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健
微信版第448期
績溪縣上莊村在19世紀末，出了兩位天資聰穎，才思敏捷，學識淵博的人，他們就是胡適和胡近仁，當年在上莊一帶算是天才、奇才。胡適，現代學術大師，在國內外聲譽卓著，在上莊一帶家喻戶曉。而對于一代碩儒胡適的族叔胡近仁，胡適曾稱他為“桑梓文人魁杰”，清末三品銜徽州知府劉汝驥稱贊他“學傳家弄，幼讀楹書，譽滿膠庠，群誇椽筆”（《上川明經胡氏宗譜?劉汝驥序》），也是一位才華橫溢，不同凡響的人物。今年是胡近仁逝世80周年，現將我對胡近仁其人所感知的從幾個層面記述如下：
一、胡近仁的徽商家世
胡近仁（1886—1935），乳名灶松，行名祥木，字近仁，更字堇人，號松臣，又號曉耘，樨禪。清光緒癸卯（1903）入邑庠，乙巳（1905）科試，以一等第一名補廩，為優行廩膳生。時年僅十九歲，就考中秀才，當地人稱他為“神童”。曾任績溪縣佐治員，縣署第二科科長，績溪縣志局編輯員，余川燃藜小學教員，旌德縣親遜學校校長，上莊私立毓英小學校長。從小就與胡適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胡近仁比胡適大四歲，在族內按排行比胡適高一輩，胡適很尊敬他，寫信都稱他為“族叔”“老叔”“老叔大人””先生大人””叔”。 后來胡適走出群山屏蔽的家鄉，外出求學深造，考取官費留學美國；胡近仁一直生活在徽州故里，兩人始終保持親密的關系，書信往來不斷。
胡適與胡近仁都是上莊明經胡氏始遷祖七二公的后裔，胡適屬二分系元當公派下本系23世；胡近仁屬七分系元美公派下本系22世。兩人都是經商人家的后代。績溪位于徽州山區，山多地少，為了生存，只有走出大山，投親靠友，融入徽商隊伍，才能解決生計問題。原來上莊全村有6000余人，清咸同年間遭洪楊浩劫，人口銳減，據上莊《胡氏年譜》載：民國7年（1918年）“全村人口1200人，為工商于外者400人，約占丁口總數的三分之一”。胡適的高祖在上海川沙鎮開茶葉店，他的祖父擴大營業范圍，胡適的父親從政為官，過世后，店業就不景氣，一天天地蕭條起來。因缺少經濟來源，家境也十分艱難。幸好胡適的二哥胡紹之，認為胡適天資聰穎，學商可惜，上學讀書會有很好的前程。將胡適帶到上海去求學，此是胡適人生道路上的轉折點。胡適在寫給胡近仁的信中說：“（我）生平有二大恩人，吾母吾兄而已。”
胡近仁的先祖父錫印公在上海福州路開設胡景隆茶葉店，后轉讓給余川人汪顯鏞，由其子汪立政將該店更名為汪裕泰茶號。胡錫印將上海的店業轉讓后，在旌德三溪開設胡景隆南北雜貨店。三溪位于旌德縣西北部，因徽水、鱗水和玉溪三條河交匯而得名，古代曾被稱為“水旱碼頭”，有竹筏經涇川、青弋江直達長江，為旌德和鄰近幾個縣貨物的集散地。鎮內店舖林立，市場繁榮。由于經營有方，店的規模逐漸擴大，共有員工80余人。
王振忠先生收藏的汪裕泰茶號招牌（木板）
宣統二年（1910年）分家，以10個孫子按10股分配，胡近仁的父親有三個兒子，共得了三股。至民國初年，因時局動蕩，胡景隆商店后繼乏人，此時績溪坦頭人洪榮章將資金投入三溪，先后開設公成、鼎和商號，以后又有旺川人曹揖堂與人合資開設慶大商號。他們善抓商機，生意做的紅紅火火，幾乎壟斷了三溪鎮的市場。胡景隆商店生意清淡，就走上了下坡路，瀕臨倒閉。由于店的紅利減少，胡近仁一家經濟收入銳減，生活陷于困境。
二、譜志理論的創新與實踐
胡近仁，文才出眾，有憂國憂民的胸懷，有為國家做貢獻理想，有為發展我國科學文化事業，在學術上做出成果的抱負和愿望。1923年5月，顧頡剛在《讀書雜志》第九期發表了《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提出“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觀點，來質疑和否定“三皇五帝”構成的古史系統觀點。文章發表后，南京劉扶黎撰寫了多篇文章給以駁斥，雙方爭論相當激烈。遠在徽州的胡近仁也參與這次討論，他在《讀書雜志》第11期上發表了《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以后》一文，認為上古史學最難研究，近來國內許多有名學者，對于古史都采取懷疑態度，這是我們最贊成的。不過在古史里比較稍近事實的地方卻也不少，斷不能一概抹殺。胡近仁認為古史雖然龐雜，但只限在堯舜以前，堯舜以后的史料比較可靠，并列舉三點理由來證明。一是古史官是世傳的，這種父傳子，子傳孫的方式便于史料即使遭遇兵火，他們也會因而盡力搜輯，況且列國均有史官，一國失傳還有別國可以參互考訂，絕不可能各國同時對于某時代造出一色的假貨。二是古人每每鑄造金器各有款式流傳下來，恰是考古的好資料，所以歷代學者多很注意。三是天文家歲差之說，創始于唐代一行和尚，其理論則萌芽于晉虞善，三國以前無人知道。如按顧氏所說《堯典》是春秋以后造成的偽作，那么為何《堯典》的天象和春秋不同，假冒的人在歲差原理發明之前是決不敢把天象之說作兩歧的，而《堯典》卻老實說出，可見是有所根據而并非偽造了。
胡近仁先生像
對于這次古史的討論，1924年2月22日胡適在《讀書雜志》18期發表的《古史讀后感》一文中作了如下述評：“《讀書雜志》上顧頡剛、錢玄同、劉扶黎和胡堇人四位先生討論國史的文章，已做了八萬字，經過九個月，至今還未結束。這件事可算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上的重要一定不亞于丁在君先生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這半年多《努力》和《讀書雜志》的讀者也許嫌這兩組大論爭太繁重了太沉悶了，然而我們可以斷言這兩組文章是《努力》出世以來最有永久價值的文章。在最近的將來，我這個武斷的估價就會有許多人承認的。這一次古史的討論里最僥幸是雙方的旗鼓相當，陣勢很嚴整，所以討論最有精采。”胡適對于胡近仁與顧頡剛等學者的古史討論給以充分的肯定，說明其在中國史學上的重要性及其深遠的意義。
胡近仁生不逢時，懷才不遇。雖有超人的天賦，但蝸居山村，未走出徽州進入高等院校深造，沒有得到名師的教導和培養；滿腹經綸，因天不永年，生命短暫，未得以充分施展。他曾經在縣衙干過佐貳雜職，又經過商，當過小學教師，植桑養蠶，當過小學校長，替本宗族及外村主纂多部宗譜。這些大都是自覺自愿的，但也不排除是為稻梁謀，為生計所迫，同時也是受人所托，盛情難卻的。不過他對修纂譜牒還是有興趣，為抱負和愿望所寄托。他認為“故今日救時之策，當取舊憲，酌以新潮，庶因勢利導，治功可蘄”；“予夙持此者，嘗欲編古代民俗史，演繹國情，藉備研究，只以奔走塵坋，未遑授簡。”（引自胡祥木：《坦川洪氏宗譜序》）他在為旺川《曹顯承堂支譜》撰寫的《曹太乙先生傳》中贊揚太乙公（毓柏）云：“先生生而敏，幼即權奇勝衣而記誦千言，就傅而淹通百籍，萬仞胸中壁立，奇氣郁盤，百川眼底奔騰，文情跌宕，相輝花萼，同播黌宮，縱在草茅，蘄飛身于皇路。”在為他人寫傳記的字里行間透露了自己的志向和抱負，與傳主有著情感上的共鳴。
他曾經有著書立說、進行古代民俗史研究的愿望和籌劃，只因處在窮鄉僻壤的徽州鄉村，孤陋寡聞，參考文獻和圖書資料非常匱乏，交通不便，信息不靈通，加以家庭經濟拮據，生計維艱。為種種原因所限制，難以實現自己的愿望。后來把所學的知識用在譜志修纂研究和理論創新的實踐上。因為譜牒和方志屬于社會科學的范疇，譜志中記載的一個家族的繁衍，一個地方的歷史和一個地區的民俗風情，有著積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都是社會發展史的內涵，是整個國家民族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胡近仁認為“譜牒者固小史之道，且亦古惇史、閭史之類也。茍得其道，敘人倫，獎民德，未嘗不可為社會政策之一助”（《新安柯氏譜》序）。從事譜志修纂，當時對胡近仁來說，是一件切實可行而且有意義的工作，是施展才華，實現自己的愿望和抱負的平臺。
他在《坦川洪氏宗譜序》中說：“十余年來，唯數輯譜乘，始自本族，繼修余川汪氏、金川葉氏及歙縣之竹溪、谷川、本縣瑞川諸柯氏合譜。”“縱未懷鉛握槧，克酬夙愿，而藉譜牒之修或亦足伸吾說于萬一，以是殫智竭慮，不憚再三。”胡近仁憑借地方譜牒志書的修纂，記載當時當地的歷史事件、人物業績和民俗風情，為國家的富強，社會的發展和民族的振興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經驗和歷史教訓。為村族，為地方，為民族文化留下珍貴的歷史文書資料。自清宣統三年（1911）為本村主纂《上川明經胡氏宗譜》開始，十余年間為鄰村主纂宗譜五部，還協助旺川曹顯承堂修成《曹顯承堂支譜》。
1907年胡適贈送胡近仁的簽名照（見《彭城珍藏近代名人手札》）
宗譜是氏族的史冊，是一種以表譜形式記載一個以血緣關系為主體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跡的特殊圖書形態。宗譜編纂的目的主要是記錄家系、和睦家庭、教育族人，增強家族的凝聚力，豐富國家和民族歷史文化的內涵。修纂家譜是家族中的一件大事，一件好事，也是一件難事。通常是由家族中具有較高科名的人，或職務較高的官員（含退休官員）倡議、主持，或由族長倡議、主持，并由他們擔任主纂。也有的村族聘請族外碩儒擔任主纂。
從清末到民國初年，績溪和鄰縣旌德有幾個大村望族先后進行修譜，最早是嘉慶年間績溪縣城金紫胡氏修譜，主纂是“禮學三胡”之一，殿試二甲進士，戶部主事胡培翚，時年大約50歲；民國初年，旌德江村濟陽江氏修譜，主纂是江志伊，清光緒進士，翰林院編修，時年60余歲；民國十四年（1925）績溪旺川曹氏修譜，主纂是宣統拔貢，南昌知縣侯補曹誠瑾，時年50來歲。而上莊胡氏修譜的主纂胡近仁，一位弱冠剛過的青年，一位小試經綸的秀才，曾經縣衙的小吏，無論閱歷和資歷都比人相差一大截。“初生牛犢不怕虎”，胡近仁憑自己的天賦和學識，有充分的自信，有擔當的勇氣，敢挑這一重擔，并且得到本族人的信任和支持。
上莊胡氏于清乾隆20年（1755）修譜后到宣統3年（1911），中間相隔156年，其間各支廳雖曾修過譜，但未付梓。咸同年間經“洪楊”浩劫，人口死亡、外遷，歷史檔案資料散失，因此，此次主纂宗譜，任務繁重，工作量大。胡近仁帶領全體修譜人員，滿腔熱情，不辭勞累，胸有成竹，沉著應對。“諮故老，訪羅祖典舊聞，并率眾人采集吉金貞石”。廣泛借鑒各地望族宗譜，閱讀了焦竑的青陽陳氏宗譜、朱彝尊的嘉興聞氏譜序、歙縣殷氏譜、歙溪南江氏譜、瑞安鍾氏譜和績溪金紫胡氏譜，對照本宗族的乾隆譜，確定本次所修宗譜的架構和內容；又取近世彭玉麟所修的宗譜，斷自始遷祖為始祖的體例，根據汪士鐸的理論，以始遷祖七二公為一世祖，七二公以上編為統系。
胡近仁主纂族譜確定以始遷祖為始祖的體例，排除了前人修譜那種追求“源遠流長”而而弄不清楚自己的遠祖的流毒。這與胡適對譜牒修纂的見解是不謀而合的。1919年胡適為旺川《曹顯承堂支譜》寫的序中說：“我希望以后各族修譜，把那些‘無參驗’不可信的遠祖一概從略。每族各從始遷祖數起。始遷祖以前但說某年自某處遷來，以存民族的蹤跡就夠了，各族修譜的人應該把全副精神貫注在本支本派的系統事跡上，務必使本支本派的家譜有‘信史’的價值。”
胡近仁在《上川明經胡氏宗譜》的《凡例》中開宗明義地說提出所修宗譜的準則和體例：“譜即史也，譜乃家之史，史乃國之譜，史以仿《春秋》之法，善惡皆述；譜以傳其尊，尊親親之義，書善諱惡。”說明譜與史的地位同樣重要，但對人物的表述有原則上的區別。世系圖仿歐陽公的小宗法，用“五世一遷”之圖，次圖以前圖之末為首。“主張修譜之要，首在剔偽，次則闕疑、查訪、校對四者并重。舊譜非有確據，不敢輕為刪改”。《上川明經胡氏宗譜》自宣統三年開始至民國初年付梓，歷經數年。全譜 3卷，分誥敕、遺像、列傳、仕宦、學林、善行、烈女、文苑、世系（統系、本系、分系）、宅墓、規訓、存舊、拾遺、領譜字號、跋和后記等項目。胡近仁所主纂的《上川明經胡氏宗譜》受到方家的好評，得到本宗族人的喜愛，成了一家之信史。胡近仁也因而名聲大振。不斷有鄰村和外縣登門請胡近仁去主纂宗譜，胡近仁大都婉辭，由于有姻親關系，只答應為余村修汪氏譜、為上金山修葉氏譜，為歙縣東鄉大谷運、南鄉竹溪、本縣瑞川合修新安柯氏宗譜，民國16年還為坦川洪氏主修宗譜，其間還協助旺川修纂曹顯承堂支譜。
胡近仁廣泛閱讀各名家望族的家乘譜牒，取各家所長，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他所主纂的宗譜，別開生面，富有特色。他的修譜理論創新與實踐，遐邇聞名，他所修纂的宗譜，一時成了當年徽州一帶各家族修譜的范例，起了標桿作用。現在談談對胡近仁所纂的宗譜的粗淺看法，我個人認為胡近仁主纂的譜牒有以下特色：
首先，胡近仁是借鑒修縣志的模式和手法編譜，這是一大創舉，如他主修的《新安柯氏宗譜》，加了末卷《雜記》，記載了竹溪、大谷運、瑞川三大族的片斷佚事，留下了三個村族寶貴的歷史資料，在《上川明經胡氏宗譜》《余川越國汪氏宗譜》和《坦川洪氏宗譜》中都有《拾遺》的篇目，記載了村莊的地理環境、建置沿革、歷史事件、人口變遷以及地方的經商史，包括里人在全國各地開設的商號、商業巨子以及醫學、文學、工藝、美術方面的杰出人物。徽墨胡開文和汪裕泰茶號的創立和發展均有詳細的記載。這是一般族譜所沒有的。 新安柯氏是宋初穎公三子中長次兩子宦游來徽，愛此邦風土人情，遂擇地而卜居，始為遷新安柯氏之祖，一居歙南竹溪者，一遷嶺北后岸，其后有由后岸遷瑞川者，有自后岸逾嶺而南遷歙東大谷運者，謂之三大族。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柯慶施是竹溪人，譜名尚惠，為尚字輩，譜上有記載。
胡近仁在每一個地方修譜，都要到當地的名勝山川以及歷史上發生過事件的地方去游覽和察看，訪問當地人，查閱歷史資料，寫成游記和記實文章入譜，以折射一個地方的風俗民情，傳遞一個家族的歷史信息，彰顯一個歷史時期的地方面貌。他在大谷運修柯氏譜，為了訪問從大谷運外遷的柯氏后裔，循大源溪前進，傍山沿溪，紓曲盤旋，走了近20里路，去了荻嶺這個深山野坳。經過實地調查，寫了《荻嶺游記》。荻嶺又名岱嶺，一百多年前柯姓人來此在山腰建村，已有男婦百余人。游記記載了績溪七八都人為躲“長毛。”在這里結茅野宿事。“當洪楊時，績邑七、八都人扶老攜幼麕集是地者居恒不下數千人，茅舍草棚彌望皆是，綿亙三載，洪楊軍卒未攻進，以此保全甚夥，蓋爾時入山別無他徑。”又記績溪人躲難將錢財和貴重物品托大谷運柯某保管，事后全部歸還的忠實守信的好人好事。對于太平軍在徽州造成的浩劫，作了如實的記載：“洪楊軍初踞江浙時尚不甚騷擾，嗣因湘軍外逼，黨羽內訌，軍心無主，乃四出騷擾，于是大江南北，遂無一片凈土，而吾徽猶甚，焚殺劫掠，慘狀殆不忍睹。”
在新安柯氏宗譜中《記柯大統》一文，記載了元代后岸村柯大統率眾起義反對蒙古族統治者這一段歷史的經過。文章先用一段議論文字評析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幅員之廣，興起之速，歷時之短的原因。指出：“蒙古族成吉思汗后，所向無敵，席卷歐亞，囊括區宇，幅員之廣為歷史所未有，乃曾未有百載，土崩瓦解，淪亡之速，亦所僅見。豈非忽必烈狃武功而忽文治，用夷制華，人分等級，歧視漢人、南人，施行暴政太甚之故乎？”在舉國民怨沸騰，強者鋌而走險，各地揭竿而起的形勢下，柯大統以為時機已到，就聚眾起義反抗蒙古族統治者。最后柯大統雖然起義失敗，遠遁他鄉，不知所終，但卻沖擊了元朝統治的根基。從此全國各地農民起義風起云涌，此起彼伏，天下大亂。元朝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國庫空虛；軍隊為鎮壓農民起義，疲于奔命，沒有戰斗力，元朝統治者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搖搖欲墜。最后在農民起義中被推翻。作者最后發出感慨云：“夫大統所為固為曩時所唾棄，甚或視為‘椎埋’‘惡少’等，不知成王敗寇，亦幸與不幸之間耳。幸則為明太祖，不幸為柯大統，其行事（造反）固無所 軒輊（前后高低的區別 ） 。”對柯大統的起義給以公正的歷史評價，指出朱元璋造反成功，柯大統起義失敗，所謂“成王敗寇”也，不能因此說失敗者就該唾棄，成功者就頌揚，實則是“行事”無所 軒輊 也。這樣有記事，有評論，站在一定的高度，居高臨下抓住核心來分析問題的人物傳記，體現了胡近仁不隨波逐流的史辨觀，作為身居山村的草根學者來說是難能可貴的，是胡近仁在譜志修纂上別開生面的理論創新和實踐。
胡近仁所主纂的宗譜，既記載了宗族的衍脈，也寫下了當地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甚至有全國性的事件，彰顯了一個村落的人文歷史，有的成為一面“正衣冠，知興替”，治國理政的鏡子，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其次，胡近仁在宗譜中為人物立的傳記，具有司馬遷的散文風格。胡近仁主纂宗譜，除了統攬全局，架構全譜，編排審閱，進行內容增刪，更正錯誤，語言潤色等工作外，還親自動筆撰寫序言、凡例、像贊、人物傳記以及村族記事和詩詞等。從上川胡氏、余川汪氏、坦川洪氏、新安柯氏和旺川曹氏支譜的幾部宗譜統計，胡近仁在以上5部宗譜中，共撰寫了像贊19篇，，序4篇，人物列傳16篇，記16篇，跋2篇，還有雜記、小傳和詩詞等。
績溪縣文物局收藏的胡適致胡近仁信札
我們曾經發現有些宗譜中的序和傳記是作者坐在書齋里拍腦袋寫出來的書齋散文，利用公共資源和他人資料進行二度加工，脫離生活，不接地氣，缺乏當下眼光，歌功頌德，空洞無物，令人生厭。胡近仁卻與此不同，他親自去實地訪問村姑野老，作深入的田野調查，查閱官方志書和民間紙角簿等。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確定主題，經過構思，打好腹稿，然后下筆千言，一氣呵成。胡近仁的文章獨具創意，角度新穎，突破傳統的意識，做到立意深遠，文體獨具一格，立意深遠，風格清新，文采裴然。有的地方用詞雖古奧，但經過咀嚼玩味，能使人體會到其中深刻的蘊含和廣遠的意境。讀了他的文章，能夠接觸許多詞匯，從而使自己積累一些詞語，有助于提高語言的表達能力，有可讀性，可品性。
胡近仁仿照太史公的筆法為人立傳，在記事實錄中闡述人物成長發展的客觀環境和主觀能動性等內在的因果關系，把自己的觀點熔鑄在敘事的過程之中。在文章開頭往往用歷史人物作類比，或引用經典語言來立意，而后寫所傳的人物的事跡。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直接發出評論，三言兩語，點明所寫人物的核心價值和文章的立意所在。例如明代余川村有一位皇家太醫汪龍華，后來族人竟然不知其詳。胡近仁找到線索，在其門前掩埋在“草沒蘚侵“的巨石上發現“醫官第”三個字。從而引出汪龍華以醫治病救人的故事。汪龍華潛心醫學，“疑難痼疾，藥餌既投，應手輒癒，久之，名播遐邇”。萬歷帝后患病，太醫束手無策，汪龍華”進以清解之品，再服而下，厥疾大療“，被擢授太醫院醫官。 文章結尾，作者發表感言曰：“嗚呼！荒陬僻壤中，草茅下，士擅一藝之長乃能上動帝聽，赫耀公鄉之間，推厥由來，其術業不可謂不精矣，而沒世以后，族人竟不能舉其名字，然則天下事，才能落沕沕磨滅者，又何可勝數也，悲夫！”
第三，為人物立傳不拘一格，對譜義不囿于陳規。“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做官是封建社會人生走向登峰造極之路。“士農工商末”，除了讀書入仕，從事其他職業的人都是沒有地位的。宗譜上立傳，對有科名和做官的人大書特書。胡近仁認為：“列傳敘述生平事跡以翔實為主，必其人德、業、事功為矝式。方能入選。”他為人寫傳，按照既定的原則，寫讀書做官的人，也寫商賈販夫，手藝工匠，田野農夫村婦，只要是勤勞能干，只要對社會有貢獻的人都為之立傳。《坦川洪氏宗譜》和《余川越國汪氏宗譜》為多位農民立傳，以“世業農事，終歲勤懇，力田服穡，宅心忠厚”等詞語來贊美，并記述赒恤疎財，為義里中的種種善舉。他為瑞川柯仁慶寫的傳云：“本是農夫，天性好善，雖食貧茹苦，一遇公益事則喜形于色，每竭誠資助，犧牲貲力均所不惜。”贊揚柯仁慶賣腴田 數畝，鳩工伐石，修理通往縣、郡的茗堂庵道路的樂善好施風范。
在修譜的過程中遇到存在有爭議按常規難以處理的問題，善于變通，作靈活處理，如柯譜載，乾隆時柯啟天自大谷運遷源里大北山，乏嗣，收養蘭田葉品德為后，至民國14年修譜時，葉氏已繁衍多代，其間與柯氏爭論不斷，柯氏有一些人認為葉氏應該改姓柯，如果葉氏改柯不行就要離開大北山，交回啟天公的產業。以致柯葉兩姓多代不睦。胡近仁 在修譜時，從實際出發，用雙方都能夠接受辦法作了變通處理，即柯啟天的山地產業歸葉氏子孫繼承，柯啟天的墓祭由葉氏承擔，這一處理柯葉兩姓人都可以接受，皆同意，多年來的糾紛，經過這次修譜得到冰釋化解，雙方握手言和。將此一事件載入宗譜，傳諸后人，意義深遠。
（作者系旌德中學退休教師）
制作：童達清(微信：ltsr2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