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轉(zhuǎn)載自：最愛歷史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當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mào]帶著七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時，他萬萬沒想到，一場猛獸之禍即將由此開始。

當張懋進入榮昌縣城后，讓他目瞪口呆的是，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hāo]草滿地”。正當大伙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主仆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老虎兇猛，轉(zhuǎn)眼間，張懋的七個隨從就有五人喪生虎口之下。

張懋從虎口下僥幸逃生的這一年，清廷剛剛平定三藩[fān]之亂中吳三桂進入四川的軍隊。此時從明朝末年的張獻忠血洗四川，到清軍與明軍的廝殺，再加上歷時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亂（1673—1681），歷經(jīng)40多年的戰(zhàn)亂、廝殺、虎害和瘟疫等天災(zāi)人禍，四川全省人口已經(jīng)從明朝萬歷六年（1578年）的600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當時，四川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shù)千里內(nèi)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

▲清朝初期的四川，是中國虎患最為嚴重的區(qū)域。

早在公元263年的三國蜀漢末期，四川人口就已高達百萬。到南宋末期，四川人口更是一度增長至近千萬。此后在蒙古軍隊的屠戮下，四川人口銳減，經(jīng)歷明朝初期的移民和繁衍生息，到明朝萬歷六年（1578年），四川全省人口一度恢復(fù)至600萬人。但沒想到的是，明末清初這場歷時40多年的戰(zhàn)亂，竟然將四川再次打回了原始社會。

人退則虎進。

在張懋虎口逃生之前，順治年間，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就向上級匯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僅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據(jù)《南充縣志》記載，當時的縣衙門、學(xué)宮全部成了老虎的洞窟，以致黃夢卜無比感慨地說：“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遠，尚不免于虎毒，而別屬其何以堪哉？”

老虎橫行四川的時候，康熙皇帝也非常煩惱。

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兵攻占了整個四川，但統(tǒng)計人口發(fā)現(xiàn)，整個四川，官方所能掌握的人口竟然只剩下16096丁（戶）、共92000多人。正當清廷開始招徠國內(nèi)各地人口到四川開墾時，不料三藩之亂又起，吳三桂的軍隊進占四川。好不容易恢復(fù)起來的幾萬人口，轉(zhuǎn)眼就在為時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亂中死傷或逃亡殆盡。

曾經(jīng)的天府之國，此時已經(jīng)化為老虎縱橫的人間煉獄。四川殘破，則國家內(nèi)陸不穩(wěn)，于是康熙決定，通過大規(guī)模的人口移民來填實四川，以此來挽救、振興天府之國。

▲“湖廣填四川”真正拉開帷幕，是在康熙時期。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一場歷時200多年、浩浩蕩蕩的“湖廣填四川”運動開始了。

在榮昌知縣張懋匯報從虎口逃生的第二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下發(fā)了一道圣旨，號召大清國的子民積極前往四川墾荒，并表示四川境內(nèi)土地，不管原來是有主還是無主，在沒人耕種和繳納糧稅的情況下，新移民只要愿意去開墾，墾荒土地就全部歸屬新移民。

土地是農(nóng)業(yè)時代人民的命根子。只要愿意開墾，就可以免費擁有夢想中的土地，這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而且，這是由皇帝頒發(fā)圣旨保護、真實存在的“餡餅”。于是在臨近四川的湖北、湖南、陜西、廣東、廣西、江西、福建、云南、貴州等地，在人民的口耳相傳中，一支支奔赴四川的移民大軍陸續(xù)出發(fā)了。

關(guān)于人類的源流，有一個永恒的命題：你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在康熙年間，無數(shù)涌動在移民路上的人們會告訴你：我從湖廣來，要到四川去。

在這場“湖廣填四川”的大移民中，搶先進入四川的人，撿到了大便宜。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移民到四川廣漢的平民張連義，意外發(fā)現(xiàn)他搶先抵達的廣漢涼水井一帶竟然荒無人煙。張連義拿著竹簽和木片到處“插占”，沒多久就圈了2000多畝地。當時，由于長期戰(zhàn)亂后許多土地荒無人煙，因此搶先回川的部分土著和搶先入川的移民們，只要隨便拿個東西“插占”，就可以圈個幾百畝乃至上千畝地。

在四川中江，從湖廣一帶移民來此的劉廷齊，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所占的田地“地界曠遠”，竟然一個多月都不能巡查完，“月余不能履其地”。而在一些偏僻的荒山地區(qū)，當時的新移民甚至“由人手指某處至某處，即自行營業(yè)”。手指到處比畫比畫，你能看到的土地就是你的了，這種在今天聽來近乎天方夜譚的奇聞，卻是康熙中期，大清朝真實存在的四川移民圈地景象。

這種任由移民在四川隨意“插占”土地的奇觀，一度存在數(shù)十年之久。即使到了雍正六年（1728 年），遷徙到四川的移民，還可以由清廷官方以一夫一妻為一戶，“給水田三十畝或旱地五十畝”。

▲康熙年間移民四川的福建人后代陳兆溥，墓碑背面寫：原籍閩省。

平定三藩之亂后，在清廷官方的鼓勵支持下，經(jīng)過湖廣等各地遷徙進入四川的移民，大概每年為8000戶左右。整個康熙年間（1662—1722），湖廣等地進入四川的移民大概為155萬人。當時，四川部分官員急于丈量土地以征繳錢糧，對此，康熙反而不著急。有一次，康熙對四川巡撫年羹堯說：

為巡撫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田畝，增加錢糧，即不得民心矣！

為巡撫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田畝，增加錢糧，即不得民心矣！

康熙的意思是，四川久經(jīng)戰(zhàn)亂、土地空曠，所以先要給移民點甜頭，等到以后條件成熟了，再來清丈土地、征繳錢糧也不遲。

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皇帝開始在整個四川推行清丈土地，并實行按畝載糧、按糧征銀的稅制改革，這也是“攤丁入畝”改革的一部分。

由于到了雍正年間，占了土地要繳稅，于是一些在康熙年間“插占”了大量土地，卻又無力耕種開發(fā)的暴發(fā)戶，不得不將大量土地賤價甩賣。雍正時期的四川，只要一兩銀子就“可購十畝之地”，甚至還“有雞一頭、布一匹而買田數(shù)十畝者；有曠田不耕，無人佃種而饋贈他人者”。

雖然歷經(jīng)明末清初的大規(guī)模戰(zhàn)亂，但實際上，到了康熙、雍正年間，清朝當時的實際人口已突破一億大關(guān)。在湖廣等人多地窄區(qū)域，從四川傳來的土地幾乎不要錢或賤如白菜的消息，震撼了整個湖廣地區(qū)的人民，于是人們扶老攜幼，目標只有一個：

上四川。

以時間來區(qū)分，湖廣填四川大概可分為三個階段。

移民入川的初期階段，大體是順治十六年（1659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此時清廷雖然占領(lǐng)四川，但不久就發(fā)生三藩之亂，以致移民填川的效果很差。

移民入川的第二階段，大體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長達112年。這期間，由于清廷官方頒布“開荒即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由此帶來了大規(guī)模的移民四川熱潮。

而移民入川的第三階段，則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算起，到大概同治年間（1862—1874年）終止。此時期，四川爆發(fā)“白蓮教起義”，再度發(fā)生動亂，加上土地已基本被早期移民瓜分殆盡，所以僅有少量移民入川。

有研究表明，明清鼎革之際，中國進入了第四個災(zāi)害群發(fā)期，由于自然災(zāi)害頻發(fā)，加上地少人多，于是在號稱“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整個清朝時期共有20多萬人選擇了移民四川。

當時，世居福建漳州府南靖縣隱溪的陳氏，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后，整個家族就有2000多口人集體移民四川，并落戶在四川金堂。

乾隆十七年（1752年），原籍福建漳州府龍巖州溪口縣萬安里、時年40歲的徐美周，帶著28歲的妻子韓氏，用一個籮兜，一頭挑著六歲的兒子，一頭挑著僅有六個月大的女兒，就這樣靠著步行和肩挑，硬是走到了四川，并落戶在了今天的重慶市大足區(qū)。

▲湖廣填四川的主要遷徙線路。

當時湖廣填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三條：第一條是由長江水路入蜀，第二條是由川北的川陜周邊旱路入蜀，第三條是由貴州旱路入蜀。

由湖北、湖南入川的移民，最常走的是第一條的水路；由陜西一帶入川的移民，則喜歡走第二條；貴州本省，以及廣東、湖南等相對靠近貴州地區(qū)的移民，則喜歡走第三條路。

但遠離故鄉(xiāng)的路，并不好走。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來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就記載了他們“閱巫山，度巫峽，歷夔[kuí]關(guān)，兩岸猿聲酸他鄉(xiāng)之客，輕舟萬重波驚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趨，經(jīng)月余”，最終從湖南零陵經(jīng)長江水路，抵達四川簡陽的過程。

最早移民四川的路，也是冒險者和苦難者開拓的。

康熙年間，已經(jīng)50多歲的廣東連平人謝子越，聽說四川經(jīng)過長期戰(zhàn)亂后“土?xí)缛讼　保闳徽J定這是“豪杰可乘之機會”，于是攜眷西遷，最終落籍成都華陽。

原籍廣東長樂（五華）的教書先生范端雅，則是因為饑荒走到了四川。雍正年間，粵東地區(qū)連續(xù)多年旱災(zāi)饑荒，面對當時家鄉(xiāng)“凋敝未復(fù)”的窘困局面，這位私塾先生憤然而起說：“大丈夫志在四方，又何必死守故鄉(xiāng)，我聽說四川天府之國，沃野千里，人民殷富，這是上天啟示我前行嗎？”于是，在饑荒和冒險主義的驅(qū)動下，范端雅帶著五個兒子一起移民到了四川，并落戶在了四川敘永。

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從湖北湖南鄰近一帶入川，最快也要一個來月。更遠的例如從廣東、福建等地出發(fā)，則最快要三個多月。由于路途遙遠，很多人為了移民四川，不惜變賣家產(chǎn)，傾盡家財出行。

雍正四年（1726年），來自廣東興寧的廖奕珍，將全部家產(chǎn)變賣后，取得現(xiàn)金120多兩銀子“入川”。當時，廖奕珍帶著妻子彭氏和年齡分別為16歲、12歲和8歲的三個兒子隨行，當他們一家五口歷經(jīng)千辛萬苦，來到四川榮昌縣西街歇息時，已經(jīng)用光了全部盤纏。“當時我們用光了路費，甚至連斗米都沒有，舉目無親，借貸無門，拮據(jù)的境況，真是難以言說。”

為了冒險到四川尋找幸福生活，來自廣東長樂（五華）的鐘宏予，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帶著三個兒子一起啟程入川。走到湖南瀏陽時，鐘宏予已經(jīng)是身無分文。他只得帶著三個兒子留居在湖南瀏陽，靠著砍柴賣柴為生，經(jīng)過“奮力斬棘披荊，樵采三年，珠積寸累”，才終于攢了100多兩銀子。于是，雍正元年（1723年），鐘宏予帶著三個兒子再次出發(fā)，最終歷時40多天，步行到了四川簡陽縣踏水橋，并在當?shù)匕布衣鋺簟?/p>

▲身系銅錢的鄉(xiāng)民：入川的資費是個巨大的問題。

來自廣東的曾廷槐，也在康熙年間帶著弟弟們從粵東出發(fā)入川。當步行到半路時，他們的路費已全部用光。曾廷槐的六弟和七弟都還小，于是二弟主張將兩個年幼的弟弟賣掉來換路費，曾廷槐堅決反對。他說：“兄弟同氣也，忍割同氣以自生乎？親靈必難相容也！”于是，曾廷槐將自己穿的衣服和妻子陳氏的首飾全部賣掉，“以資前行”，最終才得以步行到了四川金堂。后來，他們落戶在四川簡陽，并以租田耕耘謀生。

蜀道難行，蜿蜒崎嶇，卻也彰顯情義。

康熙年間，來自湖南安化的諶[shèn]安仕，靠著一根扁擔(dān)和兩個籮兜，將兩個年幼的弟弟諶安忠、諶安位，一路挑到了四川三臺縣景福鎮(zhèn)。二十多年后，弟弟諶安忠娶妻生子，他的后裔為了紀念伯祖諶安仕千里護弟的情義，特地在景福鎮(zhèn)建了一所“篤祜[hù]祠”來紀念諶安仕。這座祠堂有一副對聯(lián)，聯(lián)文寫的是：

友愛篤前人，三千里外雙肩弟；

賢勞感后輩，二十年來一報功。

友愛篤前人，三千里外雙肩弟；

賢勞感后輩，二十年來一報功。

入川路上，虎患也是嚴峻的考驗。

康熙十年（1671年），四川廣安鄧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鄧紹祖，在從廣東返回四川廣安的途中，“為虎所食”。

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區(qū)，在順慶府和保寧府，甚至發(fā)生老虎成群結(jié)隊游蕩吃人的現(xiàn)象。清初文人沈荀蔚在《蜀難敘略》中記載，順治八年（1651年）春，“川南虎豹大為民害，殆無虛日”。

沈荀蔚記載說，由于虎患太過嚴重，當時在四川省內(nèi)的移民如果要去河邊取水，甚至要組織一幫人馬，敲鑼打鼓持火把，拿著武器才敢出門，以此來恐嚇老虎。但即使是這樣，在清朝初年的四川，還經(jīng)常聽說某某州縣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之得免于刀兵饑饉疫癘[lì]者，又盡于虎矣。”

四川廣安文人歐陽直在《蜀亂》這本書中記載說，當時移民入川的風(fēng)險非常大：

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只），或一二十（只），升樓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聞，聞亦不信。

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只），或一二十（只），升樓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聞，聞亦不信。

歐陽直記載道，有一年夏天，他乘船從四川宜賓去瀘州，竟然見到長江兩岸的沙灘上，有許多又肥又壯的老虎在曬太陽。船靠瀘州時，又見數(shù)十只老虎“逍遙江邊，魚貫而行”。歐陽直有一天夜行，在月光下見到四只老虎，幸虧他藏匿在草間才幸免于難。

比殘酷的虎患更惡劣的，是移民環(huán)境的惡化。

在清廷的政策鼓勵下，整個康熙年間（1662—1722年），來自湖北、湖南、陜西、廣東、廣西、福建、貴州、云南等地的移民前后達155萬人之多。到了雍正時期（1723—1735年），四川開始丈量土地，限制人口流入，此時移民潮有所降低。但到了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 年），清廷再次放開限制，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420萬人。

由于移民劇烈猛增，后來的移民已經(jīng)錯過了早期通過“插占”即可大量占有，或廉價購買土地的黃金時機。在乾隆、嘉慶年間，經(jīng)歷千辛萬苦抵達四川的移民們尷尬發(fā)現(xiàn)，四川早已并非先祖?zhèn)儌髡f中的天堂。無奈之下，他們只得靠著幫人做傭工，或者租田佃種方式謀生。

到了乾隆時期，整個四川的土地已經(jīng)是“開墾殆遍，幾于野無曠土了”。

乾隆八年（1743年），四川巡撫紀山在奏疏中說：“湖廣等地的外來移民，都是錯誤聽信了前人有關(guān)四川地廣人稀的傳言，個個想著要來四川墾荒，卻不知道四川早已沒有荒地可以開墾。”

與康熙年間抵達四川、許多能當上地主的農(nóng)民不同，乾隆年間，四川即使是荒山野嶺，也幾乎都已開墾殆盡。

定居于四川成都龍泉十陵的盧氏入川始祖盧仁彥，當初就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從粵東歷經(jīng)三個多月的艱苦跋涉，才抵達四川華陽。滿以為是到了黃金天堂的盧仁彥，此時才發(fā)現(xiàn)四川早已無地可占。無奈之下，為了養(yǎng)家糊口，盧仁彥在抵達四川華陽的第三天，就開始幫別人耕田。他的二兒子幫人做傭工，三兒子則幫人放牛來謀生。

原籍廣東興寧的14歲客家少年劉秀標，在入川抵達重慶江津縣油溪鎮(zhèn)后，以幫人放牛謀生。所幸這家女主人很有同情心，把他當作兒子一樣照顧，到了晚上還幫劉秀標縫補衣服。由于劉秀標的衣服長期沒有洗滌，不僅又臟又破，而且長滿跳蚤，女主人還將他的衣服拿去“蒸湔[jiān]”。

此前，劉秀標的兄長劉秀桂先行入川。當劉秀標找到哥哥時，才發(fā)現(xiàn)兄長由于幫別人當石匠，不小心被石頭砸傷了腳，傷口化成了膿瘡。于是劉秀標到處為哥哥求醫(yī)問診，好不容易把哥哥的腳治好后，兄弟倆卻花光了所有的錢財。無依無靠的兩兄弟，最終在重慶街頭被迫淪為乞丐。

而劉秀標、劉秀桂兄弟的遭遇，也是湖廣填四川期間，部分赤貧移民艱辛生活的一個縮影。

進入嘉慶年間（1796—1820年）后，隨著四川土地的開墾殆盡，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逐漸減弱，并在同治年間（1862—1874年）后徹底消失。

歷經(jīng)從順治十六年（1659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前后斷續(xù)的移民潮，在湖廣填四川近600萬移民的補充下，四川的人口從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大約50萬人，逐漸恢復(fù)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231.6萬人。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川實際人口突破了1000萬。嘉慶十七年（1812 年），四川人口已達到2071萬。宣統(tǒng)二年（1910年），四川人口更是達到了4800萬。而四川龐大的人口基數(shù)，也為抗戰(zhàn)期間，國民政府依托四川、最終取得抗戰(zhàn)勝利奠定了偉大的根基。

可以說，今天的四川人，融合且激蕩著整個中華民族的血脈，我們唇齒相依，自古一系。

而故鄉(xiāng)，始終是難以忘卻的存在。

在先祖移居四川100多年后，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后來位列“戊戌六君子”之一的進士、刑部主事劉光第（1861—1898）回到了福建武平的先祖故鄉(xiāng)。

劉光第的先祖，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從福建武平縣湘坑湖村，移居四川富順縣杜快鋪盧家嘴。作為四川劉姓族宗返回原鄉(xiāng)第一人，當劉光第返回福建武平時，宗親們特別為他在祠堂舉行了接風(fēng)宴會，并引領(lǐng)他祭拜祖先靈位。此后，劉光第還腳穿麻布草鞋，跟隨宗親祭掃祖墓。為此，劉光第特地寫了一副對聯(lián)，聯(lián)文曰：

數(shù)千里閩蜀一派源流；

十幾世祖孫同年鄉(xiāng)會。

數(shù)千里閩蜀一派源流；

十幾世祖孫同年鄉(xiāng)會。

為了尋找故鄉(xiāng)，民國軍政強人楊森（1884—1977）和他的祖先們，則整整找了200多年。

當初，楊森的先祖楊興階，于康熙年間（1662—1722年）從湖南衡陽縣草塘村移居到了四川廣安，到了民國初年，楊家在四川已繁衍九代，楊森是第七代孫。楊興階在臨死前曾經(jīng)囑咐子孫們說：“我的老家在湖南衡陽草塘，你們有機會時，要去尋宗認祖，切莫忘記。”

楊興階的這個口頭遺囑在四川廣安楊家世代相傳，但子孫們傳到后來，卻把“衡陽”兩個字給傳漏了，成了“湖南草塘”，但湖南有70多個縣，“草塘”究竟是在湖南哪里呢？

▲祖籍湖南的四川軍政強人楊森。

一直到1937年，楊森帶領(lǐng)軍隊出川抗日，入湖南設(shè)防時，幾經(jīng)周折，終于獲悉草塘村是在衡陽。為了迎接楊森回鄉(xiāng)認親，1941年夏天，湖南衡陽草塘村的楊氏宗親們，特地為他舉行了盛大的返鄉(xiāng)認親儀式。楊森則為草塘村的楊氏宗祠題寫了對聯(lián)：

數(shù)傳自巴蜀歸來，得拜祖宗，歡騰一族；

千載冀衡湘子弟，共矢忠勇，捍衛(wèi)中華。

數(shù)傳自巴蜀歸來，得拜祖宗，歡騰一族；

千載冀衡湘子弟，共矢忠勇，捍衛(wèi)中華。

返鄉(xiāng)認祖后，楊森特地在草塘村住了四天，以此懷念鄉(xiāng)情。

記載祖先于乾隆時期從廣東興寧移居四川奉節(jié)的《劉氏考訂族譜》，則有一副聯(lián)詩寫道：

駿馬騎行各出疆，任從隨地立綱常。

年深外境皆吾境，日久他鄉(xiāng)即故鄉(xiāng)。

駿馬騎行各出疆，任從隨地立綱常。

年深外境皆吾境，日久他鄉(xiāng)即故鄉(xiāng)。

他鄉(xiāng)吾鄉(xiāng)，從湖廣到四川，作為中國人，我們始終血脈相連。

參考文獻：

陳世松：《大遷徙：“湖廣填四川”歷史解讀》，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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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光煒：《“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過程》，《四川師院學(xué)報》，1981年第2期

張敏等：《明末清初 “湖廣填四川 ”人口遷徙及其影響》，《常熟理工學(xué)院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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