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號碼是A3317，是大屠殺幸存者。”

這是布蘭科·拉斯蒂格憑借《辛德勒的名單》獲頒奧斯卡獎時的開場白。

昨天，拉斯蒂格在家中去世，享年87歲。

除了《辛德勒的名單》，他還是《角斗士》、《漢尼拔》、《黑鷹墜落》、《美國黑幫》等電影的制片人。

拉斯蒂格（左）、斯皮爾伯格（中）在1994年的奧斯卡頒獎禮上。

拉斯蒂格的死訊最先在“寬容節”的官網發布，這是他創辦的電影節，專門放映大屠殺和猶太人題材的電影。

他就是出生在克羅地亞的猶太人，童年時被抓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家族的大部分成員都被殺了，他有幸撿回一條命。

集中營里被吊死的人曾看著拉斯蒂格說：“請別忘記我們，把這里的故事告訴全世界。”

而這正是他堅持做了一生的事。

拉斯蒂格把奧斯卡獎杯捐給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

“一個男孩在納粹集中營里經歷了生與死，只有最高級的創作才能表達他的可怕經歷。”克羅地亞總理普連科維奇這樣悼念他。

當盟軍來救他時，他以為自己已經死了

拉斯蒂格在10歲那年被抓入集中營，他當時謊稱自己16歲了，有能力去勞動，才逃過了當場被處決。

《辛德勒的名單》還原的奧斯維辛集中營

當盟軍來救他時，他以為自己已經死了。

他記得自己躺在營地里的一張鋪位上，正受著傷寒的折磨，虱子在他的身上四處亂爬。突然，他聽到了一種陌生的音樂。

它不同于集中營管弦樂，拉斯蒂格從沒聽過這樣的樂音。

“我想我是死了，”拉斯蒂格說，“那一定是天堂的音樂。”

拉斯蒂格童年照片

那其實是蘇格蘭風笛的聲音。

英國人來了。

那時，拉斯蒂格剛滿13歲，體重60斤。

在猶太人的傳統里，13歲生日是男孩的成人禮。

過了這個坎，男孩就成為了一個男人。

孩子在卡車里唱歌，拉斯蒂格在鏡頭外哭泣

如果不是記著集中營死者的托付，拉斯蒂格也不會進入電影這一行。

他一開始對電影并不感興趣。

后來陰差陽錯地，他參與拍了一些游擊隊抗擊德軍的電影。

那些電影會讓他想起當過兵的父親。

看著銀幕上游擊隊員射殺納粹，他感到非常開心。

接著，他因為幫助美國人拍攝“二戰”歷史劇《戰爭與回憶》，偶然地闖入了好萊塢，隨后認識了斯皮爾伯格。

那是1991年，斯皮爾伯格終于決定開拍《辛德勒的名單》。

他給拉斯蒂格留了5分鐘的面試時間。結果，5分鐘變成了半小時。

走的時候，斯皮爾伯格說了一句：“你就是制片人了。”

拉斯蒂格（中）在《辛德勒的名單》片場

拍攝中，拉斯蒂格有過一次小小的崩潰。

當時在拍攝孩子們被送上卡車的鏡頭。

孩子在卡車里唱歌，拉斯蒂格在鏡頭外哭泣。

拍攝被叫停，導演找來自己的媽媽照顧拉斯蒂格的情緒。

拉斯蒂格說他能清楚地記得每個國家首映式上的每一個細節。

“每一場播完后都有經久不息的掌聲，但不是立刻有。電影結束了，沒有人動。”拉斯蒂格說，“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問我，這是怎么回事？沒有聲音，然后能聽到有人在抽泣。突然之間，所有人都站起來鼓掌。”

“我的肩膀都被史蒂芬捶青了。每到彩色畫面與黑白畫面交替的時候，史蒂芬就打我，讓我去提醒放映員。因為兩種膠片厚度不同，一不注意就會失焦。不過提醒了往往也沒用，因為放映員也完全沉浸在電影里了。”

2011年，拉斯蒂格回到奧斯維辛，補上了自己的成人禮。這一年他已78歲，他的慶祝方式是和上萬名年輕人、猶太幸存者一起參加了一年一度的“生者游行”。《紐約時報》專門為他拍了紀錄片。

波折重重的籌拍：不是野心勃勃，反而忐忑不安

《辛德勒的名單》的籌備過程充滿了波折，除了片方擔心這種類型無法賺錢外，主要是一群電影人的心結問題：

在這個重要的、可能收獲巨大名聲的題材面前，他們沒有變得野心勃勃，反而是忐忑不安，生怕搞砸了它。

它的原著小說發表于1982年，斯皮爾伯格很快拿到了版權。但他不敢拍，覺得自己不夠成熟。

他去找了同為猶太人的羅曼·波蘭斯基，被后者拒絕了。因為波蘭斯基的母親就是死在奧斯維辛，抓捕的時候，8歲的他逃掉了。

波蘭斯基一直沒有辦法面對這個題材。直到后來68歲時拍攝《鋼琴家》，才算釋放了這個心結。

《鋼琴家》劇照

斯皮爾伯格還去找過西德尼·波拉克和馬丁·斯科塞斯。斯科塞斯覺得只有猶太導演才能做好這件事。

抱過六座小金人的電影大師比利·懷爾德，也曾是導演人選，但懷爾德以退休為由拒絕了，并且勸說斯皮爾伯格自己才是最合適的導演人選。

《辛德勒的名單》劇照

“最重要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良心”

為了能夠贏得掌控這部電影的話語權，斯皮爾伯格答應了幫公司先拍攝商業大片《侏羅紀公園》。

所以，進入《辛德勒名單》劇組時，他還要靠衛星電話指揮《侏羅紀公園》做后期。

大腦要在集中營和霸王龍之間切換，他那段時間情緒非常崩潰。

后來是靠羅賓·威廉姆斯打電話給他講笑話，才緩解了一些壓力：

“羅賓經常在我笑得最大聲時，突然掛掉電話，把我晾在那兒。”斯皮爾伯格回憶說。

《辛德勒的名單》片場，斯皮爾伯格在指導演員。

兩部電影在1993年6月、12月先后上映，一部是全球票房最高，一部是當年最佳。

《辛德勒的名單》展示了斯皮爾伯格的成熟：他放棄了吊臂、變焦鏡頭等讓人有安全感的設備，故意用大量的手持鏡頭（占40%），來完成這部史詩之作。

但讓人印象更深的，還是斯皮爾伯格的謙卑。

他們最初想過進入集中營拍攝的，但立刻遭到全美猶太人協會的電文警告，請他們不要驚擾亡靈。

斯皮爾伯格讀完電文后，立刻要求劇組撤離，并獨自飛往紐約，去尋求猶協的原諒。

《辛德勒的名單》

拉斯蒂格記得，斯皮爾伯格當時也特意向他承諾，自己不會驚擾亡靈。

“這次我感到最重要的，不是我的想象力，而是我的良心，突然間，我慣用來逃避現實的攝像機直面現實了，在拍攝中，我每天都留下熱淚。”斯皮爾伯格說。

“再也沒有人能理直氣壯地說不知道發生過什么了”

要銘記歷史，僅靠電影的力量是不夠的。

拉斯蒂格發現，關于大屠殺的電影越來越少：“等我這一代人死去之后，當世上再沒有大屠殺的幸存者，還有誰能站在我們的立場上提醒大家發生過什么？當出現那些‘大屠殺是假的，根本沒發生過’的言論時，還有誰能以親身體驗站出來反駁呢？”

《辛德勒的名單》結尾，當年被辛德勒救下的猶太幸存者們出場，畫面也終于由黑白變為彩色。

從波蘭回美國的路上，斯皮爾伯格曾問拉斯蒂格：“還有多少幸存者活著？”

拉斯蒂格說有35萬。

斯皮爾伯格又問，“如果要采集每個人的故事留作證據，需要花多少錢。”

答案是6000萬美元。

于是，斯皮爾伯格就和他，用這部電影的所有版稅和追加酬金（本屬于斯皮爾伯格），組建了一個叫Shoah的基金會，專門做這件事。

大屠殺幸存者在現役軍官的陪同下重回奧斯維辛

如今，基金會已經收集到了5.2萬份證詞。最讓拉斯蒂格欣慰的是，有年輕學生正拿這些故事素材來創作。

“現在，再也沒有人能理直氣壯地說不知道發生過什么了。我們已經創造了渠道，只要想知道，人們就能知道真相。”拉斯蒂格說。

今年5月31日，拉斯蒂格被故鄉薩格勒布市授予榮譽公民稱號，他非常感動。

十年前，拉斯蒂格從洛杉磯回到克羅地亞。人們問他為什么，他說，“我回來就是為了死。”

然后，他就守著這些留存記憶的工作。直到昨天。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variety/2019/film/news/branko-lustig-dead-dies-schindlers-list-holocaust-survivor-1203405065/

https://jta.org/2011/04/22/culture/auschwitz-bar-mitzvah-for-78-year-old-oscar-winner-branko-lustig

https://latimes/opinion/la-xpm-2011-apr-30-la-oe-morrison-branko-lustig-043011-story.html

entertainment.time/2013/03/07/20-years-later-schindlers-list-producer-and-holocaust-survivor-branko-lustig-looks-back/

原標題：《他成就了《辛德勒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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