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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探討犯罪問題前我們先來看兩張照片。

以上兩張照片是美國真實存在的兩個社區，一處年久失修，一處干凈整潔，現在有兩處都有一輛相同型號的車停在路邊，你認為哪一輛更容易被人破壞？

我想應該不會有第二種答案。大多數人給出判斷的原因可能是破敗的社區更可能存在游離在法律邊緣的不良青年。不過，你有沒有想過，到底是破敗吸引了不法分子還是不法分子的入侵導致了破敗？

這或許又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但它并不是沒有答案。有人通過實驗給出的他的解答——犯罪的滋生與環境有關。換言之，無序的環境誘發了犯罪，而并非是不法分子主動選擇作案地點。

01

1969年，如今大名鼎鼎的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才剛剛加入斯坦福大學，那個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要在兩年后才會登場。

這一年他也做了一個實驗。津巴多計劃把沒有牌照汽車放在街頭，觀察不同地區的人對汽車的行為。為了對比，他選擇了兩個非常有代表性的社區。

第一個位于美國紐約的布朗克斯（The Bronx），這里的社區人口密度大，當時居住著大量移民，包括來自歐洲、加勒比地區、美國南部非裔等等，在60年代末開始出現住房條件和生活質量的下降，算是當時比較混亂的一個社區。

另一個位于加州的帕羅阿爾托（Palo Alto），這是著名的硅谷富人區，是美國生活最昂貴的五個城市之一，很多高科技公司的總部都在這里，這些公司的員工基本都居住在帕羅阿爾托，他們普遍接受過高等教育，算是社會精英階層。

實驗的過程符合大多數人的預期，放在布朗克斯街頭的汽車很快就被糟蹋了。最先動手的是一家子，他們打開了車子的發動機蓋，卸下并偷走了里面的冷卻水箱和電池。

接著更多人都參與到破壞行動中來，幾個小時后車上幾乎全部有價值且能夠被順走的東西都不見了。拿完東西還不算完，最后是肆意的破壞，車窗被人打破，內飾被扯爛丟棄，這輛原本完好的車最終淪為了孩子們的游樂園。

另一邊，停在帕羅阿爾托的一輛類似汽車起初非常安全，放了一個多星期也無人問津，更沒有出現任何非法的行為。然而，這并不是最終的結果，在津巴多的團隊敲破了車窗后，這輛停在中產富人區的車子也落得了被破壞的宿命，并且破壞車子的人并非流竄人員，而是衣著得體的美國白人。

這個實驗的結果證明了非常規的行為與誘導性的環境有一定的關聯性。說得更直白一些就是破壞車子的行為與環境中的混亂有關，而不是單純只與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相關。

津巴多的這個實驗給了后來的研究者很大的靈感，1982年，兩位學者在《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文章《破碎的窗戶：警察和社區安全》，被認為是“破窗理論”的首次正式提出，這篇文章現在也很容易在大西洋雜志官網搜到。

在這篇文章里，作者用了一個非常經典的比喻來解釋：一棟建筑的一扇窗戶被打碎了，并且沒有及時得以修復，很快，該棟建筑的所有窗戶都會被打碎。沒有及時得到修復的窗戶給外界傳達這樣一種信號，沒有人關注這扇窗戶，所以打碎更多的窗戶也不會得到懲罰。

02

其實早在“破窗理論”被提出之前，就有很多人在探討影響街區犯罪率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也有一些比較反直覺的結果。

早在19世紀20年代，法國的犯罪學家奎特勒特就發現一些貧困地區的犯罪率出人意料的低，而一些教育程度較高的地區的謀殺和強奸犯罪卻很高。因此他否認了犯罪是貧窮的結果，也不認為提高教育程度能降低犯罪的傾向性。

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建筑師紐曼發現，華盛頓兩個鄰近的街區可能因為建筑設計的問題導致生活質量的差距。其中一棟有11層共2740個單元的居民樓存在些沒有規劃也無人看管的公共區域，這些區域充滿的垃圾、涂鴉、雜物，生活質量較差。相反，旁邊的居民區都是面積很小的老舊連排房，但是因為沒有太多公共空地，反而秩序更好。

這些不成系統的研究發現都說明不良行為的出現受到了環境的影響。

“破窗理論”提出后，人們開始思考犯罪與地區的混亂失序是否有關聯。當然理論提出者是肯定認為它們是相關的，無序的現象對人的反常行為和違法犯罪具有強烈的暗示性，社區或街區混亂的跡象表明這些地方的犯罪控制很薄弱，潛在的犯罪者將利用這個機會進行犯罪活動。

不過，個別無序的社會現象并不會輕易引起犯罪，只有當無序狀態達到一定規模或無序活動非常頻繁時，犯罪等復雜消極的社會現象就會出現。進一步，如果我們對無序的社會行為進行干預，是不是就能降低犯罪的傾向呢？

作為理論創立者之一的凱林身體力行，擔任了美國警署的政策顧問，積極推行了“破窗理論”并參與整治了紐約地鐵的臟亂差。

在中國，地鐵的環境算得上是城市的一張名片，大多時候體驗都比較良好。可你或許無法想象，1990年以前的紐約地鐵能夠有多糟糕。地鐵站長期被流浪者霸占，乞討者、癮君子、醉漢隨處可見，公然猥褻、逃票、違法涂鴉屢禁不止。

當然還有很多惡性的違法事件發生，甚至發生過青年阻止男孩公然猥褻反而被刺死的嚴重案例，紐約的地鐵一度成為了城市陰暗面的代表。

當時的紐約市交通局長采用了源于“破窗理論”的零容忍策略整頓了紐約地鐵，除了對輕微違法行為進行大力度的打擊，還斥巨資更換了滿是涂鴉的舊車廂，不僅在新車廂上使用了新的防涂鴉材料，還頒布了新的規定禁止將噴漆出售給未成年人。

到1990年，紐約地鐵內搶劫等暴力案件減少了76%。隨著交通局長升任警察局長，零容忍理論被推廣到全市，到1996年，紐約市重大犯罪減少三分之一，汽車盜竊案減少了40%，搶劫案減少了32%。

此后，“破窗理論”不僅在美國國內得到了宣傳和推廣，在全世界范圍內也得到了很多國家的認同。

03

雖然最終的結果是正向的，但是其中對無序行為的干預究竟能不能減少犯罪，學界是有爭議的。

零容忍的嚴打的確能使當地的治安得到改善，犯罪率下降，但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執法強硬，讓潛在的犯罪者轉移到其他地區實施犯罪呢？如果只是讓犯罪轉移了，那就不能說打擊無序行為降低了犯罪率，而只是左右了犯罪者的地點選擇而已。

為了驗證，哈佛大學的研究團隊在市區內選取了56個高犯罪率的街區，從中再選出24個地點分成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實驗組街區，警察執法嚴厲，積極處理街頭亂扔垃圾的情況，增加街區的照明燈光和防護柵欄。

進行干預后，實驗組街區的犯罪事件比控制組有明顯的下降，尤其是搶劫、偷竊和街頭暴力等犯罪。另外控制組街區同期的犯罪總量也并沒有增加，也就是說對無序行為的干預確實減少了犯罪，而并非轉移。

反對者則認為，20世紀90年代美國犯罪率的下降不能歸功于警方對“破窗理論”的應用，而是另有其他原因。

首先，有人指出在紐約警方開始通過“破窗理論”指導警務之前，紐約的犯罪率就已經開始下降了。更有趣的是，沒有實行破窗警政的洛杉磯犯罪率也在下降，并且當時洛杉磯還爆發了腐敗丑聞，處于混亂狀態。

有的理論把全國性的犯罪率下降解釋為經濟增長和可卡因泛濫的終結。也有觀點認為這只是普通的“均值回歸”問題，因為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國經歷了一個高犯罪率的時期，其后出現的犯罪率下降是普遍的規律。

更有學者認為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與70年代的墮胎合法化有關。墮胎合法化導致問題青年的出生率大幅下降，由問題青年引發的犯罪現象減少主導了全國性的犯罪率降低。

我們愿意相信“破窗效應”能夠降低一部分犯罪率，但它的作用可能沒有我們想象得那樣巨大。另一方面，破窗警政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一是我們如何定義無序行為，例如青少年在街頭大聲播放音樂算不算無序行為？人們對混亂無序的感受是主觀的，對于同樣的行為，發生在非洲裔或移民較多的社區，人們會感受到更多的混亂。

另外，對輕微違法行為的打擊有可能導致過度執法的問題。2014年，紐約警察在街頭對一名非洲裔使用了被禁止的鎖喉動作，導致其死亡，事件被目擊者拍攝下來，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即便“破窗理論”爭議不斷，人們還是認為它給社會治安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比如香港特區的廉政公處就采用零容忍的態度打擊腐敗，1塊錢也要追究，至今取得了國際公認的成果。

另外，“破窗理論”也被其他領域廣泛應用，包括財政監督、學生管理，圖書館書籍保護，甚至是社交網絡的運營。

總之，不管“破窗理論”是否足夠嚴謹，未來會不會被推翻，起碼它讓我們關注到了預防犯罪這個層面，眾所周知疫苗能消滅傳染病，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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