生大約都受資訊爆發的影響，對周圍的事比較無動於衷，精神上顯得渙散一些。

我這樣說也不見得正確，我看到的受限於我所接觸到的，而我也無更開闊的視角足以展開，井底之蛙之說，不能做整體判斷的依據的。

活字文化：北大中文系的錢理群教授有句話流傳甚廣：“北大善于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些北大學子也恰如錢教授所描述的那樣。您也曾對臺大的不足一面有善意的批評，那么請問，臺大作為臺灣第一學府，是否也有一些“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的“精致利己主義者”存在？如今臺大的風氣和您在臺大讀書時有什么區別嗎？

周志文：錢理群先生的說法很激起我們的反省，利已主義者就是只為自己想，極端自私。

錢理群，一生裁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準備，1939年出生重慶，在南京讀小學、中學，在北京大學親歷反右運動；中間十八年，在邊遠地區貴州安順小城中等專業學校教書，在社會底層經歷了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與北京大學青年學生、同代友人一起，風風雨雨二十四個春秋，并寫有多部研究周氏兄弟和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五年，又回歸中學和貴州，關注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運動，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八十載的生命，和兩個空間——貴州與北大，一個群體——中國的年輕人，建立了血肉的聯系，其主要連接紐帶，則是魯迅。

人之有道德，是將自己的生物特性有機會「提升」到人的特性，道德有一部分談的是「克己」的，是犧牲自己的，孟子經常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是說人與一般禽獸的差異很小的，一般生物只顧自己的生存，有飲食、色欲都只圖自己，從不考慮別人，人在最初在生物階段也是這樣子的，但成了人之後就不該如此。按說考上北大的人都是全國的頂尖人物，在古時稱之為「國之髦士」，髦指旗子前端的飾物，便是指最出人頭地的人，這些人是人的精英，該說不是禽獸級的，想不到錢先生指他們是極端自私的「利己主義者」，如果北大確實如此，就是教育的大不幸與我們中國的大不幸了，我寧願相信錢先生說的只是憤嫉之語。

我記的我在臺灣讀大學時，當時社會也流行一句話，是：「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臺大也是臺灣最好的大學，考上臺大無疑也是學生中的精英，但臺大有些畢業生，首一個志願往往是到美國留學，之後留在就美國不再回來，從此遠走他鄉，擺脫苦難的家園，這些人會幫自己創造很多理由，理由多很堂皇，不愧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臺大的這些精英與北大的那些「髦士」真有「異曲同工」之效，想起確實痛心。

大學是社會的縮影，社會有各色人等，大學當然也有。臺大是所不小的大學，我想北大更大，總有各式人等的，利己的人也許多些(跟社會的「平均值」應相仿吧)，但好在克己利他的人也不是沒有的。我先在臺大讀書，後來在淡江、臺大服務，見到不少同學、同事，不論學養與道德操守都極好的，我想北大亦復如斯，這些人才是社會的真正中堅，有他們在，我們對未來也無須絕望。

整體而言，錢先生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每個時代每個地方都有的，他們其實只是一般的逐利者，是個不折不扣的凡夫俗子，要找精英，我認為得從另一端找起，方法對，一定找得到的。

“

我們想要臺灣人都說「我們中國人」，

有些事必須兩岸的人要共同面對的。

”

活字文化：最近幾年，大陸掀起國學熱，有些營利性教輔機構辦起了針對青少年的“讀經班”，很多家長趨之若鶩；還有許多都市中產熱衷參與“國學班”等培訓。這或許是被資本主義所驅動的經濟理性人在感到精神空虛時從古代經典中汲取心靈慰藉的一種體現。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作為當代人，我們應該怎樣理性對待與吸收中國傳統文化？

作者以自身數十年閱讀《論語》的工夫為根基，以多年講學積累為基礎，完成此書。每章包括四部分：《論語》本文、注釋、語譯和講析。注釋部分，注重會通，以簡馭繁，解釋清晰而明確；翻譯部分，盡量切合古人語言特點，十分注意氣氛與語言力度，力爭兼顧達意與傳神；這部書稿中，作者用力最深也最有特色的，是講析部分，在博采眾說的基礎上，結合自身閱歷，斷以己意，多有新見，更為難得的是，講解接近日常，更宜讓讀者產生共鳴。

周志文：你談到兩個問題，一是「讀經班」，一是「國學熱」，兩個不相同，但有關係。大陸興起了國學熱，是不是壞事，讀經班紛紛開設，是受到國學熱的影響。我說不是壞事，是因為這事的推動力大部分來自民間，是民間「自覺」式的，便很自然，為什麼會有這股國學熱，是由於長久以來對經典的忽視或敵視所造成的補償效應，你說：「或許是被資本主義所驅動的經濟理性人在感到精神空虛時從古代經典中汲取心靈慰藉的一種體現」，我倒看重這句話後面那段：「人在感到精神空虛時從古代經典中汲取心靈慰藉」，是的，你判斷不錯，這是因為人感到精神空虛了，尤其在傳統這一塊。原因你我都知道，資本主義或商業行為會操縱或利用這種心靈狀態來謀取利益的，這很自然，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的，便也無可厚非。

我對國學熱還是覺得欣悅的，總覺得比大眾迷彩券熱、股票熱、直銷熱要有益社會健康許多。下面我想說說我對兒童讀經的一些看法，由於我無法全面觀察，我的看法不見得完全正確，這一點要先強調的。

不少讀經班奉行不逾一個原則是要兒童背誦，對經典不作講解，一個理由是大人也不見得懂，小孩就更不懂了，所以根本無從講解，都認為應趁兒童記憶好時大量背誦，等他們長大，就「自然」全懂了，我個人對這種方式不很贊成。

兒童假如什麼也不「懂」，你教他背下來一段毫無意義的聲音連綴，除了讓父母炫耀之外，對兒童自己與父母本人是一點作用都沒有的。說等孩子長大自然會懂，這話也不通，古經上說的道理如已不存在，孩子長大根本沒實驗的機會，那些話他還是不會懂的，如這道理依然存在，長大了的孩子不必之前背誦過也會「懂」的，何須下背誦這一功夫呢？

還有懂與不懂有程度的問題，經典也有難易的分別，我們不能瞧不起小孩，認為他什麼都不懂，研究過「認識心理學」的人都知道認識是個很複雜的問題，要知道有很多地方，我們大人仍然不懂的，而有的地方，就是小孩也懂的，或者經你一提醒點破，他就懂了，所以大人應耐心的當一個提醒點破的角色，看有合宜的教材，耐下心來盡量幫孩子解釋。

當然應一團歡喜，想起明儒王心齋說的：「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要光板著臉要學生背誦，以為是教育的極致。我的意思是說，就算古典，也可以讓孩子參與瞭解，瞭解就算不夠充分，只是部分，也是好的。這又令我想起，我們大人對一件事的瞭解，豈不也「與日俱進」的會逐步知道得更多嗎？孔子自歎到晚年才讀通《易》，否則不會說：「假我數年，卒以學《易》，斯亦無大過矣。」還有一點，教師、父母幫孩子解釋經典，是與孩子共同一起參與了經典進入心靈的活動，而非讓孩子倒背如流來炫耀，荀子說：「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說：「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所謂禽犢，指的是當成送人的禮物，是表面的，而非內心的，大人小孩一起參與，才是真正古典的復興。

王艮（1483年7月20日——1541年1月4日），字汝止，號心齋，明代哲學家，起初投入王陽明（守仁）門下為求生，后來轉而治學，創立傳承陽明心學的泰州學派，初名銀，王守仁替他改名為艮。王艮的一生對泰州學派作出很大貢獻。他的學生大多為下層群眾，計有農夫、樵夫、陶匠、鹽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天才論，而強調后天學習的重要性。這是他自學成才的切身體會。由于他非經院出身，一生文詞著述很少，著重口傳心授，使“愚夫愚婦”明白易懂，這成了泰州學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輯為《王心齋先生遺集》。

當然經典有極嚴肅的部分，有的深義，「皓首窮經」也窮盡不了，有待我們以更嚴肅的態度來面對。但你這問題是問兒童讀經的問題，是指引到兒童進入經典學習中所碰到的現象，我還是認為學習不能光靠背誦，扮演指導角色的父母能充分瞭解經典更好，連父母也跟著讀經、瞭解經典，對教育一定是好事。

活字文化：我們從大陸媒體報道中了解到，臺灣國文、歷史等科目教育中有“去中國化”的傾向，但中國傳統文化是加強兩岸共識的重要文化根基。您認為海峽兩岸的學者可以為此做出怎樣的努力？

周志文：這現象是有的，也確實很令人憂心。

先說什麼叫「去中國化」？就是在很多地方擺脫與中國的關聯，有些是傳統，有些是現實，而現實與傳統有時候不是很好分辨。

我經常碰到不少大陸朋友，為此現象憂心忡忡。我告訴他們我也憂心忡忡，老實說這現象不是很正常。

二十多年前，臺灣人跟日本說自己與他們的差異，會說「我們中國人跟你們日本人有哪些差不同」，現在都改口說「我們臺灣人跟你們日本人有哪些不同」了，為什麼把中國人改成臺灣人，說起來有點複雜，心情上也有點辛酸的。

不勞你說，臺灣人都是中國人，為什麼不在口頭上稱呼自己是中國人了？我們想要臺灣人都說「我們中國人」，有些事必須兩岸的人要共同面對的。

在文革中與文革的前後，臺灣人無疑是比大陸人「更中國」的，我們中學之後的的語文教育全是中國式的，我們有很多經典的教育，大學的文學課程，也多與傳統結合，而那個時代，大陸在進行普天蓋地的「去中國化」運動，文革不用說，連天安門城樓高懸的五張畫像有四個都是外國人可證。

本是兄弟家人，某些地方以寇讎相見，其實是錯的。我相信臺灣的去中國化是會改過來的，畢竟血濃於水，而大陸走了三十年的去中國化看起來也回頭了，不是嗎？整體上，文化自有活水，我們無須過於悲觀，去中國化就是對中國人刨根，這不可能成功的。既有裂痕，兩方都要想辦法彌補，而不是刻意去加深。兩岸有識之士要更認真一點，對維護傳統文化要多加把力，以彌補雙方政客所造成的傷害，努力久了，成果多了，自然會有效的，這是我的看法。

“

臺灣文學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瑰寶珍藏，

值得所有中國人珍惜。

”

活字文化：您曾經在和張彥武先生的交流中談到，您在臺大念書的時候，很少進那座高岸又冷峻的圖書館大樓，“我的整個人生不是由知識與書本堆砌而成的”，那么對于您而言，人生最至關重要的構成物是什么？是您在特殊年代里獨特的生命經驗嗎？

周志文：讀書沒有不利用圖書館的，我也用的，進圖書館是為了查資料，有些資料很重要，也要看看別人對同一件事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尤其對「做學問」的人而言。但做學問也許是人生的目的，卻不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到圖書館查資料，也只是做學問的一個方法，也並不是唯一的方式。

我想起明末清初的學者黃宗羲說過一段話，他說：「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這句話很有道理，做學問不得不從讀書入手，但書讀得多，其實是在堆砌別人的知識，那些知識如不在我心中發生作用，終究是別人的東西，與我無關，古人稱這類的知識為「記誦之學」，是用出不大的。尤其近年來，學問越做越細，大部分學問已與生命的本體無關了，有關的話，也多是細微末節的。

黃宗羲（1610.9.24－1695.8.12），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東林七君子”之一黃尊素長子。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想。他說“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從而限制君權，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利。黃宗羲的政治主張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對其后反專制斗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黃宗羲學問極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種，300多卷，其中最為重要的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夷待訪錄》《孟子師說》《葬制或問》《破邪論》《思舊錄》《易學象數論》《明文海》《行朝錄》《今水經》《大統歷推法》《四明山志》等。

有時候做細微末節的事也很快樂，譬如用了種種考證手段，原證明一個漢字在先秦是不存在的，卻在一片新出土的文獻中找到了，推翻了舊說，發現的人當然高興的不得了，這是文字學上空前的發現呀，因這個發現，推翻了幾個文字發展史上的理論。但其實想想，這個文字在兩前多年前是否存在，與我們文化價值的高低是沒什麼太大的關係的，當然更與我們當下的民生日用毫無牽扯，做學問嘛，就這樣越與民生日用脫節，才顯示它的「獨立」性，談學問，不必考慮學問有沒有實用的價值，這叫做「純粹」性，我在這樣的考據學上也用心過，有時也覺得有趣，但後來知道，追求這種知識不是做學問的真正目的，更不是人生的真正目的。

你問「人生最至關重要的構成物是什么？」這問題真是關鍵。

我不能替別人作答，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構成是美與善，美善分成兩字，其實是互通的，在我而言，所有的美都包涵著善，所有的善也都是美的，追求心靈的美善是我人生的最大目的。如果我得到了，也設法推廣出去，以使我周圍的人能夠得到、共享，便是孔子所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要不要「真」呢，當然要的。但真如不與美善同講，就顯的冷冰冰的，有些不近人情，既是人，就算科學家，也得有些人情人性在的，真當然要追求，而美善對人而言，更是非常必要的。

我追求的東西，有的圖書館有，有的在圖書館之外，在我而言，在外的好像更多些。有圖書館可進當然好，就好像追求知識、做學問當然好一樣，但人有美善的心靈更為重要。

活字文化：在您讀大學的時候，臺灣仍處于“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籠罩著每一個人。在您的著作《記憶之塔》中對當時的社會氛圍也有所描述。那么在您看來，您青年時代所經歷的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對您的性情、學養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

《記憶之塔》雖是散文集，也確實在文字背后穿起了臺灣中國文學界1960~1990年代的面貌，因此有人評論這本書是臺灣的“儒林外史”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在臺灣動蕩的時代里，周志文，一個從宜蘭鄉下考上東吳大學中文系的年輕人，懷抱著孟子一樣的浩然理想，卻發現大學里充滿了荒唐的老師和荒誕的事情……他經歷了《自由中國》的年代，大學時遇上當年姓章的兩蔣兄弟，旁聽殷海光、齊邦媛等老師的課。后來任教桃園振聲中學、淡江大學和臺大，記錄了形形色色的奇人與故事。在他筆下，我們看到了戒嚴時期被扭曲了的大學校園里，龍蛇雜處的浮生百相。

周志文：整體而言，臺灣「戒嚴」的時間好像很長，但除了一小部分的政治區塊，政府管得並不嚴，比起世上的獨裁地區，臺灣的狀況還算相當自由的。

我認為臺灣從「戒嚴」到「解嚴」，知知識份子的處境是有變化的，但變化並沒想像的大，戒嚴時比較講集體意識，不過我想大多數的學者都崇尚自由，比較偏向個人主義，加上外界的壓力並不很大，整體說來也就這樣了。我倒覺得商業社會的變化，生活簡易之後，對人的思考與行為影響更大些，很多之前覺得珍貴無比的東西，現在已不稀奇了，很多之前想追求的東西，現在已無意願得到了，這些年來，我們看起來可做的事更多了，但受媒體資訊之利與之限，人掙脫了一個牢籠，又自投入另一個牢籠，從此處看，到底是「戒嚴」或是「解嚴」了呢，這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臺灣的「戒嚴」在學術上當然也發生了影響，就是限制與拘束。我讀大學的時候，很多之前的作家作品，有的因為左傾(或被認為左傾，或共黨的同路人)，根本就被禁了，如魯迅、茅盾等的，有的是不見得左傾，只是人在大陸沒出來，如巴金、沈從文等被認為是「投匪」、「陷匪」(我極不喜歡這樣的名詞，但為存真不得不引)的作家或學者，書也多被禁，蛛連之網很大，被禁的書數量極多，這使的臺灣一度成為「文化沙漠」，情況是非常糟糕的。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號》，一般簡稱為《臺灣省戒嚴令》，是一個于1949年5月19日由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的戒嚴令，內容為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含臺灣本島、澎湖群島及其它附屬島嶼）實施戒嚴，至1987年7月15日由當時的臺灣地區最高領導人蔣經國宣布解嚴為止，共持續了38年又56天之久，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次久的戒嚴。在臺灣歷史上，此戒嚴令實行的時期又被稱為“戒嚴時代”或“戒嚴時期”。

但人是聰明的，當人陷入網羅，便有人跟譚嗣同一樣的想要「衝決網羅」，禁制再嚴，也有很多「突圍」的辦法，有些出版品把作者名字改了，如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或《托爾斯泰傳》都改了譯者的名字，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改名《中國思想史》，當然也就不列作者了，顧頡剛早年編的《古史辨》也都各冊分別改了書名，打散了賣，我的幾冊《古史辨》早年都是在臺大文學院側門跟一個鬼鬼祟祟的商人買的，當時氣氛詭譎，想起來也很有趣。

臺灣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如歌的行板》中的臺灣詩人痖弦

另個趣事是李敖，這位我們臺大歷史系的高材生，很早就露出其玩世又投機的本事，他最早一本書就是談「播種者胡適」(書名也是)，主張完全拋棄中國傳統文化，要全盤西化(跟早年的胡適很相像，其實後來胡適已修正了)，在六零年代，李敖這言論有點驚世駭俗。後來他更參加黨外活動，力圖組反對黨與國民黨相抗，他文筆快又犀利，書一本一本的出，但一本一本的被禁，弄到他宣稱他被禁的書已破金氏世界記錄了。他後來發現一條規律，就是書越被禁，地下的銷路就越好，他的書在地下賣得極多，弄到政府後來不想禁他的書了，他一次竟控告政府為何不禁他的書呢？後來臺灣的言論已越來越開放了，慢慢的，再駭俗的語言，世人對之也麻痺了，李敖當時一週一本的《李敖千秋評論》銷路下滑，他除了在題目上更為驚悚，有期甚至刊登自己的裸照，以期政府以「防妨礙風化」為名來禁他的書，目的是他的書洛陽紙貴，有利可圖，當然這些動作有的得逞有的沒得逞，鬧了不少笑話。但他點子多，不愁沒處尋開心，我說這些事，是整體來看，白色恐怖時期，臺灣雖有悲劇，也是有些有趣的風景在的。

李敖（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字敖之，思想家，自由主義大師，國學大師，中國近代史學者，時事批評家，臺灣作家，歷史學家，詩人。

活字文化：高校中文系教師、報社主筆、散文作家，您以學識見地兼具了這三種職業身份。那么您如何看待這三種身份彼此間的區別與融通之處？

周志文：啊，我已早不為報紙寫評論，所以早不是主筆了，有一段時間，我討厭臺灣的政治環境，對臺灣社會的發展有點傷心，連報紙也不訂、不看，也很少看電視新聞。至於高校教師，我自臺大退休，已逐漸「淡出」我曾從事一生的教育事業了，雖然兩年之間還會到臺大開門研究所的選修課，但也有兩三年沒再開，也覺得與你說的高等教育也離遠了。

只寫作還在繼續。我不見得寫的是散文，有一陣子寫小說，也寫有議論性的文章，如我寫《論語講析》，分開來看，都是議論性的文章，《陽明學十講》雖是為一般人寫的讀物，卻也帶著學術性的，分散開來看，都算散文，但好像跟一般人認定的散文是不同的。

《論語講析》書影

我的學院身份對我寫作而言有影響，影響要從好壞面來看。學術訓練讓我說話要有根據，論述要有邏輯，這當然是好處，但也有個壞處，是寫東西時總先要查證，寫時又總覺得放不開，進亦憂、退亦憂，礙手礙腳的，才知道散文中沉鬱、暢快不是從學養得來，而胸襟、氣勢也不是飽學才有的。

我在報上當過主筆，對我有些正面的作用，新聞評論有個缺陷，就是要當新聞發生之後才有評論的，所以是「被動」的，它不能憑空而起，必須有跟有據的。其次寫新聞評論有時效性，幾乎要全面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並立刻做出判斷，社論的篇幅有限，必須用很短的文字把話一大推要說的話說清楚，所以忌說廢話，思想要清晰流暢，所以寫社論是須要有點功力的。我後來覺得自己碰到再困難的事，會先冷靜的釐清事情的先後順序，再找出事情的關鍵，做出準確的判斷，跟我多年分析時事是有關係的。

不論從事哪種文學，多點人生的經歷是好的，所以多看多聽多讀有是好的，我記的袁中郎在他的〈徐文長傳〉裡有段驚險的描寫，他說「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可見不凡經歷的重要，但這種事可遇不可求，雖對人生是個創傷，對文學卻是大有助益。

袁宏道（1568年12月23日─1610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北省公安縣人。萬歷十九年（1591年）進士，歷任吳縣知縣、禮部主事、吏部驗封司主事、稽勛郎中、國子博士等職。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既反對前后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系。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袁宏道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由于三袁是荊州公安縣人，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世人認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大體而言，寫文章(包括寫詩)的人心底都有話要說，不凡的經歷當然可資佐證，但我認為並不是最重要的。見有不平事，心中自有話要說，請注意袁中郎說徐文長「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這叫胸中有丘壑，心中的丘壑才是寫作的動力，要文章寫得好，非要從心中有丘壑開始，所以做好文章還是的從心靈這方面做起。

活字文化：您如何看待如今的臺灣文壇？您有沒有比較欣賞的臺灣本土作家？

周志文：我欣賞的作家是不分本土或非本土的。我想說當代文學，就以散文為例，散文寫得好的人很多，老一輩的周作人，稍晚一點的張愛玲，她以小說見長，但散文確是寫得不錯，《流言》就是代表作。梁實秋、思果、唐魯孫、喬志高等都是高手，有的以記事見長，有的以說理見長，有的嚴肅，有的嬉笑怒罵，都很精彩，寫散文楊絳也是高手，大陸散文家高爾泰、閻連科也都寫的好，臺灣年輕一輩，寫的好的也極多，但我不見得都看過，怕舉得不周延，就說不名字了。散文這一區塊，確實是中文創作中特別精彩的一塊，在西方，以散文得諾貝爾獎的好像很少，但在中國，可算是文學的大宗吧，可見散文在中國文學中的特殊性。

《流言》是張愛玲的隨筆散文集，可以說是大珠小珠滿玉盤。張愛玲稱愛默生“警句很多”。在這本書中我們倒可以看到張愛玲滿篇的警句佳句。

臺灣雖小，但臺灣的文學是有特色的，不論詩、小說與散文，我都認為有很好的作家，當然也有很好的作品。以好的作家與作品比，數量上可能比大陸少，但要知道在人口比例上，大陸人口與臺灣比例是六十比一，但臺灣好作家與大陸好作家在數目上絕不是一與六十比的，假如多於一、二者，便是有不凡之處了，是嗎?當然這樣說有點開玩笑，因為文學或藝術上的成就，不能以數量上來比較的。

這是因為臺灣地方上有其特色，住在島上的人與其他中國人相比，也有獨有的一些特質。我雖不是詩人，但我對臺灣現代詩的高度成就，是引以為傲的，其他各類文體也一樣。我不想舉人名與作品名，要舉的話是非常多的。我認為臺灣文學的發展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瑰寶珍藏，值得所有中國人珍惜。

臺灣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化城再來人》中的臺灣詩人周夢蝶

作者以自身數十年閱讀《論語》的工夫為根基，以多年講學積累為基礎，完成此書。每章包括四部分：《論語》本文、注釋、語譯和講析。注釋部分，注重會通，以簡馭繁，解釋清晰而明確；翻譯部分，盡量切合古人語言特點，十分注意氣氛與語言力度，力爭兼顧達意與傳神；這部書稿中，作者用力最深也最有特色的，是講析部分，在博采眾說的基礎上，結合自身閱歷，斷以己意，多有新見，更為難得的是，講解接近日常，更宜讓讀者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