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神天皇

摘要：應神天皇十六年，百濟王仁獻書日本，一般認為這是漢籍流日的最早記錄。但是對于應神天皇的生活時代，學界歷來存有異說。由于應神生活時代歧說參互，遂而造成王仁獻書日本，亦即漢籍流日最早時間的不能明確。本文對應神生活時代的相關異說進行探源、析論，并借助德川日本學者之著述以及《三國志》等史料，考定應神天皇生活時代在公元3世紀，同時對王仁獻書中的《千字文》做出考證，認為此《千字文》為曹魏鐘繇（151—234）所作。

一

關于日本應神天皇的生活時代，目前歧說有三，日本史學家那珂通世（1851—1908）認為，“應神天皇在位時期，約相當中國南北朝前期”（馮天瑜，《中國人文傳統與中西人文精神講演錄》，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第249頁），中國南北朝始于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終于隋文帝楊堅開皇九年（589），所謂“中國南北朝前期”并無明確年限，大略當指公元420年后的十幾或幾十年；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1897—1975）則以應神天皇十六年為公元285年（見倉石武四郎講述，杜軼文譯，《日本中國學之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一章，第2頁），據此推論，則應神天皇元年為公元270年；但是一般論著在涉及應神天皇生活年代時往往認為在“約4、5世紀之交”（《中國人文傳統與中西人文精神講演錄》，第248頁）“五世紀前后”（黃華珍，《日本奈良興福寺藏兩種古鈔本研究》，中華書局，2011年4月第1版，第181頁）。三說歧互，莫衷一是。

王仁

筆者近讀日本江戶初年著名學者林羅山（1583—1657）的文集，以為其文集中收錄的《王仁小傳》一篇，對于考證應神天皇生活時代裨益良多，頗值參考。茲迻錄《王仁小傳》全文如下：

“王仁者，百濟國人也。吾應神之歷，其國貢來。初，仲哀皇帝八年有神托皇后征新羅國，帝疑而不發。九年春二月，帝俄而崩。于是皇后神功懼帝不用神之言而殂落，冬十月浮海到于新羅。新羅王見我旌旗器仗之壯麗曰：‘傳聞東海有神國名曰日本，此是其神兵乎？不可敵也！’乃素服面縛系頸以組，自持圖籍來于海堧曰：‘愿每歲貢金銀縑帛八十船，不敢屠此國也。’此時高麗、百濟二國主聞新羅降于我，密諜軍勢，知其不克，又自急馳納款曰；‘從今以往，永稱西藩，不絕朝貢。’自茲三韓皆貢于我，當東漢獻帝建安五年也。十月不日（德恒按：日字疑當作貢），官失之也。持統文武已后，其貢漸衰。云應神者，仲哀之子也。及應神崩，太子讓兄而居，難波兄；‘君之命也，父之意也。’亦不即位。王仁恐天下無君幾多日也而作《倭歌》以風諭太子，太子于是乎遂即位，是則仁德皇帝也。或曰王仁以《毛詩》教授為帝之師焉。國史公曰：‘紀貫之有言曰：難波津之歌，淺香山之詞，共是倭歌之父母也。’所謂難波之歌者，謂王仁也。夫王仁之來于本朝也，境異言殊，然以周詩之六義為倭歌之六義，則旨合意同，謂之詩人乎？謂之歌人乎？至如王仁之風君，則詩而周者，歌而倭者，總相宜也。”?《林羅山文集》（下卷），京都史蹟會編，昭和五十四年九月十日發行，第445—446頁。

上引文字中涉及到一個關鍵時間點“東漢獻帝建安五年”，亦即公元200年，這一年仲哀天皇逝世。又據文中“云應神者，仲哀之子也”，可知應神天皇乃仲哀天皇之子，二者生活時代相同、相近。據此而論，既然仲哀天皇逝世于公元200年，那么應神天皇的生活時代也就不可能是“中國南北朝前期”“4、5世紀之交”“五世紀前后”，依據常理，應神天皇卒年不會超過公元300年，也就是說，前文提及的第一、三兩種關于應神天皇生活時代的異說，均可破除。

關于應神天皇生活時代的第一、三兩說，可能都和日本第一部文字典籍《古事記》有關。林羅山以應神為仲哀之子，并以仲哀卒年為公元200年，盡管其依據不可知，但是從林氏記述也可以判斷，逝世于公元200年之仲哀為應神之父，這應該是古代日本儒者的一個共識，不妨即以此“共識”為前提，結合《古事記》對第一、三兩種說法進行檢討。

《古事記》云：“此帶中津日子天皇②御年五十二歲，壬戌年六月十一日升遐，（中略）皇后③御年一百歲而升遐。”（安萬侶著，周作人譯，《古事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18頁）如依“共識”，仲哀卒年為公元200年，將其與神功御年一百歲與《古事記》所記應神天皇“御年一百三十歲”（《古事記》，第131頁）相疊加，則應神卒于公元430年，這基本符合那珂通世“應神天皇在位時期，約相當中國南北朝前期”的說法，也基本符合應神生活時代“約4、5世紀之交”“五世紀前后”的說法。但是兩個說法明顯不能成立，因為如依此二說，即使以仲哀卒年為應神生年，則應神享壽至少為230歲，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再者，《古事記》中的“御年”不當作“御宇之年”解，而是“享年”的意思，因為林羅山《王仁小傳》已明言仲哀“九年春二月，帝俄而崩”，則《古事記》所載“（仲哀天皇）御年五十二歲”，只能解釋為仲哀卒年五十二。準此而論，仲哀生卒年為公元149—200年。當然，即使將“御年”解為享年，則神功與應神的“享年”仍然無法得到合理解釋，因為倘若神功享年一百歲，則其生育應神之年為五十三歲（參考下文），不合常理。至于應神天皇享年一百三十歲，亦乖于常理。另外，如依“共識”，則仲哀逝世之年（200）為庚辰年，并非“壬戌年”，足見《古事記》不盡可據。

再看第二種說法。倉石武四郎以應神天皇十六年為公元285年，這符合應神天皇卒年絕不會超過公元300年之格限，倉石的依據應該是《日本書紀》。據《日本書紀》卷九，自仲哀死后，神功繼統日本六十九年，故至應神元年正好為公元270年。這也說明，倉石武四郎以公元285為應神十六年的觀點也是建立在“共識”基礎上的。

二

那么，神功皇后是在什么情況下執政日本的，她執政長達六十九年之久是否可信？《古事記》對仲哀天皇及其死后史事之記述，對于我們深入認識此階段日本政局之復雜性啟益良多，雖然《古事記》的記述不免神話傳說色彩。

據《古事記》，仲哀天皇“娶大江王的女兒大中津比賣命而生的王子，香坂王，忍熊王，凡二位。又娶息長帶比賣命，這王后所生的王子，品夜和氣命，其次大鞆和氣命，又名品陀和氣命，凡二位。”（《古事記》，第112頁）其中的“息長帶比賣命”即神功皇后，“品陀和氣命”即應神天皇。仲哀天皇之死，充滿離奇色彩，據《古事記》，“皇后息長帶比賣命（神功皇后）當時為神所依附。爾時天皇在筑紫的訶志比宮，想要去擊熊曾國的時候，天皇彈著琴，建內宿禰大臣在齋場，請命于神。皇后乃降起神來，說神的教示道：‘西方有一國，黃金白銀，以至種種照耀人眼睛的珍寶，其國多有，我今將其國賜給你們。’爾時天皇答道：‘走上高的地方，往西方望去，不見國土，只有大海罷了。’謂神說假話，推開琴不再彈，便默不作聲了。于是其神大為惱怒，說道：‘凡是這個天下，不是你所應該治的。你就只向著你的路一直下去吧。’于是建內宿禰進白道：‘至為惶恐，請天皇仍舊彈那琴吧。’天皇乃把琴稍為拉過來，勉勉強強的彈著，那時不久就不聞琴聲了。即點起火來看時，卻已經升遐了。”④（《古事記》，第112—113頁。又，《日本書紀》卷八記載仲哀天皇之死，“九年春二月癸卯朔丁未，天皇忽有痛身，而明日崩。”崩后注：“時年五十二，即知不用神言，而早崩。一云天皇親伐熊襲，中賊矢而崩也。”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慶長四年（1599）刊本，卷八第6頁）以上引文提供了這樣一個基本信息：仲哀天皇并非正常死亡，能夠降神的神功皇后是在主張征伐西方之國不果后，驟然發怒，之后仲哀便詭異而逝。如將此“基本信息”做進一步推論，則是主張征伐西方之國的神功皇后借助巫術降神的手段，暗害了并不主張征伐西方之國的仲哀天皇。仲哀天皇死后，“于是驚惶恐懼，遷到殯宮那里，（中略）舉行國之大祓，也命建內宿禰在齋場，請命于神。其所教示，具如前日那樣⑤，神教諭道：‘凡此國土，為此王后腹中的王子所應治的國。’”（《古事記》，第113頁）這是神功皇后借助“大祓”再次以神意來控制人心，并進一步通過神意申明自己腹中之子將來要繼承王位，這個腹中之子就是未來的應神天皇⑥。還當注意到，在神功皇后兩次降神的過程中，“建內宿禰”都起到協助的作用，他顯然是神功皇后的有力支持者。“大祓”之后，神功皇后治下的日本開始征伐西方之國，“于是具如神所教示，整備軍隊，將多數船只并排著渡過去的時候，海里的魚類不問大小，悉出來背負船只而渡。爾時順風大作，船跟著波浪前進。其御船的波浪，涌上新羅國，已及國土之半。因此國王乃大畏懼，上奏道：‘今后當遵天皇的命令，愿為飼馬的人，使每年多船船腹不干，舵楫常濕，永行供奉，與天地共無休止。’是故遂定新羅國為御馬飼，以百濟國為渡所的屯倉。因以杖立于新羅國主的金門，使墨江大神的荒魂為國之守神，祭祀而還。”（《古事記》，第114頁）剔除這段記述中的神話傳說成分，此記述實與林羅山《王仁小傳》中的記載相合。

綜合《古事記》中相關信息可說，在借助神意主張西征的神功皇后暗害仲哀天皇之后，便發動了對新羅、百濟等國的戰爭，結果朝鮮半島盡成日本“西藩”，納貢日本。而值得注意的是，當仲哀逝世之時，應神尚在神功腹中，如依林羅山《王仁小傳》，以公元200年為仲哀卒年，則應神完全可能活到公元285年，也即倉石武四郎認為的應神十六年。既然仲哀逝世時，應神尚在神功腹中，而神功又擅以巫術控制、籠絡人心，那么在仲哀死后，日本必然有很長一段時期為神功皇后所統治，只是這段時期竟有六十九年之久，這仍然不能不令人生疑。關于這一點，或可借助陳壽《三國志》破解之。

陳壽《三國志》卷三十《魏書》第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載：“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余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16年8月版，第854頁）“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三國志》，第854頁）“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三國志》，第856頁）“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于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三國志》，第856頁）“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三國志》，第856頁）“景初二年（238）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三國志》，第857頁）“正始元年（240），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中略）倭王因使上表答謝恩詔。其四年（243），倭王復遣使（中略）。其六年（245），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247），太守王頎到官。（中略）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余步，狥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余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三國志》，第857—858頁）

從以上剪裁出的史料不難看出，在中國曹魏時期（220—265），日本曾有一個“女王國”，此女王國自公元238年與魏通使，公元247年女王卑彌呼逝世，其十三歲的宗女壹與繼任女王。此女王卑彌呼及其宗女壹與主政日本的年代正與神功皇后統治日本時期相合，而且神功的“為神所依附”與卑彌呼的“事鬼道，能惑眾”適相吻合。卑彌呼主動與曹魏通使建交，與神功皇后力主征伐西國，也存在某種相似性乃至一致性⑦。又據《古事記》，“帶中津日子天皇（仲哀天皇）在穴門的豐浦宮及筑紫的訶志比宮，治理天下”（第112頁）“皇后息長帶比賣命（神功皇后）當時為神所依附。爾時天皇在筑紫的訶志比宮”（第112頁）而“伊斗村”（第115頁）又地處筑紫國。結合《三國志》中的“常治伊都國”來看，此主持政務的常駐地“伊都”應該就是筑紫國的“伊斗”，也就是說，卑彌呼和神功皇后治國理政的地點相同。這種種相同或相近，恐怕并非偶然。

如果卑彌呼與神功皇后為同一個人，那么自仲哀于公元200年卒后，神功統治日本，至公元247年神功卒歿，神功宗女壹與統治日本，直至公元270年，仲哀與神功之子應神天皇才取代壹與開始統治日本。依此推論，則應神主政之年已七十歲，十六年后，應神天皇八十六歲。也就是說，倉石武四郎以公元285年為應神天皇十六年能夠得到比較合理的詮釋。

綜合以上考論，總結如下：

依據林羅山《王仁小傳》，日本應神天皇的生活時代當在公元3世紀，倉石武四郎以公元285年為應神天皇十六年，能夠得到比較合理的詮釋。以應神天皇的生活時代為“中國南北朝前期”“4、5世紀之交”“五世紀前后”的觀點，均是誤從《古事記》所致，是不正確的。

三

之所以要對日本應神天皇生活時代進行嚴密堅確考證，主要是由于應神的生活時代直接與王仁攜漢籍入日事件相關，而這是判斷漢籍流日的最早文獻依據。但是如以應神天皇十六年為公元285年，則此時王仁赴日是否能夠攜帶《古事記》中提到的《千字文》，仍為一大疑問，本節試對此問題予以析論。

據《日本書紀》卷十，“（應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即養于輕坂上廄，因以阿直岐令掌飼，故號其養馬之處曰‘廄坂’也。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即大子菟道稚郎子師焉。于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于百濟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第7—8頁）“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達。故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第8頁）

《古事記》中關于王仁的記載與《日本書紀》略有差異，其文云：“百濟國王照古王以牡馬一匹，牝馬一匹，付阿知吉師上貢。此阿知吉師為阿直史等的祖先。王又貢橫刀及大鏡。又命百濟國道：‘若有賢人，亦上貢。’于是受命進貢者的人的名為和邇吉師，即以《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付是人上貢。此和邇吉師為文首等的祖先。”（《古事記》，第125頁）

兩相比勘，知《古事記》中的和邇吉師即《日本書紀》中的王仁，阿直岐與王仁，則是最早將漢籍傳入日本的人。依據前文所述，日本之所以能夠通過百濟獲得中華文化，是由于神功皇后發動了對朝鮮半島的戰爭，使百濟、新羅等國成為日本的“西藩”。

《日本書紀》與《古事記》在記述王仁事件中的明顯相異處在于，《日本書紀》只寫到王仁能讀經典、能傳授經典給菟道稚郎子，而《古事記》則記載了王仁攜《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上貢日本。由于在人們的一般觀念中，《千字文》乃南朝梁代周興嗣（469—537）之作品，因此，曾有學者對于王仁何以能夠在應神十六年（285）便將周氏《千字文》攜入日本抱有疑問，這或許也是那珂通世等學者之所以將應神天皇生活時代延后的一個原因。實際上，這個“疑問”不難解釋，一方面，《日本書紀》并未記載王仁入日攜帶任何典籍（或者說并未記載王仁入日攜帶典籍之名目），另一方面，此處的《千字文》未必是梁代周興嗣所作。正如倉石武四郎所言：“此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疑問，而對它的解答也莫衷一是。如新井白石在《同文通考》中認為傳入的并非《千字文》，而是其他諸如《凡將篇》、《太甲篇》、《急就章》等小學類書籍。又比如谷川士清在《日本書紀通證》等書中指出，雖同為《千字文》，但此《千字文》應是魏人鐘繇（151—234）所著《千字文》。而本居宣長則在《古事記傳》等中指出，這根本就是傳聞之誤。”（《日本中國學之發展》，第一章，第2—3頁）法國學者伯希和則認為“《古事記》的記述就和日本的年代一樣很難令人相信。而對于宣長提出的，《日本書紀》中沒有這個書名的記述是因為恥于上代無書，故欲掩蓋此時方有傳來之實。”（《日本中國學之發展》，第一章，第3頁）綜觀以上諸觀點，筆者以為，倘若王仁確于應神十六年將《千字文》一卷攜入日本，則谷川士清以《古事記》中《千字文》為鐘繇所作《千字文》的觀點比較可取。據《三國志》卷三十《魏書》第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三國志》，第848頁）“桓、靈之末，韓濊強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后倭、韓遂屬帶方。景初⑧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三國志》，第851頁）由以上引文可見，不僅東漢末年有大批漢人流入韓國，而且在魏明帝景初年間，還曾派兵平定韓濊所屬之郡，據此而論，在東漢末年乃至魏明帝景初年間必定會有漢籍流入韓濊地區，而做為曹魏名臣亦是著名書法家的鐘繇，其所書《千字文》流入韓濊地區，也就極有可能。因此可說，《古事記》中所載王仁貢獻給日本的《千字文》基本可以判定為鐘繇的作品。

依據以上所考，則應神生活時代與王仁獻書日本，以及王仁獻書名目之間，彼此吻合融洽，不存在任何捍格，應神生活時代與王仁攜書入日均能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另外，“據朝鮮史籍《三國史記》記載，三世紀時，《道德經》《列子》開始在百濟、新羅社會中傳播。”（劉固盛，《<道德經>帶給我們的文化自信》，《光明日報》，2017年6月24日第11版）此可做為三世紀漢籍由朝鮮傳入日本之輔證。本文的最后結論是：應神天皇十六年為公元285年，這一年，百濟王仁獻書日本，所獻書籍中的《千字文》，為曹魏鐘繇（151—234）所作。

注解

①此引文標點為筆者所加。

②帶中津日子天皇即仲哀天皇。

③中略皇后即神功皇后。

④又，《日本書紀》卷八記載仲哀天皇之死，“九年春二月癸卯朔丁未，天皇忽有痛身，而明日崩。”崩后注：“時年五十二，即知不用神言，而早崩。一云天皇親伐熊襲，中賊矢而崩也。”

⑤也就是說神意再次主張征伐西方之國，那么隱含的信息就是：仲哀之死，是由于他阻礙了神意征伐西方之國的主張。

⑥所謂應神，大概即取“順應神意”之意。

⑦神功既以百濟、新羅為外藩，則不難通使中國。

⑧景初即魏明帝曹睿年號，237—239年。

引用作品

馮天瑜：《中國人文傳統與中西人文精神講演錄》。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

倉石武四郎講述：《日本中國學之發展》，杜軼文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黃華珍：《日本奈良興福寺藏兩種古鈔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林羅山文集》（下卷），京都史蹟會編，昭和五十四年九月十日發行。

安萬侶：《古事記》，周作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劉固盛，《<道德經>帶給我們的文化自信》，《光明日報》，2017年6月24日第11版。

本文刊于吳格非、蔣棟元主編：《多元文化視野下的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版，第108—114頁。

作者簡介：張德恒（1985—），河北唐山人，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博士后，主攻東亞經學、魏晉南北朝及唐宋文學、古琴史。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日本德川時期的中國《春秋》學研究”（項目編號：18CZW032）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