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時代，每每讀到課文《公輸》里 “荊有云夢，犀兕麋鹿滿之”，我總會暗地里偷笑：古人還真逗，中國哪兒來的“犀兕”（犀牛）? 怕是把帶獠牙的大野豬，認成腦袋頂上長角的犀牛了吧。
后來的我才知道， 哪怕只是一百多年前，華夏大地上尚有大量犀牛繁衍生息。它們在中國疆域內的消失，或許是古代文化發展的生態代價。
在我國東部，公元1880年尚有犀牛分布；但到了1953年，已經難尋犀牛的蹤跡 | 參考資料[1]
昨日與今日：東亞
大型動物的興衰史
不僅僅是犀牛，亞洲象、虎、棕熊和亞洲黑熊，歷史上都曾廣泛分布于我國東部的大部分地區。 但如今，這幾種大型動物，在我國境內的分布狀況都不理想。
世界上所有現存的虎都屬于同一個物種（ Panthera tigris ），它們被進一步分為若干亞種，我國主要可見的是東北虎、孟加拉虎和華南虎 （可能野外滅絕）。如今， 東北虎游走于中俄邊境一隅，而其余二者只見于華南至西南邊陲。
虎在我國東部的分布變化 | 參考資料[1]
亞洲黑熊（ Ursus thibetanus ）在我國東部尚有幾塊不小的分布區，與之相比，它的兄弟棕熊（ Ursus arctos ）要可憐的多：幾乎只能 “蝸居”在喜馬拉雅山區和東北部分區域了。
亞洲黑熊在我國東部的分布變化
左滑查看：棕熊在我國東部的分布變化 | 參考資料[1]
更慘的是亞洲象（ Elephas maximus ）和犀牛（ Rhinoceros / Dicerothinus spp.）：前者僅在云南西雙版納還有 少量邊緣分布，后者甚至徹底被“ 驅逐出境”了……
亞洲象在我國東部的分布變化
左滑查看：犀牛在我國東部的分布變化 | 參考資料[1]
在過去有記錄的歷史內，它們的分布區都在持續減小。僅就我國東部而言，2000 年前，南起兩廣地區、北至黃河流域的大部分區域，均有這五種大型動物的分布記錄。此后，亞洲象和犀牛的分布開始慢慢縮減。雖然直到 19 世紀末，它們仍然或多或少地生活在我國東南部；但是到了 20 世紀，它們的分布范圍進一步銳減，并最終達到現在的狀態 [1]。
是誰把大型動物“趕出中國”?
這些大型動物的分布，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變遷？過去的研究認為，這主要是由于氣候變化 [2]。畢竟在過去幾千年間，中國曾發生過多次明顯的冷暖氣候交替，極端天氣也不在少數 [3]。
不過，由南京大學主導的一項研究卻表明： 這些大型動物的減少，或許是由農耕文明的發展造成的[1]。
農耕文化可能對大型動物的分布產生了負面影響 | Pixabay
研究者整合了過去兩千年來，中國東部各地有關大型動物的考古及文字記錄，結合各地方人口密度、耕作方式等反映文明程度的指標，以及歷史氣候變化數據，分析三者的關聯性。這項研究于近期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PNAS）上，結論主要包括以下兩點：
1
農耕文化的影響更大
大型動物分布區的縮減，在很大程度上與農耕文化的發展相關，而氣候變化的影響則要小得多。
早期古代中國的農耕文明重心主要位于黃河流域下游；隨著時代更迭, 農業文明整體呈現南移趨勢；大致在19世紀末期, 整個中國東部地區均發展至農耕文明的較高水平—— 這個趨勢與歷史上大型動物分布界限的推移高度吻合。
另一方面，雖然在這段時間內中國東部氣候也發生了明顯變化，但可能只有虎的分布變化受到影響。
可能只有虎的分布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 | J. Patrick Fischer / Wikimedia Commons
2
總體影響是消極的
農耕文化的發展，總體上對大型動物的分布具有消極影響。一方面, 農業發展迫使大量陸地自然生態系統被轉變為耕地，直接造成動物棲息地的縮減；另一方面，農耕個體出于保護作物的目的，不可避免地與野生動物——尤其是植食動物頻繁發生沖突。
不過，影響也不總是負面的。例如，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農業產量提高，進而可以緩解單位人口增加對大型動物的消極影響。
過去兩千年，我國東部的人口密度、農耕強度與漢文化的空間分布變化 | 參考資料[1]
同時，與少數民族相比， 漢族文化的發展在整體上給予大型動物的打擊更沉重——這可能是由于農耕活動在漢族人群中更受重視 [4]。
可避免的沖突與和諧相處之路
研究古代文化發展對自然生態的影響，其實有助于理解生態問題的根源、為生態保護提供新思路。人類開荒拓土的需求，直至今天都始終存在。 如何在社會發展與自然保護之間達成精巧的平衡，仍然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例如澳大利亞北部的原住民，定期靠放火焚燒林地獲得經濟收益。這種行為看似原始，卻是維系當地人與自然的文化紐帶 [5]，并且能夠阻止林下落葉等有機物的積累，從而避免大規模自然火災的發生。適當的放火燒林不但沒有破壞生態，反而創造出了當地獨有的生態完整性。
歐亞猞猁的幼崽 | Bernard Landgraf / Wikimedia Commons
在相對發達的地區也有正面例子。近年來，歐洲不少國家的大型食肉動物（如歐亞猞猁 Lynx lynx ）種群基本保持穩定，甚至出現明顯增長。這樣可喜的局面，則要歸功于歐盟各國強有力的司法制度和有效的保護方案。
以前，我們犧牲大型動物，以換取社會發展；但到了今天， 我們可以用更智慧的方式，留住這些與我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生靈。
參考文獻
[1] Teng, S. N., Xu, C., Teng, L., & Svenning, J. C. (2019). Long-term effects of cultural filtering on megafauna species distributions acros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3] Lorenzen, E. D., Nogués-Bravo, D., Orlando, L., Weinstock, J., Binladen, J., Marske, K. A., ... & Ho, S. Y. (2011). Species-specific responses of Late Quaternary megafauna to climate and humans. Nature, 479(7373), 359.
[4] Li, X., Jiang, G., Tian, H., Xu, L., Yan, C., Wang, Z., ... & Zhang, Z. (2015). Human impact and climate cooling caused range contraction of large mammal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 Ecography, 38(1), 74-82.
[5] Ge, Q., Zheng, J., Hao, Z., Liu, Y., & Li, M. (2016). Recent advances on reconstruction of climate and extreme events in China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6(7), 827-854.
[6] R. von Glah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2016).
[7] Yibarbuk, D., Whitehead, P. J., Russell‐Smith, J., Jackson, D., Godjuwa, C., Fisher, A., ... & Bowman, D. M. (2001). Fire ecology and Aboriginal land management in central Arnhem Land, northern Australia: a tradition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28(3), 325-343.
作者：王翰臣
編輯：麥麥
一個AI
如果不夠地方住，人類可以起高樓，動物卻沒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