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早也是比較重要的一次變法是商鞅變法。商鞅變法作為一次重要的歷史事件，一直被后世所重構(gòu)和解讀。那么在近代的思想家是如何利用這一歷史資源的呢？

康有為、夏曾佑、宋恕、嚴(yán)復(fù)、章太炎、沈家本等人都對商鞅和商鞅變法有過不同的評價(jià)，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是贊成商鞅變法，但不喜歡他的“刻薄”。比如康有為就說：“商君名鞅，姬姓，衛(wèi)后也，相秦孝公-------法家以刑為本，過于刻薄，出于道家，禮法不能治也，以刑罰治之；刑罰不能治者，以鬼神治之，所以救禮法之窮也。”（《康南海先生講學(xué)記》）“法家者流，盍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行。-----秦孝公欲以虎狼之勢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瞻，故用不竭而民不知。（鹽鐵論非鞅）”

還有一類是反對商鞅大搞專制制度。嚴(yán)復(fù)是這一類思想家中的代表人物。嚴(yán)復(fù)曾在《法意》按語一一0（卷十九頁四十七）處說：“復(fù)按：商君之治秦也，民有言令不便，與言令使者，皆以為亂化，而遷之于邊城，俄國亞歷山大第三之侵突厥也，民或議其戰(zhàn)之利否，蹶然抵幾曰：此何與若等事，若惟有執(zhí)兵戰(zhàn)耳！是二君者，皆真知專制之本者矣。”

國學(xué)大師章太炎先生是極力推崇商鞅及其變法措施的。在1900年2月間問世的《訄書》初刻本之“儒法第四”中說，“自管子以刑名整齊國，著書八十六篇，而《七略》提之曰道家。然則商鞅貴憲令，不害主權(quán)術(shù)，自此始也。道其本也，法其末也-------”

章氏還打算為商鞅徹底反案，在《訄書商鞅第三十五》中寫道：“商鞅之中于讒誹也兩千年，而今世為尤甚。其說以為自漢已降，抑奪民權(quán)，使人君縱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說為之倡。嗚呼！是惑于淫說也甚矣。鞅之作法也，盡九變以籠五官--------”章太炎還將商鞅與張湯、趙禹等歷史上的酷吏區(qū)別開來，稱贊商鞅“其魁壘而骨鯁也。”章還打算重新為商鞅立傳，故在《訄書》重訂本之“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國通史略例”中還辟有“管商蕭葛別錄”的條目。

毛澤東在早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論》一文里也說：“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記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無疑，他是推崇商鞅的。但耐人尋味的是傳統(tǒng)史書作者如司馬遷和司馬光對商鞅都沒什么好感。司馬遷直接說：“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shù)，挾持浮說非其質(zhì)也。-------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zhàn)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而司馬光則是從“信”的角度進(jìn)行分析，“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而商君稱刻薄，又處戰(zhàn)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廢徙木之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這里，明顯影響了后人。

毛澤東認(rèn)為商鞅是“偉大的政治家，但他的立場是“信”即法律的可操作性性上來考量的。教員在毛的文章上批道：“切實(shí)社會(huì)立論”“是有功于社會(huì)的文字”。還說，“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教員的這些批語后來果然都應(yīng)驗(yàn)了，有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