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三十年后/編譯
自：《聯合部隊季刊》2019年第3季度第94期
【知遠導讀】國防部情報領導人必須促進對存在于國防部之內更廣泛的全源分析體系的共同理解。文章中提出的廣泛框架旨在推動對解決軍事和文職分析人員之間的培訓差距和互操作性問題的新思路。就改進這些問題，文章提出了三項建議：一是對文職和軍事分析人員開展多種分析方法的交叉培訓；二是設立一個項目，為戰場上分析軍事行動的文職人員和支持地區作戰指揮官的情報人員提供短期參與的機會；三是擴大目前情報界中文職人員的聯合服務項目。
本文作者詹姆斯·庫恩是一名戰略情報官員，現為美國國防情報局某分支機構負責人。推送部分為節選，文章全文長約11000字，希望閱讀完整版本的讀者請登錄知遠官網knowfar.org/查詢或聯系010-68186991。
美國國防部是一個分層級的機構，在戰術、戰役和戰略層面上有并行的計劃和執行周期。這些循環也存在于國防全源情報分析中。每一層級的分析都是獨一無二的，需要專門的訓練和經驗才能真正掌握。目前，還沒有一個共同的框架能夠充分解釋各個作戰級別全源分析之間的差異。在缺乏這樣一個框架的情況下，領導者缺乏以一種全面可視化的方法，去識別整個國防部情報分析人員在訓練上的缺口和互操作方面的問題。因此，他們錯過了優化分析人員從業和職業發展的機會。
在聯合和戰略情報組織的多樣性結構中，顯然需要一個共同的框架。美國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DIA）、聯合參謀部（Joint Staff）、作戰司令部（combatant commands，CCMDs）和各軍種情報中心的軍事、文職分析人員有著顯著的融合性。對于大多數軍官來說，當他們在各自軍種的文化中被徹底灌輸了戰術和戰役層級的知識之后，第一次執行聯合任務或戰略任務通常發生在職業生涯中期（晉升為少?；蛑行r）。同樣，主要在戰略層級工作的文職分析人員也越來越多地被要求填補戰役級別聯合特遣部隊（joint task forces，JTFs）中的職位，參與作戰行動。當軍事和文職分析人員參與這些轉變時，他們很快意識到在國防部的各個層級有著明顯的文化和理論差異。當轉換時，一個清晰、通用的參考框架對于促進互操作性和少走初始學習的彎路至關重要。
當前的研究文獻中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雖然不乏情報分析方面的文章，但現有的文獻大多集中在僅適用于一到兩個作戰級別的特定主題上。情報專業人員必須綜合大量的文檔，獲得對國防部全源情報分析現狀的整體理解。造成這個問題的部分原因是分析人員通常只在一個特定的層級上發展專業知識。這種情況可能導致錯誤的假設，即每個級別的全源分析都具有相同的屬性而沒有根本的區別?！堵摵铣霭嫖?-01（Joint Publication2-01）：聯合和國家情報對軍事行動的支持（Joint and National Intelligence Support to Military Operations）》，以及諸如陸軍的《野戰手冊2-0（Field Manual2-0）：情報（Intelligence）》等各軍種的出版物，為了解每個層級的情報提供了有用的起點。這篇文章的目的是針對每個作戰層級的國防全源情報分析，提供清晰度和洞察力之間更大的差異。
國防情報全源分析體系
國防情報局局長是國防部的高級情報官員，直接向國防部負責情報的文職副部長（civilian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lligence）報告。該局長管理著隸屬于國家情報計劃（National Intelligence Program，NIP）的總體國防情報計劃（General Defense Intelligence Program，GDIP）的預算。國家情報計劃最終由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ODNI）控制。國防情報局局長還負責管理更廣泛的軍事情報項目（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gram，MIP）預算中國防情報局所負責的部分，該預算由國防部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OSD）控制。國防情報局局長所管理的這兩項預算是國防情報全源分析體系（Defense Intelligence All-Source Analysis Enterprise，DIAAE）的重要組成部分。組成該體系的機構包括涵蓋了聯合參謀部情報部門（J2）的國防情報局、作戰司令部的聯合情報行動中心（Join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enters，JIOCs）和4個軍種的情報中心。這些機構被授權向國防部提供關于戰略情報問題的官方分析。
全源分析體系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分析機構與國防部關鍵決策者的聯合。國防情報局擁有廣泛的客戶，但正如現任國防情報局局長、陸軍中將羅伯特·阿什利（Lieutenant General Robert Ashley）在2018年9月所說：“我的核心任務是確保國防部長永遠不會感到意外。”聯合參謀部情報部門直接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作戰司令部聯合情報行動中心支持各自的作戰指揮官，4個軍種的情報中心支持各自軍種的領導。來自這些機構的分析人員根據各自主要用戶的獨特決策需求提供戰略級別的評估。
除了支持其主要用戶外，每個分析機構還對更廣泛的體系負有額外的責任。根據《國防部指示5105.21（DOD Instruction5105.21）：國防情報機構（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國防情報局局長負責為該體系建立“統一的產品框架”和“確定、分配全源情報分析的職責”。例如陸軍的國家地面情報中心（National Ground Intelligence Center，NGIC）是4個軍種情報中心之一，它既負責響應陸軍部（Department of the Army）的情報需求，又擔任外軍地面部隊情報分析系統指定的負責人。因此，國防情報局局長作為全源分析體系的領導者，利用每個機構現有的使命和獨特的優勢來提供更廣泛的服務。
這種安排為每個分析機構創建了多條責任鏈。機構必須在直接支持它們主要用戶的同時，為更廣泛體系的產品需求做出貢獻。在很多情況下，這兩個職責重疊。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主要用戶的需求可能與更廣泛體系的需求不一致。例如，針對一個主要影響作戰指揮行動的主題，某個指揮官可以指示聯合情報行動中心對其進行優先評估。與此同時，聯合情報行動中心可能負責為國防情報局所領導的體系產品提供分析，而該產品最終將在整個跨機構的社區中傳播給不同的受眾。因此該產品可能僅與作戰指揮官的任務相關，但由于作戰司令部聯合情報行動中心在體系中被指定了角色，它可能需要聯合情報行動中心的參與。
體系內部管理職能的存在，使責任制度更加復雜。作為國防部負責全源分析的職能管理人員，國防情報局局長擔負雙重職責。這一職能管理責任所擁有的權力并不包括通過指揮任何任務或雇傭分析人員來滿足情報需求。這種權力仍然屬于每個分析機構的指揮官和主管。這種安排類似于軍種首長和作戰指揮官之間的關系。各軍種的首長負責組建和維持這支部隊，而作戰指揮官則負責使用這支部隊。類似地，國防情報局分析主任（director for analysis）負責為體系中的機構培訓和提供分析人員，而每個機構的指揮鏈保留對特定分析人員的管理和任務授權。
眾議院軍事小組委員會（House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在2017年2月舉行的聽證會支持這一類比?，F任國防情報局分析主任尼爾·威利（Neil Wiley）總結了他的職責，告訴國會議員，他“對國防情報局、軍種情報中心和作戰司令部分析、輸出的一致性、質量和完整性負責”。在后來的聽證會上，威利澄清了自己的角色，他說，“我們感興趣的是分析過程的一致性、完整性和公正性，而不是實際的分析結果。”在同一場聽證會上，陸軍少將馬克·昆托克（Major General Mark Quantock）和中央司令部的情報部門（J2of U.S. Central Command）表示：“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在作戰司令部工作的國防情報局分析人員為作戰指揮官工作；他們為情報部門工作?！?/p>
軍種——保留功能
在國防情報全源分析體系中的4個軍種情報中心具有代表性，但并不是所有軍種的全源分析功能都被認為是該體系的一部分。每個軍種維護其內部戰術和戰役級別的分析能力。在《國防部指示3115.17：國防部全源分析的管理與監督（Management and Oversight of DOD All-Source Analysis）》中有一項長期授權，用于維持“滿足特定軍種情報需求所需的情報能力”。這些能力是應對危機的臨時聯合特遣部隊的情報來源。它們被設計用于支持戰場上當地指揮官的需求，而不是國防情報局局長管理權限下的戰略需求。
體系和軍種保留能力之間的區別反映了國防部深思熟慮的制度設計。這種機構設計部分是由于獨立的資金來源所決定的，這些資金來源決定了活動是支持情報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IC）、國防部還是軍種級別的任務。全源分析體系所負責戰略分析任務的很大一部分經費是由國防情報局局長管理的預算來提供資金，要么是總體國防情報計劃，要么是國防情報局軍事情報項目。相比之下，軍種保留的情報能力主要是通過由各自軍種所控制的獨立的軍事情報項目資金，而不是國防情報局局長。一般來說，總體國防情報計劃為更廣泛的情報界的活動提供支持資金，而軍事情報項目為國防部或軍種特有的活動提供資金。
除了資金來源外，每個作戰級別獨特的情報需求也影響著組成國防部全源分析體系的機構。支持戰略領導人決策的評估常常不足以幫助戰術和戰役指揮官在作戰中使用部隊。描述戰略防御問題所需知識上的嚴謹性，與充分、詳細地描述敵軍以實現作戰計劃和目標時所需要的直覺有著根本的不同。此外，時間范圍在每個層級上都有顯著的不同，較低層級的分析側重于時間較短的問題，其本質上更加實際，而不是概念性的。這些差異使得決策者需要專門的、有針對性的分析提供支持。
這一現實迫使各軍種投入大量資源來建立和維護整建制情報能力，優化戰場上的應用。國防部大多數情報分析員是軍事人員，他們原來在各自的軍種從事著戰術和戰役層級的工作。在陸軍中，這些能力的很大一部分存在于戰術編隊中。營級及以上的每個陸軍單位都有自己的情報參謀軍官（S2）或情報部門（G2），主要（但不完全）由全源分析人員組成。此外，陸軍所有旅級戰斗隊都有一個具備分析和收集能力的整建制軍事情報連（military intelligence company）。這支部隊在戰術層面的設計旨在確保戰場上最低的自給自足水平，同時為部隊在部署之前增加額外的能力奠定基礎。
這些軍種還在戰役級別維護重要的分析功能。例如，情報與安全司令部（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INSCOM）是陸軍的戰役級情報部隊，由17個下屬單位組成，人員分布在全世界180個地點。情報與安全司令部下屬的戰區情報旅（theater intelligence brigades）為隸屬于每個地理作戰司令部的陸軍軍種組成司令部（Army Service Component Commands，ASCCs）的分析和控制單元提供人員。為了支持低于陸軍軍種組成司令部級別的編隊，陸軍設有遠征軍事情報旅（expeditionary military intelligence brigades），分別與陸軍三個軍的總部結盟?？偟膩碚f，陸軍在各個層級都有重要的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
這些軍種保留的情報能力與那些滿足國防部戰略需求的體系能力采用的是不同范式。他們被認為是地區指揮官戰場“軍火庫”的一部分，在概念上與裝甲或火炮沒有區別。情報是評估軍事單位戰斗力的七個核心基礎之一。其他聯合功能包括指揮控制、信息、火力、機動、防護和保障。戰略分析人員在戰爭及和平時期都有現實的培訓需求，而許多軍種的分析人員被認為是戰時資產，他們主要關注的是訓練和未部署時的準備情況。
與戰略分析機構相比，軍種保留的情報能力不那么集中，而是分布在戰術和戰役編隊中。例如，陸軍中關鍵的情報領導人有些不是情報官員的主管。作為情報參謀軍官或情報部門，最終為來自他們所在部隊主要業務領域的指揮官工作。類似地，軍事情報連的指揮官被編入旅戰斗隊，并不是為負責情報的營級指揮官工作。即使在更高的層級，這個模式也適用。情報與安全司令部下屬戰區情報旅的指揮官接受各自戰區陸軍指揮官、陸軍軍種組成司令部指揮官的作戰控制。在戰術和戰役層面，情報通常被認為是在軍事指揮官控制下的聯合軍事小組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集中在大型作戰融合中心的獨立能力，不需要直接對傳統的決策者做出反應。
訓練和流程
國防部的全源分析人員是根據特定軍種的標準或國防情報局的諜報技術標準來進行培訓的。這些標準并不統一，因為它們反映了不同軍種的任務和每個作戰階段的獨特分析需求。各軍種負責向各自的分析人員提供初步訓練，重點是在特定的作戰領域進行戰術操作。例如在陸軍中，一名身穿制服的分析人員最初的訓練幾乎完全集中在地面戰術情報上。在海軍，最初的訓練可以包括圖像分析、目標支持和為海上作戰量身定制的全源分析。在戰略層面，國防情報局的文職分析人員接受的諜報訓練主要是為戰略層面的應用而設計的。
各軍種向現役分析人員和情報官員講授戰場情報準備（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battlefield，IPB）的流程，這是許多戰術編隊主要使用的分析工具。根據《陸軍技術出版物2-01.3（Army Techniques Publication2-01.3）：戰場情報準備》，這是一個“系統的過程，在一個感興趣的領域分析敵人、地形、天氣和民事考慮等任務變量，確定其對行動的影響。”戰場情報準備分四步進行，最終形成多個敵方行動路線和相關的高價值目標，作為單獨規劃和確定打擊目標過程的輸入信息。分析人員還將識別敵人行動路線之間的獨特差異，并將這些差異轉化為收集的指標。收集這些獨特的指標，將有助于確認或否定哪些經過評估的、敵人正在積極采取步驟執行的行動路線。軍種根據其獨特的作戰需求對戰場情報準備展開不同的應用，但是底層的流程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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