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原讀書會2015年由毛尖、朱康、羅萌、丁雄飛、黃銳杰發起，致力于紹介最新的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研讀最新的當代文學作品。我們認為，文學文本是各種因素生產或轉化出的一種全新形態，因此更需要關注文本的物質屬性，強調文學形式的三方鏈接：修辭生成、歷史語境呈現及其讀者接受。

本文系莽原讀書會2019年7月活動的文字整理稿，刊發于《文藝爭鳴》2019年第十期，原標題為“連續性的韻律：在歷史和文學之間的‘布爾喬亞’”，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意]弗朗哥·莫萊蒂著，Verso，2013年6月出版，228頁，14.99英鎊（精裝）

布爾喬亞文化死了

毛尖：今天，我們的主題是莫萊蒂和《布爾喬亞》，一會請朱康來主持。我先跟各位通報一下我們讀書會的成果。最近已經出版和即將推出的“遠讀”譯叢（朱康、丁雄飛、羅萌主編）有下列幾種：伊格爾頓的《勃朗特姐妹：權力的神話》、D. A. 米勒的《簡·奧斯丁，或風格的秘密》、南希·阿姆斯特朗的《小說如何思考：個人主義的限度》，以及莫萊蒂的《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另外，莫萊蒂的《現代史詩》《遠讀》《歐洲小說地圖集》中譯本，也在陸續翻譯中。我們讀書會關注莫萊蒂由來已久。用《長安十二時辰》中徐賓的說法，莫萊蒂也有一套“大案牘術”，“遠讀”大數據，和伊格爾頓、杰姆遜一起，成為當代歷史主義-語境主義范式的三位節點人物。可惜莫萊蒂在中國譯介太少，所以我們立志補白，尤其“遠讀”還特別適合教學，它讓我們去關注那些比文本小得多或大得多的單位，比如裝置、主題、文類、體系，藉此，遠讀讓我們和文本拉開距離，通過串聯形式單位來解釋文學史的規律，理解整個文學體系。

《布爾喬亞》我們都讀過，現在朱康完成了全書翻譯，待會先請他談。就我個人而言，莫萊蒂的遠讀法，他的關鍵詞抓取，對關鍵詞的精準辨析和歷史勾連，都特別具有示范價值。

弗朗哥·莫萊蒂

朱康：《布爾喬亞》是莫萊蒂出版于2013年的著作，原書全名為“The Bourgeois: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這是一個富有意味的命名，通過一個冒號的隔離與連接，莫萊蒂既界定了自己的寫作立場——“在歷史與文學之間”，同時又明確了自己的寫作主題——“在歷史與文學之間的布爾喬亞”。而這個Between，不僅意味著區分，更意味著關聯甚至綜合：作為文學史家的莫萊蒂立足于歷史中的文學，通過敘述文學中的歷史，再現歷史中的布爾喬亞；或者反過來，通過再現文學中的布爾喬亞，敘述布爾喬亞的歷史。

在莫萊蒂的母語意大利語中，歷史與故事是同一個詞語：storia。敘述布爾喬亞的歷史，同時也就是在敘述布爾喬亞的故事。《布爾喬亞》正文共五章，第一章是全書的序曲，交代布爾喬亞在十八世紀的自我理解，第二到五章是全書的主干，展現布爾喬亞在十九世紀的命運：它在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帶經歷了上升與妥協，當發展并轉移至世界體系的半邊緣地帶，它經歷了挫折與自我批判。

十九世紀是一個布爾喬亞的世紀，但在這一世紀，如歷史學家彼得·蓋伊在《布爾喬亞經驗》中所說，布爾喬亞一詞在英語、法語、德語之間存在著表達與分類的混亂。將《布爾喬亞經驗》與《布爾喬亞》對比可以看出，莫萊蒂觸及而又繞過了這一混亂的氛圍，樹立了一個理想型——“資產的布爾喬亞”與“文化的布爾喬亞”的融合形象。兩個布爾喬亞的融合召喚著布爾喬亞的上升，但隨后布爾喬亞就面臨著其文化與資產之間的失衡。在十九世紀中葉，布爾喬亞建立了有力的社會控制，但其文化沒有建立有力的階級認同，其成員反倒屈服于舊貴族文化的霸權。到十九世紀末以后，“資本主義勝利了，布爾喬亞文化死了”。

彼得·蓋伊著《感官的教育：〈布爾喬亞經驗〉第一卷》

毛尖：朱康說的兩個布爾喬亞形象，揭示的布爾喬亞文化之死，都很有意義。我在看莫萊蒂的時候，有一個說法讓我印象很深，他說，布爾喬亞一旦被放在“中間”，就無法承擔世界道路的責任。我的問題是，如果那個能承擔世界道路之責的布爾喬亞確實死了，是不是已借尸還魂在中產階級身上？或者，換個問法，我們今天依然到處看到聽到的布爾喬亞是什么，中產階級又是什么？

朱康：中文里的“中產階級”是一個具有不確定性的詞語，在當下，它一般被用來與the middle class對應，不時也被用作bourgeois的譯詞。而在英語中，這兩個詞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都平行使用。

十七世紀末bourgeois從法語進入英語，十八世紀末the middle class(es)在英語中出現。在彼得·蓋伊的追溯里，英國人抗拒前者而偏愛后者，因為前者作為外來詞具有時尚的性質，后者作為本土詞帶有嚴肅而理性的尊重。在雷蒙·威廉斯的考察里，the middle class曾經作為bourgeois的翻譯詞提供了后者在十九世紀前的大部分意涵，但這一從封建社會里上層、中層、下層的區分里起源的概念，在布爾喬亞成為上層統治階級后，無法再成為bourgeois的替代者。

莫萊蒂將the middle class的興起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布爾喬亞的品格：它喜歡隱藏真實身份，the middle class是它的面具；一是社會的需要：社會因工業增長而兩極分化，渴望一條連接富人和窮人的紐帶。這兩方面都使the middle class有一種內在的模糊性。相對于bourgeois這個包含都市世界意識的概念，the middle class更像是描述性詞語，它指向上層與下層之間的位置，而各層次之間構成的是一個可流動的連續體。

的確，那個能承擔世界道路之責的布爾喬亞死了。但不是整個布爾喬亞死了。莫萊蒂說：“資本主義勝利了，布爾喬亞文化死了。”而這也就是說：文化的布爾喬亞死了，資產的布爾喬亞還在；或者說：布爾喬亞死了，資產階級還在。它無法在中產階級身上借尸還魂，因為中產階級作為布爾喬亞的偽裝或發明，本身就是布爾喬亞文化死亡的產物。事實上，今天人們所談論的布爾喬亞，只能是那個資產的布爾喬亞，而人們所談論的中產階級，不過就是布爾喬亞發明出來的作為紐帶的階級，或者用布爾喬亞自身的分層化的說法：小布爾喬亞。

黃銳杰：莫萊蒂討論布爾喬亞文化之死的時候征引了1932年托馬斯·曼的《歌德——布爾喬亞時代的代表》演說。托馬斯·曼指出，歌德代表的布爾喬亞時代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唯個性論的時代”，歌德的全人理想滋養著這一時代，一戰后這一理想“失落”（lost）了。莫萊蒂“補刀”指出“布爾喬亞的失落”的另一面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勝利：經由兩次世界大戰，布爾喬亞最終放棄了對霸權（hegemony）的追求，轉而隱匿于“中產階級”的政治神話之中，大眾的合意（consensus）取代霸權，商品又主宰著合意。

托馬斯·曼著《歌德與托爾斯泰》

莫萊蒂沒有接著馬斯·曼討論布爾喬亞文化的出路，實際上托馬斯·曼樂觀地設想了一個“后布爾喬亞的世界”：個體不再重要，只有全部的人才能使人性完美，布爾喬亞性將“進入世界共體性，進入共產主義性”。這還是從“文化”入手。1934年的桑巴特——莫萊蒂認為“將資本主義和布爾喬亞視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的人——則已經設想了一套能夠克服資本主義，將歌德的文化民族引向政治民族的解決方式。他在《德意志社會主義》中設想由德意志民族性出發，破除建基于“奢侈”的宮廷模式之上的主權，施行全面計劃經濟。不幸的是，兩人的主張很快就為納粹的聲浪吞沒。

桑巴特著《德意志社會主義》

桑巴特的《德意志社會主義》1934年出版，同年便由楊樹人先生譯出，這是一次“布爾喬亞”理論旅行的過程。這書在抗戰爆發前譯出，既是對政治民族的召喚，也是面向未來的勸誡。

丁雄飛：“布爾喬亞”的理論旅行二十世紀初就開始了。《布爾喬亞》第四章討論了十九世紀末歐洲半邊緣地區的布爾喬亞，那再往東到其時現代世界體系的邊緣呢？“bourgeois”最早在日語中被譯為“資本家”“富豪”。1904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彥的日譯本《共產黨宣言》為其創造了專門的譯名“紳士”（復數作“紳士閥”），1908年《天義》所載、譯自日文的中文《宣言》第一章采納了這個譯名（劉師培在為“紳士閥”作的注里已經用到了“資本階級”“中級市民”等詞）。1919年的日譯本《宣言》把bourgeois譯為“有產者”（復數作“有產者階級”），即被李大釗引入中文。1920年，陳獨秀等人開始使用“資產階級”。再后來就有了毛澤東對于大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農、手工業主、知識分子、小商人等）的區分。從紳士閥到資產階級，正如從平民到無產階級：語言不斷革命。

從上述翻譯史不難發現，“資產階級”很大程度上是作為批判對象被引入中國的。近代中國有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形態，有小布爾喬亞文化，但大都集中在租界，是少數、局部的存在，尚沒有形成中國的布爾喬亞社會和布爾喬亞領導權。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創造了“資產階級”的觀念，不僅是為了“階級分析”和符合“歷史規律”，更是為了超越這一觀念：彼時茅盾和朱自清雖然持有不同的小資產階級觀，但都認為無產階級必然勝利，小資產階級必然沒落。

幸德秋水和堺利彥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布爾喬亞風格，布爾喬亞文體

朱康：莫萊蒂仿佛的確是把《布爾喬亞》當作故事來寫的，甚至是當作長篇小說來寫的，因為他為這部著作設置了一個主人公。不過這主人公卻不是布爾喬亞。布爾喬亞僅是他的這部著作的主題（subject），根據他在最后一章所強調的，“散文（prose）才是本書唯一的、真正的主人公（hero）”。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散文是典型的布爾喬亞style——（生活）風格/文體，對于布爾喬亞來說，散文既是一種再現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種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正如莫萊蒂的“布爾喬亞”是“在歷史與文學之間的布爾喬亞”，他的“散文”是在存在與再現之間的散文，而布爾喬亞的“在歷史與文學之間”嚴格對應著散文的“在存在與再現之間”。

散文，prose，它的形容詞，prosaic，意思是散文體的，平凡的、乏味的。當莫萊蒂將散文放在存在與再現之間，也就是放在the prosaic與the prose之間。莫萊蒂在導論里說他“是在style里而不是在故事里尋找布爾喬亞的”，進而又說“所謂style，主要指兩件事情：散文與關鍵詞”。全書除導論外共五章三十節，有六節以“散文”為題，七節在討論關鍵詞。在“散文”這一標題之下，莫萊蒂描述了散文的連續性、精確性、生產性、中立性等等品質；而他所選取的關鍵詞，都是“有用的”“效率”“舒適的”等等這些普通用詞，這些關鍵詞歸結起來就是prosaic——散文性的。這些關于“散文”的章節對應著對世界的“再現”——文體意義上的散文的再現，這些關鍵詞指向的都是“在世界中存在”——風格意義上的散文性的存在。在這里看出莫萊蒂這一著作的體系性的構造：歷史與文學、存在與再現、the prosaic（風格）與the prose（文體），相互對應。而正如他所說的“文學”是歷史中的文學，他所說的“再現”是存在中的再現，他所說的“散文”是散文性的生活風格中的散文。例如，他借助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討論“有用的”這一生活風格的關鍵詞，結論卻是：這部長篇小說是“笛福給予布爾喬亞‘心態’的偉大貢獻：作為有用性的風格的散文”。

羅萌：讀《布爾喬亞》的過程中，我常常會聯想到另一部在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小說研究領域卓有建樹的著作：伊恩·瓦特的《小說的興起》。二者在年代和所涉作品方面具有相關性，當然，區別也非常明顯。首先，《布爾喬亞》含括的地理范圍是整個歐洲，突顯“文學地圖”的意味；更主要的區別是方法論上的，《小說的興起》采取傳統做法，選擇若干重要作家進行論述，而《布爾喬亞》從“關鍵詞”入手，一定程度縮減了個別作家的重要性。

瓦特著《小說的興起》

這兩部研究關于一些關鍵概念的闡發同樣體現出差異化，非常有意思。比如針對“現實主義”。瓦特認為，十八世紀以后成為小說主流的現實主義，起源于一種觀念，即“個人通過知覺可以發現真理”，也就是說，強調的是經驗的個體性和特殊性，個人主義是其認識論前提。具體表現在文學創作中，就是背離傳統，內容來自真實經驗，而不是神話、歷史、傳說或先前的文學作品。一言以蔽之，根據瓦特的解釋，小說的現實性，和小說的“獨創性”，是相互綁定的。

莫萊蒂尋求的是文學和歷史之間的“雙線并進”關系。因此，“現實主義”在他這里，超越了文學概念的范疇。書中有這樣的論斷：布爾喬亞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現實主義的階級。那么，布爾喬亞是如何演繹現實主義的？莫萊蒂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它的現實性表現在，它曾經充分實現去魅，迫使社會直面自身的真相，然后和現實妥協。這進而引出了莫萊蒂和瓦特的不同走向：莫萊蒂在精細加工、追求準確的布爾喬亞散文中看到的是一種“客觀的‘非個人性’”，一種“去人化”的傾向。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自由間接引語的詮釋：這種文體中的“第三者聲音”并非對“主觀視角”的保留，而是體現了相對客觀化的、為社會所接受的聲音，“它是一項社會化的技巧，而不是一項個人性的技巧”。它代表的是普通智識群體，傳達資產階級“共同意見”。這樣一來，自由間接引語反而成了“說服個人”/“使個人妥協”的方式；這種技巧使得小說在擺脫了顯性“說教”形式之后，反而成為更為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

毛尖：莫萊蒂對自由間接引語的闡釋真是漂亮，他另一個做得特別漂亮的是，對魯濱孫的解讀。莫萊蒂發現，作為故事行動中心的魯濱孫，每一次行動都延伸出下一個行動，“砍枝條”后發現可以“晾曬”它們，然后發現可以“編籃子”，再發現可以“編大籃筐”，可以“不用袋子裝谷物”。每行兩三個動詞，被編得跟籃子一樣，笛福的句子，沒有跳過任何一個步驟，就像黑格爾所說的“散文的心智”（prosaic mind），它們通過“原因與結果，目的與手段這樣的范疇來理解世界”。莫萊蒂認為，這就是工具理性的第一個化身，是投向布爾喬亞“心態”的第一束目光，本質上，魯濱孫就是工作的第一代主人，他告別非理性的前現代狀態，成為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始祖。

《魯濱孫·克魯索》初版本

回頭看莫萊蒂的寫法，他對關鍵詞的選取，也頗有魯濱孫精神，從“有用的”，到“效率”，到“舒適”，就像笛福的敘事流，一個行為，在語法上完成，在敘事上開放，莫萊蒂的第一關鍵詞，向第二關鍵詞開放，如此生生不息，構成“連續性的韻律”。在對過去行為的不斷更新中，布爾喬亞，或者說，莫萊蒂，獲得以前進為導向的語法和精神，自己為自己的未來加冕，持續不斷地自我證成，并在“精神的生產性”面前，為自己開出分叉的兩條道路。

朱康：的確如毛老師所說，莫萊蒂的寫作，同笛福的寫作一樣，都頗有魯濱孫精神，有著布爾喬亞式的“散文的心智”。莫萊蒂送給魯濱孫的那個稱號——a working master，也可以送給笛福，甚至送給他自己，他們都是“工作的主人”，或者說是工作的大師。寫作，更具體地說，散文寫作是一種工作。在莫萊蒂看來，“不對工作做直接的思考而去想象散文的媒介是不可能的”，這種“語言的工作”“體現了布爾喬亞活動的某些最為典型的特征”。也因此，作為《布爾喬亞》主人公的散文，又被莫萊蒂稱為“布爾喬亞散文”，“辛勞的散文”（laborious prose）。

辛勞的散文，這樣的命名體現了一種寫作的倫理學，一種散文的文體學，同時也召喚著一種長篇小說（Novel）的文類學，雖然文類這一概念在《布爾喬亞》中并不是焦點。“連續性的韻律”，這是弗萊在《批評的解剖》中論散文一節的標題。隨后弗萊談論了“特定的連續形式（散文體虛構作品）”，其中第一類形式就是長篇小說，其特點是以穩定的社會作為框架描寫人物的性格，其人物都是帶著社會面具的角色。莫萊蒂沒有借用弗萊對于“特定的連續形式”的討論，在弗萊對“連續性的韻律”的闡述之后，他接續的是盧卡奇《小說理論》里的判斷：為了適應世界的異質性，長篇小說需要以嚴密的、無韻律的散文為媒介，來賦予異質性以形式。這就是“主觀的再生產”，是“精神的生產性”。而正是在對世界的適應之中，世界的合理化的邏輯滲透在長篇小說的韻律之中，它要求長篇小說擺脫偏誤與模糊，由此，長篇小說的寫作，不能依賴天賦，而只能是訓練的產物。莫萊蒂借用福樓拜對自己的《包法利夫人》的評價來概括整個十九世紀長篇小說的特征：耐心遠勝過天分，工作多于才華。

弗萊著《批評的解剖》

盧卡奇著《小說理論》

丁雄飛：如朱老師所說，散文是散文性的生活風格中散文，作為一種再現世界的方式，它可以是小說的文類，也可以是電影的類型。莫萊蒂最近比較了二戰后的兩大電影類型——西部電影和黑色電影。在他看來，西部片里殺伐明確，總是由對根本沖突的發現所致，而黑色電影里的謀殺，則是一系列基于片刻利益而不斷變化的聯盟中的一個環節。因此，黑色電影中，多種敘事力量在繁殖：這可以上溯到巴爾扎克和狄更斯偉大的都市小說，甚者，上溯到黑格爾對于公民或市民社會的描述：市民社會里的個體總是把他人化約為實現自己特殊目的的手段。這便是所謂“世界的散文”（the prose of the world）。換言之，市民社會充滿了中介（mediation），在這里，利用他人，是一個遠勝于如西部片那樣消滅他人的策略。于是，黑色電影的敘事結構可以不斷膨脹，因為總能在情節“中間”加點什么。而這個有限的世界也不再制造英雄：西部片需要英雄來填補國家缺席產生的空白，但在黑色電影里，沒有人擔心社會制度不穩，一切越軌行為都是局部的。不但如此：不同于1930年代黑幫電影里的狂妄大盜，黑色電影里的散文性頭腦更關心準確性和清晰度，行兇之前務必檢查推演，確保萬無一失。當然，鑒于市民社會是陌生人的社會，最安全的謀殺，便是出錢讓一個陌生人去殺另一個陌生人。

西部片和黑色電影

布爾喬亞在中國

羅萌：研究界常說近代中國不存在較為穩定的布爾喬亞/市民階級，但同時，在文化文學研究中，又不斷征引（類）布爾喬亞概念。這方面可能和《布爾喬亞》一書形成某種有趣的對照：書的主線是，資產階級首先掌握了經濟權力，并創造出自己的美學，但隨著資本主義的成熟化，反而日益喪失文化領導權。中國研究在借鑒一系列“布爾喬亞”術語的時候，反復強調經濟意義上的布爾喬亞不存在，但針對文化問題的引用卻是不間斷且較為自信的。當然，并不是說，在欠缺經濟布爾喬亞的前提下，討論文化布爾喬亞是一種空中樓閣。而且，在近代中國的文學現象中，確實可以發現和《布爾喬亞》中描述的風格特征非常相似的東西，這里面的原因可以是多重的：比如以報刊為載體的大眾閱讀市場的形成，比如西方文學的引介和影響。陳平原提過中國傳統小說重“布局”不重“描寫”，最初譯入外國文學時，也以譯出“布局”為主。所以當時的很多譯作，都更傾向于“譯述”甚至“節譯”。而準確的細節描寫的大量生產，和對西方文學理解的深入是有關的。在中國近現代小說轉型中，細節描寫的加強是重要變化，曲折中和《布爾喬亞》里談到的十八世紀歐洲小說的變化產生了對應關系。

《布爾喬亞》沒有涉及對讀者大眾（尤其以報刊為主要載體的閱讀大眾）的討論，如果加入的話，或許可以和作者關于布爾喬亞現實主義的“非個人性”的論斷直接掛鉤。而由“填充物”（filler）所引起的敘事減速本身也是清末民初小說轉型的一大特點，看看《海上花列傳》就知道了。《海上花列傳》是第一部通過報刊連載的長篇小說，以往對小說中大量日常細節鋪陳的解釋，往往從適應連載形式的角度出發，如果結合莫萊蒂的一系列見解（比如“嚴肅”、人與物的關聯、非個人性等），應該會有助于生成進一步的闡發。

民國時期的《海上花列傳》廣告

黃銳杰：這種晚清的“布爾喬亞”“描寫”到了“五四”時期進化為了一種理論上的自覺。像雄飛說的，“五四”之后，知識界開始以“資產階級”對譯“bourgeois”，凸顯了布爾喬亞的經濟涵義，但這一翻譯恰恰是為了超越布爾喬亞的經濟面向。以巴金為例，巴金1933年出版《家》的時候，后記中點明自己寫的是“一個正在崩壞的資產階級的家庭”的歷史，但書中的高家完全不像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家庭”，還是一個傳統的大家族。這與1933年這一后“五四”時代有關。這時大革命思潮興起，階級話語迅速流行。這時候使用“資產階級”一詞，許多時候已經偏離西方的原始語境。這可以說是一種歷史哲學意義上的用法，其著眼點并非當下的現實，而是對現實的新闡釋和再創造。因此即使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十分弱小，巴金等還是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這一闡釋模式。不過，這同時也是“大革命”失敗的時代，巴金寫《家》，是要由“大革命”的“政治”回到“五四”的“倫理”以重建信仰。在“五四”敘事中用“資產階級的家庭”指稱高家，造成了一種奇特的時代錯位。然而，這一做法必然造成“政治”與“倫理”間的錯位。因為到了1930年代，“政治”的問題已經不可能僅僅依靠“倫理”的方式得到解決，這是巴金等一批“五四”知識分子在1930年代面臨的困境。

巴金著《家》

丁雄飛：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開始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布爾喬亞。而在文學想象上，沒有哪個當代中國作家能像王安憶那樣，把如此巨量的精力投注在（上海）市民身上。從1993年的《“文革”軼事》到2018年《考工記》，王安憶反復書寫著市民的“小世界”。《長恨歌》的最后一句話說，“花草的又一季枯榮拉開了帷幕”，這便是王安憶在九十年代的烏托邦（或者說意識形態）：呼喚出新一代市民階級。在她彼時的作品中，始終存在著一個中間的理想——處在“奢侈”和“貧賤”之間的“富足”。體現這一理想的，首先是作為中間階級、處于經濟和“政治”的中流狀態的市民階級，其次是市民階級身處其中的某種中間城市形態。如果說上海的消費空間是城市文明的極端形態，農村是前城市/文明的形態，對于王安憶，一個理想完滿的城市便是在二者之間，它可以是小鎮（《長恨歌》里的鄔橋）、小城市（《長恨歌》里的蘇州、《啟蒙時代》里的寧波），也可以是上海的中間生活空間（《富萍》里的揚幫棚戶區、《長恨歌》的平安里）——“富足”是其基本限定。然而類似于莫萊蒂在《布爾喬亞》最后指出的，十九世紀誠實的布爾喬亞終不敵二十世紀詭計多端的金融投機者，我們從王安憶晚近十年的小說里亦能讀到：老上海市民在新上海人——金融階級面前節節敗退。

王安憶著《長恨歌》

王安憶著《考工記》

毛尖：《布爾喬亞》導論中說，布爾喬亞產生于某個“在中間”的地方，但中間性恰恰是布爾喬亞需要克服的東西。魯濱孫出生在英格蘭現代早期的“中間狀態”里，但他拒絕接受父親把這一狀態理解為“世間最好狀態”的觀念，用一生來克服這種狀態。今天，在“中產階級”到處替換“布爾喬亞”的世界，雖然已經無法喚回布爾喬亞的往日精氣神，但重提“中間性”的危害，卻似乎有必要，包括小丁講的，王安憶這十年的小說，從一個側面說，也可算是給十九世紀樣態的布爾喬亞唱的挽歌。而這些年，很多國產文藝也很愿意表現“小資情調”和“布爾喬亞”，但是，在對大小布爾喬亞進行形象、情感和倫理進行造型的時候，卻完全沒有歷史脈絡，有時金融資本家有時小業主，有時貌似文化的布爾喬亞有時江湖野狐禪，同時，在相關評論中，他們獲得同一個名稱，中產階級。中間性對布爾喬亞的歷史傷害已經有一百多年，但在今天是最令人絕望的，因為中間性已經成了布爾喬亞的墓志銘，所以，重新梳理布爾喬亞的脈絡，也算是一次初心鉤沉。

朱康：確如毛老師所說，重新梳理布爾喬亞的脈絡，初心鉤沉，目的并不在布爾喬亞自身，而在“已經無法喚回”的情況下去辨認它的“往日精氣神”，即借助歷史中的布爾喬亞，審視現實境況中的世界道路與世界道路的責任。在歷史中我們已經看到，當布爾喬亞從克服中間狀態的英雄姿態退回到披上“中產階級外衣”，化用馬克斯·韋伯那個著名的隱喻，命運注定了這外衣將變成一只鐵籠——世界道路責任的鐵籠。這不僅是中產階級的中間性的危害問題，這是整個布爾喬亞的結構性的矛盾問題：資產與文化之間的失衡。正是在這里，在我們的座談的結尾，可以并有必要重溫《布爾喬亞》的結尾，在那里，莫萊蒂傳達了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留給今日世界的持久不衰的訓諭”：“面對資本主義的自大，承認布爾喬亞現實主義的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