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天經地義和習以為常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女性被預設好的命運。其中最大的悖論是，一個女性最好的歸宿不是「自我實現」，而是角色扮演，扮演好一個好妻子、好媽媽、好兒媳的角色。

文｜盧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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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2019年整個世界都被偏見和紛爭包圍，但臨近年尾，借助光影所創造的平行時空，東方與西方完成了一次奇異的「環球同此涼熱」，在歐美，《婚姻故事》在各大頒獎禮表現亮眼，在亞洲，電影版《82年出生的金智英》繼續著小說的現象級熱度，兩部電影不約而同地把焦點對準圍城中人，對準愛情童話外的現實世界——王子和公主從此生活在一起，可他們的生活并不幸福。

兩個婚姻故事的結局，一個離了，一個繼續。但不管結局如何，兩部電影都著眼于婚姻制度本身對人的塑造和捆綁，《金智英》指向了外部環境，在儒家文化浸淫千年的東亞地區，金智英身上處處是圍城中女性的倒影，性別不公和等級秩序的陰影彌散在生活四周，金智英意識到牢籠的存在，但無路可逃。

相比而言，《婚姻故事》把視角指向了婚姻關系內部，指向了婚姻中的男性和女性本身。它展示了人類在心跳和愛中開始的親密關系，伴隨婚姻的終結走向崩潰和解體的過程。爭吵到激烈處，起先兩秒鐘就愛上的人，「我每天早上醒來都希望一睜眼就看到你死掉」。

少了一些《金智英》中的控訴意味，《婚姻故事》講的是婚姻關系中的兩敗俱傷，電影中分別展示了妮可和查理各自的崩潰，對疲憊不堪的現代人來講，一別兩寬跟白頭偕老一樣困難，于是大家爭吵、折磨、控訴，紅著眼睛問對方為什么不去死。這揭露了世俗男女的另一種真相，一段關系的結束，并不意味著皆大歡喜，大家都是這段關系的囚徒，誰也當不了幸存者。

兩部電影都有觀眾揶揄，是21世紀的勸婚指南。

雖然兩部片子均未在中國大陸地區上映，但豆瓣標記已看人數分別為7.7萬和5.0萬，并分別獲得了8.7（《婚姻故事》）和8.6（《金智英》）的高分，這背后的時代情緒不難分辨，世界范圍內，年輕人都越來越不愿意走進婚姻。

不止年輕人，拒絕婚姻成了時代的流行氣候，去年六月，日本著名導演北野武宣布離婚，在72歲的年紀，付出超過200億日元的賠償金，獲得了爭取了幾十年的他想要的自由。關于婚姻，他給出過一段冒犯不少人的論述，「結婚這種制度，是權力者為了束縛平民而制定的，通過夫妻組建家庭，來達到安定社會的效果。所以我不拘泥于婚姻的形式，雖然我也結婚有孩子，但結婚的40年中，回到家人居住的家中，也不過10天或20天左右。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回家，是要回到讓自己舒適的地方。」

常人做不到北野武的灑脫任性，但這番言語卻在自私中透著誠實。每每這樣的新聞爆出，中文世界都不難找尋應和之聲。

親密關系的開始與結束一直是人類最熱衷的命題，婚姻提供了研究這一命題的絕佳載體。上一次「環球同此涼熱」，是2014年大衛·芬奇的《消失的愛人》，同樣，在那部電影中，經歷了一場血腥恐怖的噩夢之后，丈夫極力想擺脫妻子的控制，絕望地大喊，「是的，我是愛過你，可后來咱倆只剩相互怨恨，互相試圖控制對方和給對方造成痛苦。」聽完這句，那個故事中籌謀一切的妻子冷冷地答道，「這就是婚姻。」

更有象征意味的是2008年的電影《革命之路》，初見時的男女一個是高談闊論的有志青年，一個是發著演員夢的文藝少女。但在接下來的婚姻生活中，理想褪色，激情降溫，兩個人在糟糕的現實生活中只剩掙扎和爭吵。這對男女的扮演者分別是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和凱特·溫斯萊特，這部電影之前的十年，兩人的《泰坦尼克號》幾乎一夜之間讓整個星球都開始相信愛情，于是這部《革命之路》豆瓣評論的第一條常年是：如果杰克當年爬上了木板，他和露絲現在就是這副德行。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一次的「環球同此涼熱」算不得偶然，《金智英》和《婚姻故事》延續了「婚姻是什么」的命題——我們為什么要結婚？婚姻對我們的人生意味著什么？以及我們究竟該如何面對這個時代的婚姻生活？

圖源電影《婚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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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婚姻視作一個必要節點的話，婚前的金智英自信、陽光，即使身處一個對女孩充滿不公平的世界，她臉上時常掛著天真明媚的笑容，她有夢想，有能力，憧憬成為女上司一樣的獨立女性。

但隨著婚姻的到來，金智英的生活被孩子的哭聲和尿布填滿，她要扮演一個好妻子、好媽媽、好兒媳的角色，她要逢迎和照顧所有人，于是雖然金智英喝著咖啡劃著手機過著現代社會的都市生活，她仍是儒教所規訓和批量生產的那種三從四德的溫順女性，犧牲和忍受被視作美德，她是媽媽，是妻子，是兒媳，是姐姐，是家中的二女兒，唯獨不能是她自己。

她不能有自我意志，在「我」的軀體中，不允許有「我」的靈魂的存在，金智英的人生最荒謬之處在于，哪怕僅僅只是客觀講述女性生來面對的那些被視作天經地義的不公平，哪怕只是想在密不透風的社會秩序中扒開個縫隙喘口氣，作者也只能通過「鬼上身」的形式講述出來。

《金智英》的故事在無解中走向終結，「作為別人的媽媽，別人的妻子，偶爾也覺得挺幸福的，可是有時候，又覺得像是被囚禁在什么地方。

我總覺得越過眼前這面墻壁，應該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還是碰壁，就算找到其它出路，也依舊碰壁，有時候我會想說，是不是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出口。」

圖源電影《82年出生的金智英》

關于「消失的自我」，《婚姻故事》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妮可作為一個奔放自由，有著光明前途的女演員，一個在丈夫查理眼中閃閃發光的女性角色，在進入婚姻后，她的那個發光的自我也逐漸沉沒于日常生活的瑣碎雜蕪，她成為了丈夫不斷上升的事業的養料，她發現自己「越來越小，仿佛從來沒有為自己活過」。

《婚姻故事》中最精彩的段落來自妮可律師一段獨白，相比于東方女性的隱忍和承受，女律師的獨白要痛快許多：

「人們不會接受母親喝很多酒，朝自己的孩子大喊大叫，叫孩子『混蛋』。我們可以接受不完美的父親，面對現實吧，好父親的概念大約30年前才出現，在那之前，人們指望父親沉默、缺席、不可靠和自私。我們都可以說我們希望他們與眾不同，但在某種基本層面上，我們接受他們。他們容易犯錯，我們因此愛他們，但人們絕不會接受母親有同樣的感受。無論從生理還是精神上，我們都不接受。」

「因為猶太基督教的基礎，就是瑪麗，耶穌的老媽。她完美無缺，她是個處女，卻生了孩子，堅定不移地支持她的孩子，當他死去時，抱著他的尸體。耶穌他爸從不在場，他甚至他媽的都沒操過她。上帝在天堂，上帝是父親，而上帝卻沒有出現。所以你必須完美，查理是個混蛋也沒關系。人們永遠會用不同而且更高的標準來要求你。」

這段論述讓東方的至圣先師和西方仁慈又萬能的父達到了某種精神上的匯聚與合謀，這段獨白最后的結語是，「（這一切）糟透了，但就是這么回事。」

《婚姻故事》中妮可律師的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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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這么回事。

《金智英》和《婚姻故事》不約而同地復現了婚姻中僵化的性別權力關系。《婚姻故事》中查理的錯愕與憤怒大抵能代表許多男性的心聲，他對愛人那個「消失的自我」完全缺乏興趣和知覺，視妻子對家庭的犧牲為天經地義，她應該為自己的成就感到光榮，應該為成為一名前途遠大的導演的妻子而沾沾自喜，她們應該無怨無悔地去扮演綠葉，扮演他的最佳女主角。

從西方回到東方，金智英在婚姻生活中陷入焦慮和悵惘的時刻，周圍人投去的也是類似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目光，街心公園的上班族會在背后議論她這個「媽蟲」，「神仙命啊神仙命，我也想喝著老公賺的錢買的咖啡到處閑逛。」婆婆在看到兒子洗碗的時候，會送上陰陽怪氣的一句，「我的兒媳婦啊，真是有個好丈夫啊。」就算因為過多的家務手腕痛去看醫生，得到的也是冷嘲熱諷，「飯是電飯煲做的，衣服是洗衣機洗的，你為什么會疼？」

諷刺的是，從各個標準衡量，金智英和妮可都是所處世界女性中的幸運兒，她們都擁有世俗意義上女性所能擁有的美好命運，她們如愿以償地嫁給了愛情，雖然金智英從小到大一樣不落地經受了父親的忽視，奶奶的區別對待，學生時期的性騷擾，職場上明處暗處的性別傾軋，但她甚至還是幸運的——她不必是崔雪莉和具荷拉，她不必去經受那些被視作玩物的女性們的人生悲劇，這讓她的生活里似乎四處回蕩著尖酸的詰問，「你究竟還有什么不滿足的？！」

在這些天經地義和習以為常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女性被預設好的命運。其中最大的悖論是，一個女性最好的歸宿不是「自我實現」，而是角色扮演，扮演好一個好妻子、好媽媽、好兒媳的角色，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伴隨著近代女性運動的洶涌波浪而終于浮出歷史地表的女性，一旦進入婚姻生活，往往要面對的就是「自我的沉沒」，歷史看似消失了，但卻以更為隱秘的方式存在于生活的各個縫隙之中。以家庭為單位，性別歷史的齒輪依靠巨大的慣性一遍又一遍去重復舊日的歷史，女孩兒在婚姻中漸漸失去蹤跡，取而代之的是某某的妻子，某某的母親，她可以因為扮演好這些角色被歌頌和獎勵，自然也會因為扮演不好這些角色被敵對和懲罰。

《婚姻故事》中兩人激烈爭吵的根源恰恰源自這種邏輯，查理要的是一個言而有信的妻子，查理是真誠的不明白，為什么過去可以，突然就不可以了；妮可要的是長期被忽視被壓抑被犧牲的那個自我，相比于受捆綁和宰制更深的東方女性，這或許是妮可的幸運，她去選擇當出走的娜拉就好，她不必憂心娜拉走后怎么辦的問題，外面大有可供她翱翔的天空。

金智英卻沒有自己的天空，表面上看，82年出生的她趕上了韓國經濟騰飛的美好時代，相比于匱乏年代必須為兄弟們犧牲的母親，她生活在一個看起來更開放和包容的環境中。

她的姐姐成為這種開放和包容的例證，通過教育和建設自我，姐姐完成了到一個「沒有韓國人的地方」的人生夢想，這不僅僅是姐妹倆少年時代玩笑中瑞典芬蘭這些物理意義上的自由之地，更意味著一個不懼流言、不懼社會關系束縛的精神獨立王國。

同一個屋檐下長大，金智英和姐姐命運出現分野是因為她們在婚戀中的選擇。

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邏輯或許片面，但背后折射的仍舊是女性關于「消失的自我」的巨大恐慌，「姐姐」的自由人生是鳳毛麟角的幸運，金智英甚至都沒有資格和機會去想象當一個出走的娜拉，電影中她也為重返職場做出過努力。她擁有一個體貼到近乎失真的丈夫，他理解并心疼妻子的處境，很多時候愿意跟她站在一邊，兩個人也認真考慮過轉換一下各自家庭角色的方案，這時候，制度化的性別不公又浮現了出來，丈夫的收入遠高于妻子，職場女性的天花板擺在那里，電影中對男性中斷職業生涯的前景也做了細致描述，從利益共同體的層面計算，金智英的犧牲是實現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選擇，也難怪婆婆會在電話中情緒失控，「你是瘋了吧？」

除了「媽蟲」，韓國社會甚至有「工斷女」的專有名詞，特指因結婚和撫養孩子辭職，職場履歷出現斷層的女人。這些在婚姻中變成妻子、變成母親的女性，回歸職場的途中阻力重重，韓劇《浪漫是一冊副冊》里展現過相關情節，重回職場的女主角遭到同是女性的晚輩的刁難，「這里并不是什么工斷女再就業，不知天高地厚就隨意踏入的地方。」「我好不容易守住的這職場，如今你這種女人竟然妄想爬回來。」

金智英并不具備面對這種存量廝殺的戰斗力，于是擺在她面前的依然是魯迅提到過的娜拉的處境，「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

《婚姻故事》中妮可對律師講述自己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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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女性視角或女性立場并不是兩部電影的全部。

《婚姻故事》用了大量篇幅去描述這段婚姻中權力關系扭轉的過程中，作為原本的主導和優勢一方，查理從最初的錯愕，到無措的應對，到狼狽的接受的全部過程。

在兩人撕掉一切偽裝的爭吵中，查理同樣聲嘶力竭地回擊了妮可對自己的指控，因為這場婚姻，他認為自己同樣失去了很多機會。作為20幾歲白手起家的導演，他突然間紅了，突然可以上紐約的雜志封面，「要干幾個女人都可以，但是我沒有」，作為最初被動走進婚姻的一方，查理內心的憤懣也都是實際的存在，導演諾亞·鮑姆巴赫沒有給這段婚姻做任何的道德審判，查理在婚姻崩塌過程中所展現出的無措狼狽，也是婚姻性別權力結構失衡的一種承受，他在跟妮可的大戰中在對方面前崩潰，在調解員家訪中劃傷自己硬撐最終倒在血泊之中，他最終失去一切，只能披上白床單扮演妮可新生活中的幽靈，這中年失婚男人的凄凄慘慘戚戚是婚姻的另一暗面，旁觀者總要在他人的故事里分出個是非對錯，但在真實的生活情景里面，哪來那么多容易的是非對錯？

總體而言，《金智英》和《婚姻故事》在投射焦慮的同時也選擇在影片結束時給出安慰。金智英最終依靠寫作找到了出口，妮可也得償所愿地拒絕了在婚姻中沉沒的命運。《婚姻故事》提供了逃脫的路徑，影片結尾，離婚大戰的一地雞毛被時間吹散，妮可擁有了全新的生活：更上一層樓的事業，帥氣的小鮮肉，圍繞左右的家人和朋友。不過諾亞·鮑姆巴赫一方面無意去應和當下的氛圍去講一個「了不起的查理夫人」的故事，另一方面，跟《金智英》用溫柔體貼的孔侑給觀眾們灌一碗迷魂湯一樣，《婚姻故事》用體面的結尾規避了現實婚姻中也許更要慘烈上許多的真實故事。

1973年，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在自己的作品《婚姻生活》中細數了人類親密關系中所會面臨的一切，作為電影史上對人的存在問題最執著也最冷峻的導演，伯格曼在《婚姻生活》中表達了自己對婚姻、對人性、對人的親密關系的深深懷疑，伯格曼絲毫沒有回避制度的虛偽和人性的軟弱，兩個相愛的人在同一個屋檐下喋喋不休，疲倦、背叛、互相指責和懷疑、崩潰、后悔、暴力、自欺欺人，然后循環往復如此一生，《婚姻生活》當年有電影和電視兩個版本，該片一經播出，隨即引發瑞典的離婚熱潮。將近半個世紀以來，《婚姻生活》一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婚姻最佳讀本，人們的一個不算共識的共識是，如果你能看明白并接受這部電影，那么歡迎你走進婚姻生活。

現實婚姻中有多少孔侑一樣的丈夫，又或是有多少妮可和查理這樣緣盡仍留慈悲的結局，都是未知數。不管男權和女權的各自擁躉如何激烈的爭吵，不管逼著子女們相親的父母們如何著急，也不管為了出生率陷入恐慌的政客和經濟學家們如何描述未來世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現實世界，越來越多人拒絕走進金智英的命運。

與媽蟲、工斷女相對應的，韓國社會近些年涌現出非婚一族。去年年初，韓國女孩鄭世英和貝克哈娜開通了自己的YouTube頻道，通過視頻講述自己的「非婚生活」，呼吁韓國女性不再結婚，在網絡世界收獲了大量支持者。

韓國民主和平黨議員黃柱弘在去年4月也提議在《健康家庭基本法》里添加對「非婚」的注解。

去年9月3日，《朝鮮日報》發布了一份委托首爾國立大學開展的人口研究，報告表明2018 年韓國總和生育率再創新低，為0.98，成為了全球總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也是世界首個且唯一一個生育率進入 「零時代 」的國家。

鄰國日本形勢同樣嚴峻，去年，31歲的花岡早苗（音）的婚禮引發媒體大量報道，她將自己的30多位朋友聚集在東京的一家餐廳，身著婚紗宣布了自己的愛情——對自己的愛。

據日本官方統計，2018年日本結婚率僅為4.7‰，這一數據創了二戰后的最低值。日本政府甚至發布白皮書，計劃通過DNA配對，幫助男女青年找對象。

《婚姻故事》中妮可和查理激烈爭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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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年，有篇在網絡上流傳甚廣的文章，題目是《在我們的有生之年一定能看到婚姻制度的瓦解》，作者論述了婚姻作為一種男權制下產生的社會契約、一種與生產力發展階段相適配的、以保護男性財產和利益為目的的經濟制度，在進入現代文明以后所面臨的種種挑戰，最終的結論是，「婚姻可以是一種個人選擇，而不是一種必須。人生充滿了各種精彩各種多元化的可能性，婚姻在這個時代里已經不再是一件頭等大事。」

婚姻或許不是，但愛永遠是。

回到《婚姻故事》，最終妮可和查理的婚姻消失了，但并非什么也沒有留下。在離婚大戰中把人性中最壞的那面統統展現給對方后，妮可依然會在離婚談判中幫查理點他習慣的食物，面對爭吵中崩潰大哭的對方給予擁抱，也能在時過境遷后俯身給前夫綁起鞋帶，查理會在半夜為妮可修理大門，也能在兒子閱讀妮可所總結的自己的優點的時候涌出眼淚。

人與人的關系充滿錯位和偶然，當兩個人最后重逢，那些細微的表情和無數次的欲言又止，又分明都是他們愛過甚至仍然相愛的證據，就像妮可寫給查理的愛他的100理由最后，「我這一生將不會停止愛他，盡管一切已經沒有意義了。」

人類是這樣一種動物，渴望溫暖，害怕孤獨，習慣猜忌，自私，薄情，脆弱，缺乏耐心，表演人格，但同樣是人類，會懷念，會同情，會情不自禁，會于心不忍，即便是在殘酷得多的《婚姻生活》中，瑪麗安和約翰在對峙、猜忌、互相折磨中度過大半生，他們見識了婚姻的虛偽，知道這段婚姻混雜著諸多欺騙和忍受，但在疲憊中擁抱彼此的時候，人之為人的那一點脆弱和不爭氣，還是會在心底告知，他們仍然深刻地愛著對方。

人會在法律條文之外，會在彼此的律師廝殺之后，會在時代潮水的漲落之外，會在旁觀者的唏噓感嘆之外，仍有沒辦法用絕對的理性處置的那么一部分，這些部分讓我們習慣期待，也讓我們忍受失落，但總的來說，這還是人生最有意思的那部分。

所以《金智英》也好，《婚姻故事》也好，明明都是悲傷喪氣的故事，但總有那么一些縫隙，能給觀者些安慰和力量。這很像查理在離婚后跟朋友們喝酒，不知道為什么就即興唱起了歌兒，這首曲不成曲、調不算調、詞也斷斷續續的歌兒唱得那么動人，作為一種制度，婚姻會在未來世界成為什么樣子是需要時間去驗證的事，但對查理來說，這個自私自大、哪怕在婚姻中稍稍為妮可想一想兩個人大約也不至分開的家伙，最終在愛人消失后，終于明白了婚姻交予他的也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課：有人抱你太緊，有人傷你太深，有人坐在你的椅子上打擾你睡覺……有人迫切需要你，有人太了解你，有人讓你突然停下來，讓你痛不欲生，也是這個人讓我意識到，我還活著，讓我朝氣蓬勃地活著。

圖源電影《婚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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