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話題
漢高祖劉邦究竟是布衣平民還是沒落貴族，關于這個問題，兩位漢朝史學家司馬遷和班固在他們各自的著作里打起了筆墨官司。
《史記·高祖本紀》不止一次提到劉邦出身寒微，而班固則在《漢書·高帝紀》中旁征博引，為劉邦家族譜寫了一個遠自堯舜直到秦漢之際的貴族家譜。究竟司馬遷和班固的記載誰更可信，誰又在造假？造假的動機又是什么呢？
這是一幅《楚漢傳奇》的劇照。畫面中的劉邦穿著粗陋、骯臟的短褐，攏袖縮手，與黃狗為伍，一副晦氣的倒霉樣兒。這是發跡前的劉邦——噢不，這時的他還應該叫做“劉季”，“邦”是功成名就之后，高祖皇帝給自己改的名字——長久以來留給世人的固有印象。
追溯這個印象的由來，我們不能不提到《史記·高祖本紀》。在司馬遷為劉邦所做的這篇傳記中，至少有這么幾處文字向我們表明，劉邦出生在一個平凡的百姓人家。
其一，《高祖本紀》開篇寫道：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
——《史記·高祖本紀》
推敲這段文字，其中“姓劉氏，字季”的一句透著些許蹊蹺：照古人起名的習慣說來，應該是先有名，而后有字。在劉邦之前的歷史上，的確是有不少歷史名人以排行為字的，比如：
管夷吾，字仲；
范睢，字叔；
士會，字季；
項纏，字伯。
但這些以排行為字的人，無一例外都先得有個“名”，可“劉季”沒有名，司馬遷徑直說他“字季”。不但劉季自己沒有名，甚至連他的父母也沒有名。“字”在先秦時期本是士以上階級的身份標志，劉邦和他的父母連個正兒八經的名都沒有，又怎么會有字呢？
司馬遷說劉邦的父親叫“太公”，換做今天的話說，就是街坊鄰里口中的“劉大爺”；母親叫“劉媼”，那就是“劉大娘”。照這樣叫下去，“劉季”就只好是“劉老幺”了——劉家的幺兒沒有正經上過學，所以沒得學名。
事實上，出身寒微，劉邦從不諱言。公元前196年，因戰場負傷而走向生命盡頭的劉邦仍然自豪地說：
“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史記·高祖本紀》
不但劉邦自稱“布衣”，連他手底下的群臣也熟知這位開國皇帝寒微的發跡前史：
（公元前202年）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
——《史記·高祖本紀》
可是“布衣天子”這個司馬遷言之鑿鑿的身份，到了《漢書》里邊兒卻完全變了一番模樣：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后也。
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后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巿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
——《漢書·高帝紀》
在《高帝紀》末尾的這一段史贊當中，班固苦心孤詣地整合了四個人——史墨、范匄、劉邦和班固自己——的歷史敘述，為劉邦的家族勾勒出來一個遠起唐堯、直至秦漢的傳承譜系。
2012年，李祖德先生根據班固的這段記載撰寫了長篇論文《劉邦祭祖考——兼論春秋戰國以來的社會變革》并發表在《中國史研究》上，使得部分研究學者據以否定司馬遷的“布衣天子”之說，轉而相信劉邦應該是一個六國貴族——具體地說，是魏國貴族的沒落子孫。
仔細分析了《漢書》的上述內容過后，很遺憾，這篇看起來非常完整的劉姓家史卻沒能讓我信服。首當其沖的破綻出現在劉向的敘述中：
秦滅魏 遷大梁 都于豐
關于這三句話，李祖德先生在《劉邦祭祖考》一文中是這樣解釋的：
這里所謂的“秦滅魏”，《漢書·高帝紀》“補注”引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遷大梁，更號為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師古的說法是對的。（中略）在大梁的劉邦祖先，多次受到秦軍的攻擊，最后不得不離開大梁，遷徙到當時的沛縣豐邑中陽里定居。
——《劉邦祭祖考》
坦率地說，我認為李祖德先生沒能參透顏師古作注的思考。表面上看，《漢書》的那三句話，根據不同的標點方式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第一種標點方式是：
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
如果照這種標點方式來理解，“秦滅魏”是后面兩句的狀語，意思是在秦國消滅魏國的時候，劉邦的先祖自魏都大梁遷出，定居于豐邑。
這種理解最讓顏師古犯難的地方在于：一旦將“秦滅魏”解釋為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消滅魏國，夷其社稷，那么這個時間點將同劉邦的出生地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劉邦生在哪一年？一種記載來自《漢書·高帝紀》臣瓚注：
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漢書·高帝紀》注
據此，劉邦應出生于公元前247年。
另一種說法，來自皇甫謐：
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
——王先謙《漢書補注》
據此，劉邦應該生于公元前256年。
假如劉邦的先祖是在公元前225年秦滅魏國的時候遷居豐邑，那么無論劉邦出生在公元前247年還是公元前256年，遷居之時他都已經成年，豐邑絕不可能是他的出生地。可《史記·盧綰列傳》分明記載劉邦就出生在豐邑：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
——《史記·韓信盧綰列傳》
以顏師古的精明，他當然會發現這個紕漏。所以，為了彌縫上述矛盾，顏師古只能無奈地將老劉家遷居豐邑的時間提前。于是“秦滅魏”被顏師古解釋作公元前340魏惠王因為秦國的東侵而被迫從安邑遷都大梁。
這個解釋武斷地把劉氏家族的遷徙時間挪到了劉邦出生之前，雖然勉強圓和了劉邦生于豐邑的史實，但卻引發了更多的紕漏：
首先，魏惠王遷都大梁之后，魏國雖然又獲得了“梁國”之名，但此次遷都的性質，正如《史記·魏世家》所言，是“徙治”，也就是主動遷都。這跟西晉國都淪亡后，東晉遷都建業、再造社稷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歷史事件，不能將魏國徙治大梁比附于兩晉更替式的滅國。
除了顏師古，從古到今也沒有第二個歷史學家以“滅國”來稱述魏惠王徙治大梁的。顏師古硬要將《漢書》中的那一句“秦滅魏”解釋作魏惠王遷都，等于把“梁國”當成是“魏國”滅國之后重建的新政權，不免自欺欺人之嫌。
其次，魏惠王遷都的公元前340年，秦國的在位國君應該是秦孝公，而非孝公之孫秦昭王。之所以要強行將秦孝公時期的事兒推遲到秦昭王時期，那是因為班固說“（劉氏）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劉邦家族遷居豐邑的歷史并不長，因而族親埋骨于豐邑者寥寥無幾。
如果劉邦的先祖早在公元前340年就遷居豐邑，那么到劉邦出生的時候，家族定居于此已將近百年，不可謂“淺”。以30年一代人來計算，葬在豐邑的族人也不可能少。
只因為要顧及皇甫謐說的那句“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顏師古就像個裱糊匠一樣，將秦孝公時的歷史事件和秦昭王這個后來的歷史人物生生粘到了一起，造成了歷史敘述更大的混亂。
怎樣才能稍微抹平這場大混亂呢？史籍的文字斷不可隨意篡改，只能在標點上想辦法了。于是便出現了對《漢書》那三句話的第二種標點。顏師古將此三句斷作：
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
照這種斷句方式，“秦滅魏”一句就變成了“遷大梁”的狀語，而與下一句“都于豐”脫離了關系。這樣三句話翻譯過來，意思是劉邦的先祖在秦滅魏國（顏師古還是指魏惠王遷都的公元前340年）的時候，跟隨魏國的這次大遷徙來到了大梁。然后又不曉得在什么時間遷居于豐邑。
這樣一來，劉邦先祖遷居豐邑的時間倒是從公元前340年往后推延了，但《漢書》的文脈卻因此出現了斷裂。宋儒劉敞說：
當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顏解誤矣。
——王先謙《漢書補注》
老實人劉敞之所以堅持說顏師古是錯誤的，就是因為他看出來了，一旦在“遷大梁”三字后下一個句號，“都于豐”就成了一頁脫了頁的線裝書，沒了上下文。
如果班固的敘述真是這樣斷句，那么“遷大梁”之后必得多出一句來，“在某某時候，都于豐”。或者班固并不清楚遷豐的具體時間，則應該寫作“后——都于豐”。李祖德先生撰寫《劉邦祭祖考》的時候顯然看出了這個問題，于是“勇敢”地補了這么一段論述：
在大梁的劉邦祖先，多次受到秦軍的攻擊，最后不得不離開大梁，遷徙到當時的沛縣豐邑中陽里定居……
——《劉邦祭祖考》
說劉邦的先祖是因為大梁遭到秦軍的攻擊而再度遷徙，顯然于史無據，這是李先生根據前一句“秦滅魏”而做出的自發演義。至于彌合原文文脈斷裂的問題，李先生原創的演義構思則對此沒有絲毫幫助。
由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從文字敘述的邏輯上只能解釋作公元前225年秦滅魏國的時候，劉邦的先祖遷出大梁，定居豐邑。而這個解釋，我們已經論述過了，它是絕對無法成立的。
參考文獻：
李祖德《劉邦祭祖考——兼論春秋戰國以來的社會變革》
孔穎達《左傳正義》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蕭統《昭明文選》
王先謙《漢書補注》
王先謙《后漢書集解》
章君榖《杜月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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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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